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近出版的劍橋版文學史系列，其中兩卷本《中國文學史》，第二卷的起始年代(公元1375年)與早前出版的歐洲諸國文學史(包括意大利、德國和俄國)的發端年代，恰好重合一致，這正是編者的真實意圖所在，附帶聲明了一個重要問題，即中國文學史的源遠流長及其書寫長度，世界上其他民族罕有能夠與之相匹敵。

劉勰在《文心雕龍·序志》篇中一一枚舉曹丕《典論·論文》、曹植《與楊德祖書》、摯虞《文章流別論》和陸機《文賦》等重要文論著述，并指出這些論述的不足，最后標舉自己論文敘筆的理想，即“振葉以尋根，觀瀾而索源”。同樣，這也是中國古代文學傳統理念統攝下的一種文學史書寫理想，其根本方式便是尋根究底、探本求源，具有典型的中國氣質，恰與悠悠漫長的中國文學史符節相合、精神相契，其重要意義與價值是建構了書寫中國文學史的重要傳統。方銘先生主編此部《中國文學史》，力圖并最終實現了這一文學史書寫理想。

文學史須注重自我個性的這一要論，韋勒克、沃倫的《文學理論》對此進行過充分的論述：“這明顯是個性和價值的問題，甚至在研究一個時期、一個文學運動或特定的一個國家的文學時，文學研究者感興趣的也只是它們有別于同類其他事物的個性以及它們的特異的面貌和性質”，“文學批評和文學史二者均致力于說明一篇作品、一個對象、一個時期或一國文學的個性”。那么，融入全球化的語境，要編著一部卓然獨立于世界學術之林的國別體中國文學史，應該如何體現其獨特的個性與氣質呢?針對具有相對獨立性與獨特發展規律的中國文學，方銘先生所主編的這部《中國文學史》，開篇即標舉其鮮明的立場即“立足于中國文學本位”，要求體現中國立場、中國視角、中國價值與中國方法。

首先，文學史書寫對象體現出中國文學本位的“廣義文學”觀念。

《劍橋中國文學史》的主編孫康宜教授在《新的文學史可能嗎?》一文中指出：現在的歐美漢學界，只有中國詩史、中國詞史、中國小說史、中國戲劇史的觀念，但缺乏一個全面的中國文學史的觀念，所以，歐美人士對于中國文學史的觀念都是比較片面和殘缺的。比方說，我們會說某某漢學家是搞唐詩的、搞宋詞的、搞明清小說的、搞元明戲曲的，但是，很少人會說這個人是搞先秦文學，或者是搞唐代文學、宋代文學，或明清文學的專家，所以，一般說來，美國的漢學家習慣于專攻某個時代的某種文體，忽視了同一時代的其他文體(genres)。我一直以為很有必要改正這種思維方式。所以，《劍橋文學史》這種格式是很有挑戰性的。

她觀察到海外漢學界目前關于中國文學史的狹義化書寫，主張矯正此種“片面和殘缺”的趨向。這正與方銘先生立足于中國文學本位的文學史書寫立場遙相呼應、殊旨同趣，即中國文學史不應是西方文學觀念影響下的單一的文體史或純文學史，而應表現橫向與縱向交錯的多元化文學發展脈絡與態勢，借此亦強調了中國“文學”觀念的廣義性。這種文學史書寫的理論自覺，可視為向中國文學本位的一種趨近與回歸。

其次，文學史書寫方法采用“知人論世”“以意逆志”，體現中國文學批評史的重要傳統。按照文學四要素來論，世界、作者、作品與讀者是一個息息相關而相互依存的系統。中國“軸心時代”以來的儒家文學批評方法，一直居于主流地位，孟子所提出的“知人論世”“以意逆志”，意謂以作者的身世背景去推求作品的內涵，以己之意去度作者之志。這部《中國文學史》在編撰過程中，運用頗多筆墨，厘清各時代的“社會蛻變與文人構成”“文人世家的構成”等人文背景，由“知人論世”“以意逆志”的路徑切入，敘寫作者與世界等文學要素之間的關聯。

這部《中國文學史》還有一個顯著特征，即運用傳統方法研究新材料，許多章節關涉出土文獻，如“現存傳世與出土戰國敘事體文獻”，“現存傳世與出土戰國諸子體文獻”，“《郭店楚簡》與《禮記》”，“敦煌文獻的發現與價值”。編著者采用了最新的考古發現成果與材料，來補闕傳世經典的疏漏與訛誤。“二重證據法”是傳世文獻與出土文獻的彼此印證。中國文學史上的典籍，包括“四書五經”“十三經”等，歷經兩千余年的經典化進程中，難免遺留聚訟千年不息的學案。采用“二重證據法”，地下新出土的材料保留原始的歷史風貌而可能提供一個新的參照系，尤其對于書寫漫長歷史的中國文學史顯得更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