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曰文化】
　　作者：曹雅欣
　　國學走入生活，
　　傳統(tǒng)成為時尚！
　　科普國學，
　　文化健康！
　　子曰，古代指孔子說，現(xiàn)泛指老師說。
　　子曰詩云，就是中國人引經(jīng)據(jù)典的思維模式和表達方式。
　　子曰文化，團結一批杰出的國學教育者和文化工作者，傳播中華民族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解讀古為今用的經(jīng)典智慧，構建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園。
　　把精英層面獨有的思想智慧，轉(zhuǎn)化為民族共享的文化力量。
　　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在個人層面提出的第三個價值準則，是誠信。
　　誠于中，信于外，誠信這個詞，要分誠與信兩個方面來看。
　　(一)無信不立
　　信，是誠信最直觀的行為表現(xiàn)和檢驗標準，所謂言必信，行必果，說話一定信守、做事一定辦到，講究信用，受人信任，這是誠信的外化體現(xiàn)。
　　信之一字，雖然千金一諾最為沉重，但空口無憑又最為虛泛，觀其行徑還要等待漫漫時間的印證，所以，信在外化體現(xiàn)方面，就產(chǎn)生了一種加固信任的儀式。儀式也并不復雜，中國的印章，就是這儀式化的憑信。對于一國來講，國之玉璽，鄭重一落，就印蓋出了國家信譽；對于個人來講，名章為憑，紅印一蓋，就代表著本人信譽。
　　所以理想化的信包括了三個維度：主體信諾，客體信任，而連接這主體與客體的，就是信譽。首先自己有諾必信，而后才能建立信譽，最后贏得旁人信任。
　　信對國家、對個人都極為重要，《左傳》中就說，信，國之寶也，信用是國家的重寶。信譽建立，比城池建造、比經(jīng)濟建設都更難，建立之后的維持亦難，信諾百事可能才筑造起一道信任的高墻，但毀諾一事就可顛覆信任的根基。國之信，建之無形，毀之無影，易毀難建，去即無存。這個道理，兩千六百年前的晉文公重耳就深深懂得。
　　重耳做公子時曾流亡楚國，為感謝楚成王對他的款待，便留下信言說，倘若將來他能回國而遭遇晉楚兩國交戰(zhàn)，一定讓晉軍退避九十里，以謝今日收留之情。這就是退避三舍這個成語的由來。后來，戰(zhàn)況果如重耳所言，晉楚兩軍對決，晉軍退避九十里后才戰(zhàn)，最終贏得城濮之戰(zhàn)的勝利。而在晉軍后退的時候，軍吏曾表示過強烈反對，認為國君躲避臣下十分恥辱，楚軍又已是疲憊不堪，正好攻而破之。但重耳的舅舅子產(chǎn)，代替重耳發(fā)言說，如果沒有楚國的前恩就沒有晉國的今天，不能背棄恩惠而食言。此戰(zhàn)之后，也成就了晉文公重耳一代春秋霸主的地位。成就他的，不僅是實力的響亮，更是人格的響亮；成就晉國的，不僅是國力的強大，更是國格的強大。這就是《孔子家語》里說的：輕千乘之國，而重一言之信。國家一言之信，勝過萬馬千軍。
　　一國對外要維護信用，對內(nèi)也要建立信譽，面對國家民眾才能形成政府公信力。《論語》中就記載有關于公信力的討論，學生子貢曾向孔子詢問治國之政，孔子說，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充足糧食、充足兵力、人民能信任政府，這就是治理政事之要。但子貢總有進一步的思考，他繼續(xù)問，在這三者理如果必須要去掉一項，能去掉哪一方面呢？孔子說，去兵。子貢還想探尋答案的唯一性，于是又問，如果再去掉一項，在糧食充足與人民信心里，能放棄哪一方面？然而這道艱難的選擇題沒有令孔子為難，孔子斬釘截鐵地告訴他：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孔子的治國理念是，在迫不得已之下，糧備可以去掉，沒有糧食，不過是死而已，但自古以來誰也免不了死亡。可是失去了人民的信任，國家就立不起來了。
　　因此，政府必須要能取信于民，這就是中國文化中的問政、論證；因此，宋代宰相王安石也從治國實際出發(fā)，言古論今地總結說自古驅(qū)民在信誠，一言為重百金輕，政府傳遞給人民的信義力量重過百金，這就是中國思維中的政論、政見。
　　所以，國之信，重九鼎。對內(nèi)，民無信不立，對外，國無信不威。
　　信，與個體每一個人的關聯(lián)更為密切，我們平日里，一句邀約的問候語、一篇工作的保證書、一段信誓旦旦的承諾，都是在進行著某種信約的發(fā)起和踐行，在這過程中，可能言者無心，然而信者有意。我們每一天的言行印證、每句話的結果論證、每個人的印象旁證，都是比印蓋在契約上的人名章更有說服力、更有真實度、更具考驗性的人生信義證明。
　　信，就是要對自己的每一句話負責，也許有時候只是夸張的表達、只是隨意的答應，可是語言之后沒有行為的續(xù)接、沒能圓滿的完成，這段話就缺少了漂亮的收尾、這個人就缺少了完整的責任意識，言過其實，便成了言而無信的人。正如孔子感嘆的：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一個人如果不講信義，簡直不知道他該怎么辦！
　　所以古人對自己出言十分謹慎，從戰(zhàn)國時期的《春秋谷梁傳》就態(tài)度鮮明地指出：言而不信，何以為言！如果不能守信，那何以要說話！到漢代的《大戴禮記》更同意這觀點，說：可言不信，寧無言也！如果言而無信，那就寧可不說話！宋代程頤進而總結道：人無忠信，不可立于世。沒有忠信之心的人，不可立世為人。這樣看來，信，不是品格的高層次要求，而是人生的必要性條件。
　　故此，古人對信的教育和反思時刻警醒在心頭。《韓詩外傳》中就記載了孟母不欺子的一段故事。孟子小時候，和其他孩子一樣喜歡好奇地問為什么，他看到鄰家殺豬，就問母親，他們?yōu)槭裁匆獨⒇i？孟母心不在焉地隨口打發(fā)他說：殺豬給你吃！但是話剛脫口而出，她就后悔了，想到孩子已有認知觀念，怎么可以傳輸他人無信義的理念呢？于是，貧寒度日的孟母依然拿出錢來向鄰家買了豬肉，只為給孟子傳達言出必行的教育理念。孟子能成為僅次于孔子的儒家亞圣，實在離不開母親對他幼年的點滴教育。
　　育人如此，自育亦然。成年后的孔子，也是不忘隨時對自我進行反思教育，他要求自己每天多次反省自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為人辦事盡心了嗎？與人相交誠信了嗎？所學知識踐習了嗎？為事要忠、為人要信、為學要習，孔子最看重的人生品格里，信，就是關乎能否立身的重要一條。
　　信是一種品格，一言既出，駟馬難追。
　　信是一種責任，一言九鼎，一諾千金。
　　信，更是一種準則，人無信不可，民無信不立，國無信不威。
　　(二)無誠不行
　　信，是一種行為驗證，然而誠信這個詞，誠在信前，誠比信更為重要，誠，是內(nèi)心自覺。誠信，必須心意真誠，才好信守約定。
　　所以孔子論誠信，為我們所熟知的那句言必信，行必果之后加了一句令人驚愕的話：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出言就必須要信守、做事就必須要堅決，這并非君子所為，而是沒有判斷能力、不問是非黑白、淺薄固執(zhí)己見的小人行徑！這句話真是石破天驚！言行一致并不一定代表誠信品格？在孔子這句話里，就涉及到了誠的重要性：假如被迫做出的承諾不是本心所愿，假如一時糊涂的約定不是正義所為，那么還要去義無反顧地踐行它嗎？假如對壞人做出了違心承諾、假如做壞事順從了錯誤約定，這些權宜之計、這番歪理邪說反倒要如約信守嗎？當然不是！只有正義才值得信守，只有誠懇才甘愿信諾內(nèi)心的愿意，才是守約的根本！
　　對孔子這句驚人論斷，從小受誠信教育長大成人的孟子就深以為然，孔子說了小人的言行，孟子便明確說君子的言行。《孟子》中說：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內(nèi)心通達的君子，所言不一定拘泥信守、所行不一定執(zhí)迷結果，為人行事的準則，是必須要合乎正義。惟義所在，唯有正義存在，才能心正意誠。
　　所以宋人晁說之就說，不信不立，不誠不行，人無信不可立，心不誠更不能行。不講首要的誠心實意，僅憑信的結果來衡量人品未免會有失偏頗。沒有心之誠在前，信之行就成了刻板的教條、拘泥的桎梏、僵化的思維、固執(zhí)的行徑、不情不愿的強迫、形式主義的空洞。而民國時期，修煉到華枝春滿，天心月圓之圓融大境界的弘一法師，便說道：內(nèi)不欺已，外不欺人。不欺人，便是信，不欺已，便是誠，如此內(nèi)外合一、表里如一，才是誠信的本質(zhì)。
　　誠，這正是中國文化以濃墨重筆論述的重要內(nèi)容。《大學》里論到，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意誠而后心正，孟子所言的正義、正心，都是從意誠開始。能秉真誠之性、能懷赤誠之心、能發(fā)坦誠之言，才能擁有正直的心、才能遵循正義的理、才能奉行正義的事。
　　而《中庸》又說：誠則明矣，明則誠矣。心誠才能明了真理，明了真理才算真正心誠。所以，在不明理時作出的錯誤承諾，本就是心不正、意不誠的，怎能再信其行、順其非，讓錯誤更加荒謬地履行？
　　誠者物之始終，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為貴，誠，貫穿了萬事萬物的始終，不誠就沒有萬物，因而君子以誠為貴。這也正是中庸這一智慧思想的重要出發(fā)點，中庸之道的做法就是：本于誠、用于中、致于和。
　　誠是君子最看重的本心，先做到誠，而后才能達到《孔子家語》里描述的理想狀態(tài)：言必誠信，行必忠正。誠信這個詞因而涵蓋著內(nèi)外兩方面的意義：誠于中，信于外。
　　中庸之道要本于誠，誠信之道要誠于中，由此可見，誠之為貴，就在于它關乎著內(nèi)心的本源，是為人為事的出發(fā)源點，若本末倒置，只要求表面行為的達標而忽略了對內(nèi)心意愿的安頓，便是緣木求魚，背離了誠信的本質(zhì)意義。
　　國之誠信，在固邦，在安民；
　　人之誠信，在立世，在明道。
　　荀子說，養(yǎng)心莫善于誠，那么，正行莫善于信。
　　誠信為人，就是在養(yǎng)自我清潔之心、正自身坦蕩之行；
　　誠信對人，就是在養(yǎng)天地浩然之氣、正道義永存之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