1928年9月下旬，古老的彭城大地，經過當年最高氣溫43.3攝氏度熾熱薰烤的人們，已經感受到秋日的涼爽和愜意。一位細條身材、清瘦精干的小伙子，大步流星地走在通往賈汪的小道上。

他叫鹿周繼，1901年出生于徐州市邳縣戴莊鄉野場村一戶貧寒農家，1926年在湖南長沙當鐵路工人時加入中國共產黨。1927年5月，參加湖南省總工會領導的罷工斗爭，遭到許克祥軍隊的鎮壓被解雇。1928年3月，與中共銅山縣委取得了聯系。根據江蘇省委負責人李富春關于“要特別注意兩路(津浦、隴海)、一礦(賈汪煤礦)和城市軍運工作”的指示，受中共銅山縣委委派，鹿周繼只身前往賈汪煤礦，開始他傳奇的地下斗爭：到賈汪僅三個月，便成功組織了徐州煤礦第一次工人運動——“窯木斗爭”，首戰告捷。時隔10個月，再次組織工人運動——徐州煤礦史上著名的罷工斗爭“大鬧鐵道門”，威震全國。1930年春天離開賈汪煤礦，當地革命斗爭跌入低谷。1941年他重返賈汪煤礦，組織“紅糧斗爭”，再次取得重大勝利……

漫漫黑夜，礦工生活凄慘悲苦，不堪屈辱，急需拯救于水火之中。

賈汪，原名賈家汪。因其東南角有股山泉流溢，匯成一個小汪塘，被一賈姓人家占有，故起名“賈家汪”，主人曾貼過一副春聯炫耀：“門對青山龍虎地，戶臨綠水鳳凰池”。

1880年夏天，賈汪地區大雨如注，山洪暴發。村民周勉到后王莊北側孫家林附近砍柴，意外發現山洪沖刷過的山凹處露出了黑炭，他不經意地用隨身所帶工具杵了杵，不想黑炭面積越現越大。他欣喜若狂地快步跑回家中，拿來鐵锨等工具進行刨挖，揭開了沉睡了億萬年的黑色面紗，賈汪這個名不見經傳的小村莊開始引人注目，歷經磨難坎坷，幾度興衰起伏。南京候選知府胡思燮、廣東商人吳未熊、北佯軍閥袁世凱族弟袁世傳、民族資本家劉鴻生、日本侵略者和國民黨政府，先后在賈汪勘探辦礦。起初大都采取原始舊式開采法，手工刨掘，使用一米多長、0.7米寬、0.5米高的的橢長型柳條框裝煤，礦工們嘴銜油燈，用繩索背在肩上，弓著身子，將裝在柳條框中的煤炭，一步一步拖拉運出，俗稱拉拖。

為更多地獲取利潤，減輕負擔和精力，礦方實行把頭制度，將生產任務定量、定價包給包工柜把頭，自負盈虧。每個包工柜設有大把頭、二把頭、三把頭，經過多重剝削，工人每天掙到手的工錢微乎其微。把頭規定，從事井下刨掘工作，每人每天給50枚銅元，運煤者每人30枚，其他雜工每人20枚。當時一角銀元可換銅元30枚，井下最辛苦的刨掘工人每日也只有0.17元，其他雜工每人每日只有7分錢。按照當時的食品價格，每人每天最少需要0.18元，才能維持最起碼的生活。即使最辛苦的刨掘工工作一天，也只能勉強掙夠自己的基本生活費，根本無法養家糊口。

把頭還與當地地痞、流氓勾結，壓榨工人，制訂了許多苛刻的“窯規”，如礦工下窯必須領工牌，如果領不到工牌就不能下井，為了掙得一點活命錢，工人們往往三更半夜就到礦門口排隊。領牌后進礦，需經盤查和搜身。需小把頭用棍子在頭上敲打一下，即所謂的點勾。還有包括做工期間不得偷懶歇息等等。包工柜門前豎著吊打礦工的木架，誰犯“窯規”，就被吊打。一旦體弱有病不能下井勞動，便永不雇用。礦工們在極其惡劣的條件下，艱難生存，受盡折磨和屈辱。

一個冬天的早晨，呼嘯的北風，吹進幾乎沒有遮攔的井口。工人陳啟哲，身穿爛褲破襖，光著雙腳，凍得直打顫，實在難以忍受，就到井口的火爐旁烤火取暖，沒注意坐到了把頭的木墩子上。把頭手拿白臘條子走過來，對著陳啟哲的頭部和胳膊狠狠地抽打。打得陳啟哲渾身是血，不能動彈。工友們張金棟、梁二喜等人看在眼里，恨在心里，滿腔怒火，忍不住地喊了幾聲：“不許打工人!”隨即遭到無情的棒擊和恐嚇。礦工馬五、李興其、馬宣付和邵士銀4人只有一條褲子，誰上井誰穿。礦工李福田四季只有件爛褂子，破了補，補了穿，20多年，褂子補成了小襖，重達15斤。

1927年春天，賈汪西市溝里，躺滿了饑餓的人群，其中有許多幼童。他們身上插著草標，任人挑選買走，換得一點度命口糧。礦工李大方的小妹，只有七歲，無奈被賣掉，也只換得3斗雜糧。當她知道自己被賣后，哭鬧著死活不愿離開，跑出去鉆進鄰居柴草垛里藏了四天四夜，最終還是被找到。李大方站在自家院里，不敢出來見小妹最后一面，只是從手指寬的門縫里，偷偷地看著買家把小妹強行拉走，小妹急得在地下打滾，撕心裂肺地哭喊著，他強忍著轉過身去，無力地躺倒在地上，兩手捂著雙眼，嚎啕大哭……正如當時在賈汪礦工中流傳的歌謠一樣：“窯啊窯，窯啊窯，不養老來不養小，一生出盡牛馬力，死時不知哪里倒。”

到賈汪僅三個月，鹿周繼第一次組織了工人運動----徐州煤礦第一次工人運動“窯木斗爭”，首戰告捷。

1928年9月，鹿周繼來到賈汪煤礦后，利用當礦工的條件，經常與工人們一起聊天、拉家常、交朋友，以通俗易懂的道理，揭露資本家對工人的殘酷剝削，宣傳黨的主張和勞苦大眾團結鬧翻身的思想，幫助他們提高覺悟。有一次，他問一位工友：

“你知道資本家的錢財從哪兒來的嗎?”

“……”工友答不上來。

“那你一天挖多少炭應該知道吧?”

“知道，一天能挖30車炭。”

“30車炭給你多少工線?”

“4毛。”

鹿周繼用算細賬的方式啟發這位工人：“你一天刨30車炭，相當于105斛，一斛炭賣一塊六，一共能賣168塊錢，結果你自己僅得到4毛錢，其余的錢都進了資本家的腰包了，你說是不是?”

工友恍然大悟：“對，對，對!我明白了，他們的錢就是這么得來的呀!”

通過深入交談和點撥，礦工們逐步開始認識到一些普通道理。

這年秋天，賈汪礦區連續5個多月未見有效降雨。糧田干裂，手指寬的網格狀，縱橫交錯。蝗災嚴重，密度達到每平方米1000多只，起飛時成群成片，遮天蔽日。降落時地下鋪滿一層，密密麻麻。所過之處，農作物幾乎全被啃光，受災面積多達10萬余畝，秋糧減產80%以上。人們焦慮地望著久旱無雨的天空，仰天長嘆，默默祈禱，企盼早降大雨，給萬物以滋潤，緩蝗蟲之災情。

上海遠記公司與賈汪煤礦公司簽訂了代辦合同后，煤炭生產一度有所恢復，日產量達到500噸，但總經理李劍池，原是一名律師，辦礦本非所長。生產初步恢復，經營形勢稍有好轉后，他未經確切勘探、認真設計，即投資在礦場西南開鑿四號井、五號井，大量收購“窯木”用作支護。但礦方所購木料只打欠條不付錢款，還常常派出礦警，對前來討要木料錢的工人和村民進行謾罵毆打，人們憤怒之極，猶如一堆干柴，只差星火即可燃燒。

鹿周繼立即將礦場情況分別向中共徐海蚌(徐州、海湖、蚌埠)特委和中共銅山縣委匯報，建議組織一次斗爭，打擊資本家的囂張氣焰，維護礦工和村民的根本利益。中共徐海蚌特委和中共銅山縣委經過認真研究和分析，一致認為，時機已經成熟。

事不宜遲，大家分頭行動。趙龍云親自寫了一份通告：“敬告四方親友，凡出售給遠記公司窯木沒給錢的，請務必于農歷十一月十二日持欠條到賈汪官房子門前集合要賬，到期不去者，欠條作廢。特啟”。

隆冬深夜，月牙早已不見了蹤影，大地上灑下一層厚厚的銀霜。興奮的鹿周繼，沒有絲毫寒意。他從滿天繁星中看到了那顆眨巴著眼睛的啟明星，敞開舊棉衣，邁著堅定的步伐，連夜趕回礦上，頂著寒風把通告一張張地貼了出去。貧瘠而有些許喧鬧的礦區，露出了黎明前的曙光，偶爾傳來一兩聲狗的吠叫，被陣陣清脆的公雞鳴叫聲淹沒，仰望初現魚肚白的東方，鹿周繼自言自語地說了句：“天要亮了。”

1928年12月23日，農歷十一月十二日，經過鹿周繼等人的周密部署和精心發動，周莊集、黃集、邵家樓、薛家湖、牛樓、小塔山等地的800多名工人和農民，陸續來到賈汪煤礦南場子。徐海蚌特委書記蔣云腳穿青布鞋，身著粗布短褂，頭戴一頂舊氈帽，與特委委員張仲逸一起趕到賈汪，坐鎮東門外“馬家飯店”指揮斗爭。

鹿周繼和經過改組剛到任的銅山縣委書記趙龍云一起，分別穿著一身舊棉襖，揣著提前轉買的兩張欠條，領著人們去找遠記公司的管賬先生，但管賬先生早已聞風而逃。鹿周繼鼓動人們砸開賬房屋門，然后去官房子找礦場經理李劍池。李劍池見勢不妙，即令手下緊閉大門。

“李劍池滾出來，滾出來!”一向溫順的人們發出了震耳欲聾的怒吼。但李劍池跟縮頭烏龜一樣，始終不肯露面。

急中生智，鹿周繼喊來了10多名青壯年，扛來一段又粗又圓的木棒猛撞大門。隨著“咚咚”幾聲巨響，礦場經理辦公的官房子大門被撞開了。人們跟隨鹿周繼潮水般地涌進了大院，齊聲喊道：“還我窯木錢，還我窯木錢!”

李劍池驚恐地命令偽礦警隊鎮壓，當場就有一個農民被刺傷。偽礦警隊長劉德藩見鹿周繼始終走在前面，便皺著眉頭，歪著腦袋，斜著雙眼，狡黠地問道：“你煽動鬧事，把你的欠條拿來看看!”

鹿周繼不慌不忙地掏出早已準備好的35吊錢的欠條，在空中揮舞著，氣憤地說：“今年持續干旱，蝗災嚴重，眼下年關已近，沒有辦法我們才賣樹，可你們到現在都不給錢，還經常打罵我們，是何道理……”

兩個礦警不容分辯，一邊一個扭住鹿周繼，雙方開始撕扯起來。

見此情形，人群中的趙龍云急忙登上旁邊的一個高石墩子，大聲喊道：“遠記家開礦憑什么?憑他們有錢嗎?可他們有錢不還賬，分明就是想賴賬!各位兄弟爺們，咱們人窮骨頭不能軟，他們欠賬不還，還抓咱們的人，今天咱們一定要討回公道!”在他的鼓動下，群眾的情緒更加激動，幾百人一哄而上，不顧礦警們粗暴的阻擋和攔截，沖進了李劍池的辦公室。

狡猾的李劍池害怕事態進一步擴大，擔心群眾砸了他的保險柜，無奈之下，狼狽地與群眾見面，并讓選出代表進行談判。人們立即選出鹿周繼、趙龍云等5名代表。

此時的李劍池，沒有了往日的威風，裝出一副可憐而慈悲的樣子，答應先付清5名代表的欠款，但遭到代表們的一致拒絕，強烈要求把欠大伙的錢全部還清。

李劍池見代表們不懼威脅，不受利誘，便使出無賴伎倆，答應先支付百分之二十的欠款，余款以后再說。代表們堅決不同意，義正詞嚴，據理力爭。懾于工人和四鄉群眾的威勢，李劍池最終同意先償還30%的窯木欠款，其余70%欠款保證在10天內還清。得到這樣的答復后，人們才有組織地陸續散去，徐州煤礦第一次工人運動初戰告捷。

在隨后幾個月里，按照中共銅山縣委的指示，鹿周繼充分利用在群眾中的威信，重點培養骨干力量，先后發展了丁勝銀、周彥清、馬廣勝、齊廣元、鹿美繼等6名共產黨員。

1929年5月，徐州煤礦第一個共產黨支部——賈汪煤礦特別黨支部正式成立，鹿周繼眾望所歸，當選第一任黨支部書記。

寒冬過后是春天。幾聲巨雷響過，久旱逢甘霖，春雨洗禮后的常青樹愈發蔥翠，飽經風霜嚴寒的各種花木迫不及待地競相含苞欲放，原本枯黃的雜草露出了些許嫩葉尖芽，伴隨著溫暖的東風，充滿著希望和無限憧憬的春天，已經悄然來到賈汪這片古老的黑色熱土地上。

1929年5月10日，這天原本十分普通而平常，可對于賈汪煤礦而言，注定是一個具有重大歷史意義和劃時代的喜慶日子。

當天晚上8點多鐘，中共江蘇省委、徐海蚌特委書記蔣云，委員張仲逸，銅山縣委書記趙龍云和鹿周繼等人，悄悄地走進賈汪大泉村北一間簡陋的小屋內。一盞邊沿有兩個豁口的破舊油燈，不停地跳閃著燈花。微弱的光線，照著幾張粗糙的黑臉和幾雙炯炯有神的亮眼。大家用力握住對方的手，不停地搖晃著，久久不愿松開。隨后，丁勝銀、周彥清、馬廣勝、齊廣元、鹿美繼等人也先后從四面八方趕來，激動之情溢于言表，喜悅之色掛在臉上。

經上級黨組織批準，賈汪煤礦第一個共產黨支部——賈汪煤礦特別黨支部正式成立了。鮮紅的黨旗，懸掛在小屋的后土墻上。在莊重而神秘的會議上，鹿周繼以較強的組織活動能力，以及“窯木斗爭”中的出色表現，當選賈汪煤礦特別黨支部書記。蔣云、張仲逸、趙龍云等人對鹿周繼組織的這場斗爭給予了充分肯定和贊揚，認為“窯木斗爭”打擊了反動資本家的威風，廣大礦工和農民有所覺醒，黨員形象得到了初步展現。會議還傳達了銅山縣委發出的《為黃花崗紀念日告全體工農兵學生勞苦群眾書》。中共江蘇省委、徐海蚌特委書記蔣云代表上級黨組織，要求賈汪煤礦特別黨支部充分發動，采取各種形式和有效方法，團結更多的礦工和群眾，取得抗爭的更大勝利。

此次會議的圓滿召開，意味著一個新的革命火種在沉沉黑夜中點燃，斧頭、鐮刀組合的鮮紅旗幟在賈汪這塊黑色的土地上空高高飄揚，在徐州、江蘇省乃至全國億萬礦工心中樹立起一座永垂千古的不朽豐碑。

時隔10個月，鹿周繼再次成功組織了一場工人運動----徐州煤礦史上著名的罷工斗爭“大鬧鐵道門”，威震全國。

1929年6月份，徐海蚌特委多次領導農民武裝暴動失敗，為使徐州黨組織免受更大損失，中共江蘇省委決定撤銷中共徐海蚌特委，中共銅山縣委也隨之解體。隨后指派滬寧特委巡視員陳治平、中央特科蔡一平到徐州恢復黨組織。9月2日，江蘇省委批準成立徐州縣委，陳治平任書記，鹿周繼、鹿世昭、蔡一平為縣委委員，銅山縣委書記趙龍云為候補委員。

這年10月，賈汪遠記公司開鑿四號井、五號井，打進100多米不見炭層，投入大量資金無法收回，便設法轉嫁損失。他們以一號井失火封閉和煤炭運輸不暢為由，惡意克扣工人4個半月的工資。產業工會(徐州煤礦史上的第一個產業工會，成立于1928年4月，推選傅宗岐為工會常務理事，王振遠為指導員，楊振廷、陳子麻為理事)多次跟礦場經理李劍池交涉，資本家均以各種理由和借口搪塞和推脫，并想出各種花招，變本加厲地坑害工人。他們以炭票抵工資，發給工人的炭票面值是0.64元，實際到工人手中的炭票僅值0.22元。炭票不能買糧食，還必須買遠記公司的炭。為了養家糊口，工人們不得不忍饑挨餓，堅持下井，甚至以樹葉、樹皮、野菜充饑。工人中流傳這樣的歌謠：賈汪窯，倒霉蛋，三個車頭爛對半。三號井，不出炭。大煙筒，裂兩半，七道箍，八道絆。袁世傳，不撥錢，陳子安，不見面。煤炭票，不頂錢，苦得窯戶賽黃蓮。

為幫助工人們討還欠款，拯救于危難之中，鹿周繼一邊組織地下黨員和骨干群眾四處散發傳單，張貼標語，揭露反動政府和煤礦資本家對工人、農民的剝削，一邊多次找到工會常務理事傅宗岐，經過反復引導啟發，傅宗岐及時召開了工會常務理事會議，反復研究和商討，決定再次罷工，揭露資本家的惡意行為。礦場經理李劍池似乎也預感到什么，急忙收拾財物準備逃回上海。鹿周繼得到消息后，立即與傅宗岐商量，決定提前罷工。按照事先安排，讓鍋爐房工人姚成才拉響汽笛作信號，1000多名礦工聞聲停工停產，操起锨把、鐵棍，擁向鐵道門，高喊著“不補發工資，決不復工”的口號，將李劍池的住宅“官坊里”包圍，禁止人員出入。

礦場經理李劍池多次尋找機會逃跑，均被工人堵了回去。無奈之下，李劍池派偽礦警隊稽查員閆景富帶著3000塊大洋，收買工會委員，遭到嚴詞拒絕。李劍池假惺惺地表示愿意與工人談判，故意拖延時間，同時派人帶著5000塊大洋，到徐州警備司令部，買通了警備司令馬鴻奎，軍閥馬鴻奎派出一支40多人的騎兵隊，趕來鎮壓工人，保護李劍池。

在鹿周繼等人的發動之下，工人們不畏強暴，拿起鐵锨、棍棒奮勇搏斗，攔截火車時，遭到警備司令部騎兵的刀砍、槍擊，工人們拾起鐵道上的石塊繼續還擊，礦工張振元身上四處受傷仍不退卻。經過兩個多小時的周折，李劍池在騎兵隊員的全力保護下，好不容易逃上了小火車。一名騎兵隊員用槍逼著小火車司機魏寶云開車沖出去，魏寶云不畏強暴，大義凜然地說：“沒有工會常務理事的命令，我決不開車!”騎兵隊員喪心病狂地向魏寶云的大腿開了一槍。礦工們見小火車沒有啟動，急忙關上鐵道大門，扛來鐵棍將鐵門頂上，手挽著手，站在門前全力攔截。

馬鴻奎的騎兵們紛紛趕來，掄起大刀砍傷丁玉順等工人，見工人們堅貞不屈，仍然不肯退讓，竟然開槍打傷了6名工人，拉著李劍池強行逃出。鹿周繼果斷地組織工會常務理事傅宗岐、指導員王振遠、理事揚振廷、陳子麻等5名代表，坐火車趕到徐州與軍閥馬鴻逵交涉。通電全國，控告資本家克扣工人工資，勾結軍閥部隊鎮壓煤礦工人的罪行。徐州市各界工人走上街道，集會聲援，打出“堅決反對鎮壓賈汪礦工”、“不能克扣工人工資”等標語橫幅，游行示威，全國各地先后發來34份電報表示慰問。

在強大輿論和工人的強烈要求之下，李劍池被迫作出了讓步，答應了工人們的要求，補發了所欠礦工的全部工資，并給受傷工人發放了養傷費，震驚全國的“大鬧鐵道門”罷工斗爭在勝利的凱歌中宣告結束。

受此斗爭影響，銅山板橋一帶20多個村莊的1000多名群眾組織開展“白布會”，展開反抽布捐的斗爭。微山湖幾千群眾掀起抗官租斗爭，馬山、李莊、行山等雇農和郊區農民自發組織開展了增資、減租等斗爭。一時間，礦區周邊群眾斗爭風起云涌，沉重地打擊了資本家的囂張氣焰，為黨組織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1929年11月14日，中共銅山縣委向江蘇省委報送的工作報告中，對鹿周繼等地下黨組織的作用給予高度評價：

“……工人這次斗爭在組織上有很大進步。過去賈汪工人斗爭很久地停滯在原始式的無組織的狀態中，這次斗爭是工人自主的完全參加，且堅持5天之久，還能組織糾察隊去站崗，這都是賈汪工人在斗爭中組織進步的表現……破除了過去工人的幻想與畏懼心理……要加強對于賈汪工人支部的工作指導，幫助鹿周繼同志……”

革命跌入低谷，鹿周繼等共產黨人，堅持開展地下活動，抗擊日本侵略者。

1929年12月24日，古老的彭城，普降大雪，地面平均積雪達到30厘米，氣溫驟然降到零下19攝氏度，滴水成冰，屋檐冰柱足有一米多長，這是徐州地區有記載以來最低氣溫。

與如此寒冷的冬天一樣，中共徐海蚌特委經歷了一段低潮時期。1930年初，鹿周繼因工作需要調離賈汪煤礦。而就在這一年，徐州黨組織貫徹李立三“左傾”路線，組織吳窯暴動失敗。當年7月，中共徐海蚌特委根據省委指示，兩次給中共銅山縣委發出有關起義的指示信。銅山縣委研究決定，在群眾基礎較好的吳窯舉行起義。

吳窯位于銅山縣的東北面，駐有國民黨的1個鄉公所。村內有10余戶地主，依仗其地廣槍多，又有保衛團，肆意欺凌百姓。為反抗反動統治的剝削和壓迫，早在1927年，鹿周繼、鹿卓繼、鹿世昭等黨員，就曾接受中共銅山縣委指示，到該地區發展組織，開展斗爭。先后成立了群眾性斗爭組織“白布會”和“租地會”，為起義奠定了一定的基礎。

7月20日，根據起義需要，中共徐海蚌特委改為徐海蚌總行委，由王洪、陳履真負責，銅山縣委亦改為縣行委。起義前夕，王洪、陳履真到吳窯具體指導。原共青團徐海蚌特委書記萬眾一，在吳窯召集黨員及積極分子，進行起義動員。縣行委對起義也進行了周密研究，先后召開了4次黨員骨干會議，統一思想、制定計劃、籌備武器，明確鹿世昭為起義總指揮。

7月23日下午5時，鹿世昭、鹿卓繼率領100余名起義隊員，以給國民黨鄉公所頭目楊懷山吊孝為名，向吳窯進發。隊伍進入吳窯后分成兩路，一路由鹿卓繼率領攻打鄉公所及保衛團的碉堡，繳槍10余支。隨后沖進地主鹿國繼、鹿惠繼、鹿良繼等家，將這些惡霸全部關押起來，繳獲10余支槍支。黃昏時分，敵鄉長鹿世任在回鄉路上，被鹿卓繼開槍擊中，兩天后死去。另一路由鹿世昭率領，包圍地主鹿世新家。接著趕至曾殺死7位農民的地主鹿金唐家，鹿金唐假裝投降并乘機取槍，擊傷1名起義隊員后倉惶逃竄。起義隊伍攻占石蔣圩和小南莊之后，轉移到泉河頭、羅家圩一帶活動。

吳窯起義使反動當局和惡霸地主極為恐慌。國民黨銅山縣政府張貼布告懸賞緝拿鹿世昭等人，派出憲兵隊、各鄉地主保衛團和聯莊會等反動勢力進行殘酷鎮壓。鹿世昭年僅3個月的小兒子被地主鹿岑繼的弟媳活活摔死。為保存骨干，積蓄力量，徐海蚌行委決定，起義領導人全部分散隱蔽。1931年2月23日夜，鹿世昭與起義隊員魏家治秘密回吳窯開展工作，不慎被壞人發現告密，鹿世昭、魏家治遭地主武裝偷襲壯烈犧牲。黨組織遭到破壞，白色恐怖嚴重，賈汪煤礦黨支部工作一度停止。

直到1931年3月，中共江蘇省委指示“加緊兩路(津浦、隴海)和三礦(賈汪、棗莊、烈山)的工作”。當年6月，中共銅山縣委派縣委秘書戴曉東、趙淑琳(戴的愛人)、張景嵩和小陳4名黨員到賈汪煤礦，裝扮成一個姨表兄弟的家庭，以當礦工為掩護，散發并張貼《十一月革命鼓兒詞》傳單，自編《十大恨》歌詞，介紹俄國的十月革命，宣傳馬列思想，揭露資本家對礦工的剝削，宣傳黨的主張，動員廣大礦工聯合起來，同資本家斗爭。

1938年，日本侵略者的鐵蹄踏進了賈汪礦區，齊藤弼州帶領6名職員、200多名荷槍實彈地接管了賈汪煤礦，并改名為“柳泉炭礦”，齊藤弼州任礦長。日本侵略者們極力擴大生產能力，對煤炭資源進行瘋狂的掠奪式開采，相繼開鑿了夏橋南、北斜井，并將礦專用鐵路改為寬軌與津浦鐵路連接，對礦工采取高壓政策，實行暴力統治。礦井大門時刻都有持著槍械的日本兵把守著，職工們膽戰心驚地走進礦門。最可憐是那些從河南商丘等地騙來的400多名勞工，在日本侵略者慘無人道的摧殘下，死得僅剩幾個人。

當時，這批用槍械押來的河南籍勞工，住在賈汪的北宿舍，為防止他們逃跑，日寇在四周圍上了通電的鐵絲網。勞工們十幾個人住在一間陰暗潮濕、既不擋風也不擋雨的破舊房屋內，吃、住、拉、尿全在屋里，加之井上井下就那一身破衣服，成了名副其實的“臭窯子”，吃的全是麥麩子窩窩頭，且摻有沙子、老鼠屎，甚至連涼水都喝不上，有時只能就著餾湯水將半生不熟的窩窩頭硬咽下去，如此惡劣的生活環境，造成了瘟疫的流行。日寇根本不顧礦工的死活，只要礦工有一口氣，他們仍會逼迫職工們每天下井工作十五六個小時。在瘟疫流行的時候，幾乎每天都有尸體往外拖，最多一天往外拖出十幾具尸體。剛開始還用幾塊薄木板釘個木頭匣子裝上，后來死的人多了，日寇就直接將礦工的尸體扔進距北宿舍不遠的一個臭水溝里，不等天明，尸體就被野狗撕得一片狼藉，慘不忍睹，也就是從那時起，人們稱那片水溝為“萬人坑”。

在此期間，田漢、洪琛、姚雪垠、李可染、冼星海等文化界名人匯聚徐州。冼星海在徐州創作了《保衛大徐州》歌曲，鼓舞徐州軍民的抗戰斗志：“徐州，是古戰場，英雄的故鄉。好男兒，要立志，挺起胸，拿起槍，沖鋒向前方，保衛大徐州，保衛我家鄉。日本帝國主義必定滅亡，中華民族永存世界上……”嘹亮的歌聲鼓舞徐州人民奮勇抗日的激情。

鹿周繼和鹿卓繼、鹿世合等黨員一起，則在紫莊一帶，先后組織起抗日武裝隊伍，與銅東地區和邵樓一帶的另兩支武裝力量形成犄角之勢，聯合組織開展地下活動。不久，3支武裝在呂梁山區會合，共130余人，組建成蘇皖抗日游擊隊，在海鄭公路(淮海至鄭州)兩側打擊日寇，體現出對偉大事業的滿腔熱忱和對黨組織的赤膽忠心。

1941年，鹿周繼重返賈汪，第三次組織工人運動----“紅糧斗爭”，再獲全勝。2006年，《徐州抗日英雄碑廊》在徐州泉山森林公園落成，鹿周繼等60名抗日英雄名列其中，載入史冊。

1941年1月6日，國民黨發動了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反共浪潮驟然升級，黨組織活動十分艱難。上級組織指示各縣委“長期埋伏，隱蔽精干，積蓄力量，準備反攻”。為加強抗日斗爭力量，鹿周繼按照要求再次回到賈汪，以鄉公所自衛隊長的身份為掩護，開展情報工作。中共銅山工委負責人李益民派楊光到賈汪，任特別黨支部書記，與鹿周繼單線聯系。特別黨支部的工作方針是：埋頭苦干，長期打算，楔下釘子，等待反攻。主要任務是組織工人運動，開展情報工作，發展地下組織。重點在工人中發展黨員，開展情報工作，了解賈汪周邊日偽兵力、建制、武器裝備、活動等情報，及時送到八路軍根據地。鹿周繼積極活動，在出色完成各項工作任務的同時，繼續培養和發展骨干力量和積極分子，先后介紹發展了8名黨員，包括大泉學校教師彭廣俊、鄉公所文書之子諸慶琳等。

1941年底，隨著太平洋戰爭的全面爆發，日寇全面實施“以戰養戰”戰略，對賈汪煤炭進行瘋狂的掠奪性開采，強迫工人多采煤快出炭，正常日產煤炭五六百噸，最高日產原煤達到2000噸，主要供給上海、蘇州、無錫、南京等日本侵略軍所用，對煤礦工人的剝削和壓榨更是變本加厲。

當時糧價飛漲，日本人從外地購來紅糧(高粱)，礦工每出勤一個班，發給一長方形木盒子紅粱，約有一斤重，工人們就用各自所戴柳條帽倒回去，根本無法養家糊口。他們推舉代表多次向日本統治者交涉，要求合理發給口糧，保證基本生活。但日方始終以運輸困難為由，拒不答應，激起了工人的強烈不滿和憤慨。

一天晚上，陰沉沉天色，籠罩著礦區，大泉西菜園的地棚里，點亮了一盞油燈。燈光下圍坐著中共地下黨員鹿周繼、王朝勝、彭廣俊和積極分子丁昭德、曾廣明、張廣元、張靜德、于登法、龐明倫等人，他們在悄悄地商議、策劃著罷工事宜。

第二天，他們走鄉串村，分別到工人集中居住的地方進行串聯溝通，說服工人停工停產，不去上班。工人骨干劉義芝鳴鑼高呼：“鬼子不給糧食，大家都別下井了!”

工人在長期被凌辱、壓抑之下所郁積的憤恨，像火山一樣爆發了。大家一呼百應，揭竿而起，全礦13個包工大柜的3700多名礦工集體罷工，并自發組織起糾察隊，在村頭、路口輪換設哨，勸說阻止不知真情準備上班的礦工。

日本侵略者眼見礦場的一切生產活動全都停止，大為驚慌，把王朝勝抓去，采用壓杠子、灌辣椒水等手段，刑訊逼供，讓他說出組織人員名單。王朝勝堅貞不屈，拒不招供。日本把頭又組織人員分別到工人家中進行游說，遭到了工人們的一致拒絕，強烈要求放出王朝勝。在堅持罷工七天后，日本鬼子無奈地放了王朝勝，并答應給工人每班2斤“紅梁”，罷工斗爭取得了初步勝利。但狡詐的日本鬼子勾結包工把頭，將發給工人的高粱摻上砂子、泡水后發給工人。鹿周繼與黨員彭廣俊、張金桂等人再次發動掀起“紅粱”斗爭，不允許把頭在高粱里摻砂、加水，同時要求每人每班增加1角錢工資。迫于鹿周繼等人的強硬態度和煤炭需求形勢，日本人只得乖乖地答應了工人們的要求。

1944年，賈汪煤礦特支書記楊光，在堅持地下斗爭三年之后，因身份暴露，由中共銅山縣委敵工部部長邵曉平連夜通知撤離賈汪，隨后，鹿周繼也調離賈汪。解放后，鹿周繼任徐州市交通局黨委工會主席，直至1983年離休。1994年11月17日，這位充滿傳奇色彩的徐州煤礦紅色奠基人走完了他83年的輝煌歷程。

2005年4月，為紀念抗日戰爭勝利60周年，《都市晨報》和徐礦集團海外聯誼會聯合籌劃，民間自費籌款修建“徐州抗日英雄碑廊”。經過抗日英雄碑廊籌建委員會反復查找、核實、篩選，報經徐州市委宣傳部審核，最后確定了60位抗日英雄入選，賈汪煤礦第一任特別黨支部書記鹿周繼名列其中。2006年8月15日，“徐州抗日英雄碑廊”在徐州南郊風景秀麗的泉山森林公園正式落成，整個碑廊共108塊碑石，總長120米。碑廊既有60位抗日英雄的事跡，也有與徐州抗日英雄事跡有關的各級領導人題詞，包括毛澤東、鄧小平、朱德、劉伯承、陳毅、賀龍等黨和國家領導，還有包括臧克家、馬亞在內的40多名著名書畫家的書畫。當人們站立在碑廊前，緬懷抗日英雄事跡時，同樣不會忘記徐礦集團等知名企業和海內外眾多仁人志士的慷慨解囊，也不能忘記徐礦集團退休干部趙立身、李國岱等人的精雕細琢和辛勤勞作，他們以自己的民族激情與無私奉獻，為后人樹立起這座永垂千古的不朽豐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