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10月27日-28日，由中國報告文學學會、中國作協報告文學創委會、河南省作協、河南省報告文學學會主辦，時代報告雜志社、魯山縣文聯承辦的“2014年全國報告文學創作會”在平頂山市魯山縣舉行。來自全國20多個省、市、自治區的150多位作家、專家懷著對文學的美好愿景參加了本次創作會，就當前報告文學的發展現狀，創作方向，理論批評，人才培養等紛紛發聲，坦誠直言，討論深入，情深意重，反思、喚醒和鼓舞著全國熱愛報告文學的創作者，報告文學的大時代，新景致已經到來!

這是一次歷史性的聚會。在習近平總書記主持召開全國文藝工作座談會并發表主要講話的新形勢下召開本次創作會，是近年來每年一屆創作會的延續，有力地提振著創作者參與中國社會改革與發展的信心，團結了全國最廣泛的報告文學作者，他們立足大地，在日常生活中，在中國故事現實版的敘述中，貼近現實社會生活，正確傳遞社會信息，發出了中國聲音。

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中國報告文學學會會長何建明先生在會上指出：作家的使命是為時代和人民寫出好的作品，我們今天召開的會議，應當載入中國當代文學史。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更加鼓舞了我們的信心，本次創作會我們要深刻領會總書記的講話，不斷鞭策自己致力于報告文學事業，行動起來，使得報告文學真正成為接地氣的文學。

原中國作家協會書記處書記，中國作協報告文學創委會主任張勝友先生鼓勁預言，在21世紀的今天，報告文學事業一定大有作為，大有可為。

中國報告文學學會常務副會長、著名文學評論家李炳銀先生表示，此次活動旨在促進和交流當前報告文學的創作經驗與檢視創作成果，研究探討報告文學的發展方向，鼓勵報告文學從業人員深入生活了解社情民意，在時代改革的大潮中感應時代脈搏，從不同的視角見證祖國變化的歷史。

兩天以來，在作家和專家的互動中，當前報告文學飽受爭議的一些問題得到了深入討論。直面困惑，明心悟解，對報告文學的創作指明了方向，辨別了是非，必將有效地促進報告文學的健康發展。

筆者認為有以下幾點值得記之：

文體寫作優勢是否喪失

近些年來，關于報告文學的寫作，社會上有許多偏見，偏見到極處，便隨意發表厄言，甚而說出報告文學已死這樣的話。

或者有人退其一步，說報告文學在堅守中發展前進，那么這種憤慨和擔憂是否準確呢?在當下，報告文學作為一種獨特的文體，其文體寫作優勢是否喪失了呢?

答案要在現實中找。

報告文學的生命竟勃意盎然。

李炳銀先生半生治學，自稱是中國報告文學的“管賬先生”，他對這些偏見和擔憂不以為然。在《南方周末》采訪時曾充滿感情地說：“報告文學萬歲!”報告文學能萬歲嗎?他說，“一定能!”

在本次創作會上，他開宗明義地說，每一個時代有每一個時代的文學。時代和文學的成長發展也有一個相互需求的關系問題。報告文學，就是在新的時代適應了社會的需要而出現的一種文體。報告文學的發展是自然而然的一個結果，是作家與社會共同參與的結果，不是一個作家主觀地通過堅守就能解決的問題。而且這些年來報告文學的發展一再地表明，當下的時代是報告文學的時代，紛繁復雜的生活需要報告文學這一文體強勢介入，報告文學不僅不會死，而且要活得好好的，是時代選擇了這一文體。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后，我反復思量，就報告文學近年來的使命擔當、核心價值觀的宣揚與深沉的憂患意識等方面而言，報告文學的發展是沒有問題的，為人民寫作的方向一直沒有動搖。而且在傳遞社會正能量，促進社會發展建設，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等方面，其主體潮流趨向都是很好的。

據統計，2013年，我國長篇小說共出版4729部，但閉上眼，不知道人們會對那幾部作品留下印象。可是報告文學就不一樣了，就2014年而言，我隨便就能舉出20部優秀的報告文學作品。這可能與我是個報告文學的專業讀者有關，但報告文學的成績是不可以忽略的。報告文學完全可以成就一個人，成就一種文化文學現象。像上個世紀七八十年代，報告文學就曾經是中國文學創作中的主角，占領著文學舞臺的中央。報告文學是可以影響一個國家的文化生態的文體。

在報紙新聞、網絡新聞到達不了的地方，到達不通透的地方，到底不深刻的地方，報告文學正在給我們帶來一個驚喜，當報告文學處于一種很好的歷史機遇當中時，真實的生活充滿了無盡的魅力，是任何一個作家在房間里虛構不出來的。報告文學正是社會真實生活魅力的很好傳遞渠道。

作為報告文學作家，我們要和整個國家、民族一起呼吸，一起參與大時代的變革，在生活和作品中，要有一個作家獨立的思考和評判能力，誠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言：“我國作家藝術家應該成為時代風氣的先覺者、先行者、先倡者，通過更多有筋骨、有道德、有溫度的文藝作品，書寫和記錄人民的偉大實踐、時代的進步要求，彰顯信仰之美、崇高之美。”

“非虛構”一詞的爭議

“非虛構”一詞在中國引起的爭議，一定會引得最早使用這個詞語的外國知識分子在墳墓中也啼笑皆非。

據何建明先生講，這個詞語的運用最早是法國以左拉為首的一批小說家提出的，西方有“非虛構小說”一說。可見這個詞在運用之初就不是嚴謹的，但顧及當時的文化生成環境，且由小說家而非由理論家提出，不嚴謹倒也罷了。

可是，近年來，這個詞在中國熱了起來。先是一些評論家鼓吹報告文學已死，試圖以“非虛構”一詞取代報告文學這一文體，有貌似的理論鼓噪，有作品發表，初衷是好的，可是不嚴謹，原因在于，雖以“非虛構”闡述報告文學的本質，但概念的內涵和外延過大，且概念的內在邏輯是相互矛盾的。當試圖以其取代“報告文學”這一文體時，獨特性就隱微了，消融了，成了虛構文學的另一個對面，是一個文類概念而非文體概念。筆者曾在《非虛構一詞的困惑》一文中有詳盡的辯駁。

所謂的“非虛構”文學在中國的另一個顯著特點是，好多作品并非“非虛構”，即真實，而是自由寫作，感性寫作，包含一部分作家在現實中的投機和逃避。何建明先生說，此時，真和假摻雜在了一起。依我看，發表的一些所謂“非虛構作品”沒有正面歌頌的，多是一些個人的社會感觸和接觸內容，格局小，社會責任擔當意識薄弱。似乎也沒有站在正確的立場上理解批評黨和國家的現實，缺乏一個作家的理性和分辨大是大非的能力。

李炳銀先生說，“非虛構”的提出其實就是試圖借用和開發真實的價值。但是，在這個開發和借用的過程中，編輯、作家又想給自己留下足夠的自由表達空間，不使自己被緊緊地捆綁在事實上，避免因事實真實帶來某些壓力和糾纏，就在寫實的邊緣，為自己開了一個可能逃避的小口。這其實是作家、編輯缺乏對真實承擔負責勇氣的表現，是不惜犧牲真實而為了所謂的文學性的投機做法。

李炳銀先生認為：報告文學文體本身就是一個具有開放性胸襟的概念，其寫作方式各不相同，表現形態也各有類型。“非虛構”這一概念很早就已經進入中國，當時中國已有“報告文學”這一概念，而報告文學的根本就在于“非虛構”，即真實。于是大家便默認了這兩個概念的等同，非虛構就是報告文學，報告文學就是非虛構。“非虛構”這一概念隨著當年報告文學的風行而被漸漸淡忘。但近年來因為很多人對“報告文學”的陌生和偏見，試圖取消“報告文學”，并把“非虛構”概念強勢推出，“水由此變渾了”。大眾的目光都被吸引到這一“概念”身上，卻不知道它與報告文學曾經的淵源。比如梁鴻的《梁莊》就被我收入《報告文學選集》。現在重要的問題是，有些媒體推出的所謂“非虛構”作品，是否真的是“非虛構”?作者是否可以承擔起真實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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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具體的有些評獎中，李炳銀先生明言，就有標榜的“非虛構作品”的作家，我們問作者，敢不敢對自己作品的真實性負責，最后答復是不敢。

題材選擇的艱難

對一個作家而言，題材選擇的功力無論如何都不是小事，縱使有倚馬千言、文采斐然的高超本領，如果題材選擇不當，其寫作的目標就會偏移，進而陷入敘述的無間道中。題材選擇是一個作家眼光觸及的根本點，題材選擇直接涉及重新發現，重新出發，重新闡釋，最終生成一個作家在此題材上獨特的思考和評判的語義場。

何建明先生在談到魯迅文學獎評選時說：“報上來的作品中很多題材重復，表達單一，許多作家寫的并不是自己最熟悉的題材，在言說上不時能感受到困頓。看有些書名，就感覺到有些作家的創新能力在下降。比如，自從趙瑜寫了《馬家軍調查》和陳桂棣、春桃夫婦寫《中國農民調查》后，好多報告文學作家不時也來個《中國××調查》，不僅冠以‘中國’二字開頭，而且不管什么題材的取名都來個‘調查’，明顯感覺作家用心不夠。我們讀完有些書后發現，很多書名起的很大，內容卻是一個地方一個公司的個體事件，其視野和思索還遠遠上升不到整個國家的高度。”

中國作家協會書記處書記李冰先生最近在一篇《關于報告文學的卮言散議》中說：“選擇社會熱點題材，常常會使作品受到更多關注，但是否具有思想性還要看作家開掘題材的功力與水平。近年來，許多報告文學作家把目光集中在很多大題材上，確實創作出了不少優秀作品。但優秀的報告文學作家絕不應僅僅依賴于熱點題材，而應該對任何有價值的題材都進行深度挖掘和個性表達。從平凡人物、日常小事反映出社會發展進步，其意義和價值不遜于對宏大題材的書寫。要警惕對某 些題材的過度消費，防止在一些熱點題材面前一哄而上。文學作品的思想價值、藝術價值與題材本身價值的高低并不一定成正比。即使是面對一個熱點題材，如果停留在就事論事的表象書寫，缺少深入的開掘和剖析，最后呈現的也會是庸常之作。”

有些作者想寫大題材，這種雄心是好的，但往往很多現實題材的選擇非作家本人能夠完全決定，有些題材的寫作就是命運，一個寫作者一生會面臨不知多少次這樣的題材選擇，在其中，不是跟風地寫，不是投機地寫，不是被金錢和權力奴役地寫，而是去寫自己身邊最熟悉的人和事，反而可能奏其大功。

何建明先生為此呼吁很多基層作家轉變創作觀念，他說，一個作家的本身就是作品，我們身邊最熟悉和感人的事情就是最好的題材，在小人物、小場景中也能體現出中國精神。我們今天在魯山開會，魯山有魯山大佛，佛法上說明自性才能成佛，但愿我們每個作家都能找到自己，為報告文學的事業戰斗起來，堅定寫作的方向，對報告文學愛的真摯，愛的徹底，愛的干凈，愛的濃烈，愛的燃燒!

原《中國作家》副主編蕭立軍先生說，就我自己感覺，以前，人與人的關系是互助關系，近些年人與人的關系變成了貨幣關系，我們的社會文化生態發生了變化。現在，自從習近平當總書記后，社會風氣出現好轉，我們作為一個報告文學作家，真是要研究一些問題，不能碰到什么題材就寫什么題材，在題材選擇上，要有我們自己的視角和判斷。要多關心時政和社會，提高自身素質，下功夫地去寫。

著名報告文學作家楊黎光先生說，就我自己的創作實踐來看，我一直都在題材選擇和寫作技巧上下功夫。從《沒有家園的靈魂》到《瘟疫，人類的影子“非典”溯源》再到我最近寫的一部關于中國現代化思索的報告文學作品，我寫的每一篇作品都在避免重復。我想說的是，每一個題材作家選取時都不能盲目，如果選擇好了，就一定要調查深入，采訪足夠，否則，到真正寫作時會很艱難。

如楊黎光先生所言，好的報告文學作家其實是用腳步，用思想在寫作，而這一點，也是報告文學寫作不同于其他文體寫作的特點之一。

報告文學創作有規律嗎

報告文學創作有規律嗎?中國作協創研部理論處處長，著名評論家李朝全先生說，有些報告文學作家總結出報告文學創作有三大規律，是有規律可循的，即：“報告文學創作是六分跑、三分想、一分寫。” “寫獨特，獨特寫，要有我。”和“帶著鐐銬跳舞。”

有一些作品在這幾個方面有代表性——

如同寫汶川地震的：李春雷的《夜宿棚花村》，李鳴生的《震中在人心》。

調查型的如李迪的《丹東看守所的故事》，黃傳會的《中國新生代農民工》，《我的課桌在哪里》等。

思考型的如楊黎光的《沒有家園的靈魂》，《生死一線》，李春雷的《幸福是什么》等。

結構處理好的如任林舉的《糧道》，王宏甲的《中國新教育風暴》。

剪裁得當的有代表性的如李春雷的《朋友》。敘事有肖亦農的《毛烏素綠色傳奇》。

人物寫作代表性的有趙瑜的《尋找巴金的黛莉》，劉先琴的《玉米人》等。

“帶著鐐銬跳舞”創作的代表性作品有陳啟文的《命脈——中國水利調查》，余艷的《板倉絕唱》等。

可見，要創作一部優秀的報告文學作品，在諸多方面都需要通盤精深地考慮、研究和用心，一部好的作品是多個能力的綜合體。很多與會者認為，對于一個報告文學作家而言，相較其它的文體創作，作家本人應是一個綜合能力最強的作家。在保證敘述主體的生活真實性的前提下，任何藝術手段都可以為我所用。

也有作家擔憂，忠于生活真實性的創作，其“帶著鐐銬跳舞”似乎會受到某種限制。對此，李炳銀先生說：“相較其他文體，報告文學確實如基希所說是一種危險的文體，這種危險可能來自于對真實是否完全的恪守，來自于權力和主流話語的限制，來自于為社會擔當卻遭大眾群體的隔膜與孤立，來自法律層面的訴訟風險，但這些問題對于那些報告文學創作的高手和大家而言，都不是問題。他們不會簡單的處理題材，不會機械地理解題材，不會喪失掉在事實面前作家理性的評判，他們往往還能在局限中找到無限，在局限中獲得創作的自由。像徐遲、趙瑜等作家。”

這種創作的自由的開闊程度是否能夠辦到呢?

河北省作協副主席、著名報告文學作家李春雷先生說：“真正的報告文學作品確實具有特殊的教化和塑造作用。新聞是即時的，淺表的，而報告文學是深層的、立體的、形象的、震撼的。由于其特有的文學魅力，可以在不知不覺中，感染一個人的心靈，從而深度閱讀，形成感動和感悟，進而影響和改變人的世界觀——確實是!比如我們對某一個人，某一個事件，某一段歷史的看法，只需一部有獨特思想和出眾文采的報告文學，完全可以辦到。”

2014年，對于李春雷先生來說，是一個報告文學的收獲年，這個曾寫過《木棉花開》、《寶山》、《鋼鐵是這樣煉成的》、《夜宿棚花村》、《我的中國夢》的作家，在本年度不斷推出有影響力的大作《趕考》和《朋友》。談及創作體驗，他說：“我們要用雙腳走進生活，用胸膛貼近大地。常常有作家朋友說，我們本來就在生活中，每天柴米油鹽、酸甜苦辣、喜怒哀樂，還體驗什么啊?是的，個人的生活真真切切，生動水靈。但是，如果我們換一個角度，不論是教授、記者，還是工人、農民，人們所熟悉的只是自己生存的那一方空間。除此之外，對于廣闊的現實社會的主流脈動，對于更廣大人群的真實生活，又能熟悉多少呢?

“生活是一個意蘊豐富、廣闊無邊的世界，涵蓋著各行各業、現實歷史、思想意識，涵蓋著內心和外在、個人與社會的方方面面。一切有志于反映時代本質的文藝工作者，只有盡可能多地、盡可能深入地融入社會，融入生活，才有可能真正地理解現實，進而精準地反映現實。這是一個客觀的甚至是科學的法則。”

找到最準確的表達

對于報告文學來說，生活的豐富性是一個作家一生取之不竭的巨大資源，遠比那些只靠虛構和想象寫作的文體要豐富的多，但這種“多”如果沒有報告文學作家身體力行的探索，這種“多”只是他處的、隔膜的和隱蔽的。不深刻地觸摸和融合這些資源，其報告文學的真實性就會大打折扣。在有經驗的作家那里，這種體察也是無比艱辛的。

就筆者所知，陳慶港先生寫《十四家——中國農民生存報告(2000-2010)》花了10年時間走訪和寫就，陳啟文先生寫《命脈——中國水利調查》花了20年時間走訪和寫就，很多文字不是用筆在寫，而是腳步、時間和心靈共同成就的。

在具體創作中，在付出很多艱辛得到采訪信息后，找到最準確的表達就顯得彌足珍貴。

好多作家說，有時找到作品的某些細節，往往就會一下子激發出創作的靈氣。著名報告文學作家張健先生談到自己創作《珠穆朗瑪之魂》時說：“我準備要進入創作時，面對珠穆朗瑪這座世界最高的山峰，想捕捉到其靈魂，真是讓我煞費苦心。我開始放點音樂，似乎有慢鏡頭般的經歷不斷涌現出來，我告訴自己要寫的風趣，要機智，要放松，要讓閑筆不閑。以前，好多人都說要征服雪山，于我而言，是親近雪山。在珠穆朗瑪登山大本營幾個月下來，好多故事疊加著讓我感到美好，其中美好中也有聽到有些朋友不幸遇難的悲痛，那時，感覺自己不僅僅是一個作家，而是他們的朋友，是生死兄弟。我怕自己寫作時把特別美好的東西給弄壞了，后來，漸漸一些豐富的、激情的、外延很大的故事給了我靈魂的震撼，讓我把自己調整到一種面對雪山時信任的程度，這時，我感覺自己好像找到了那種要表達的感覺。”

著名報告文學作家李迪先生說：“在寫《004號水井房》時，我為了寫一個農民工，我三下塔克拉瑪干沙漠，橫穿塔克拉瑪干大沙漠，寫在那兒守水井房的鄧師傅兩個人，細節不好把握，苦苦思索之際，鄧師傅養的一條京巴小狗突然給了我靈感，鄧師傅叫他‘小沙漠’，我行文的第一句話一下子就出來了——‘天還不亮，小沙漠就叫醒了大沙漠，也叫醒了鄧師傅。’文思頓開。”

著名報告文學作家肖亦農先生談到他創作《毛烏素綠色傳奇》時說：“我采訪時得到這樣一個細節，所寫人物在沙漠上特別孤獨，每天干完活后，他有時把自己的腳印用盆子或塑料布蓋起來，那一刻，這個細節給予我的震撼，讓我有了痛感。”

著名報告文學作家王宏甲先生說：“有人問我為什么不寫一個更藝術的東西呢，我說，我不會寫小說，所以就寫報告文學。因為生活本就非常真實和具有戲劇藝術性，有些情節根本虛構不起來。我始終認為任何一個時代都有一種文學體裁的發展會占主流，比如唐詩、宋詞、元曲，明清小說，我想，在21世紀，報告文學的創作會占主流。一個作家不管寫什么，只要找到自己最準確的表達你就一定能寫的出色。”

另外，報告文學作家張富領先生、蕭根勝先生、傅寧軍先生、鄭旺盛先生、張益先生、馮小軍先生、秦志懷先生、袁杰偉先生、陳果先生、夏堅德女士等也結合自身創作情況紛紛發言。

在當下，社會生活紛繁復雜，需要另一個眼睛也許才能看見光陰的背面。張勝友先生說，以中國話題為例，大家眼中就有“央視中國”、“網絡中國”、“朋友之間調侃的中國”的視角，這些局部的真實，就需要作家有一個完整的了解。報告文學作家在復雜的現實面前必須要有自己的判斷，因此，在找到準確的表達的同時，一個優秀的報告文學作家還往往是一個思想家，比如劉賓雁《人妖之間》一文，首次提出“權錢交易”，“絕對權力導致絕對腐敗”和“黨不管黨”的問題，時值今日習總書記大力反腐，其實是黨要管黨，從嚴治黨。在這里，作家的思考一直要延續，你不深入思考，就沒有辦法行走，也無法踐行真正為人民寫作的事業。

李炳銀先生說，報告文學作家寫作，你一定要比主人公和事件站的更高，要為人民，為社會，為我們大多數的老百姓看見更多的東西。因此，好的報告文學是對社會生活事件矛盾和人物具有把控和解釋能力的作品，優秀的作品能夠延伸人的視野，改變讀者的感受，緊緊把握住社會的脈搏、笑點和淚點。記得文革后一次廣場演講中，一個詩人說陽光誰也不能壟斷，現場反應平平。詩人艾青說，一切冤假錯案都要平反，頓時掌聲淹沒了演講者!這種類似報告文學式的真實性的直接的表達為什么會有那么大的力量，原因恰如索爾仁尼琴所說，一句真話的分量比地球還重!愿廣大的報告文學作家再接再厲，找到自己，與時代同步，為人民寫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