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

　　如今中國的作家不少，能夠?qū)懗龊米髌返淖骷乙膊簧伲艿玫饺澜缙毡檎J可的中國作家仍然不多。有人說，這是因為漢語實在過于艱深，讓翻譯者望而卻步；也有人說，這是因為中國的出版界還不夠成熟，以致很難讓中國作家的書籍版權(quán)通達全世界。
　　與全世界的讀者一起分享自己的作品，這是中國作家及出版商共同的愿望。那么，如何才能讓這個心愿變成現(xiàn)實呢？
　　在8月20日和21日舉行的南國書香節(jié)系列活動南方國際出版論壇上，著名國際版權(quán)代理、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品特在華代理人托筆·伊迪，臺灣博 達文學版權(quán)代理有限公司董事長陳嘉賢，比爾·蓋茨在華首席顧問、《中國通》作者蒂姆·科里索德，英國企鵝蘭登書屋亞太地區(qū)總裁大衛(wèi)·帕里什，原麥克米倫亞 太地區(qū)總裁、國際出版顧問丹尼爾·沃茨，荷蘭文學基金會董事、翻譯與非小說主管馬丁·沃爾肯，旅美雙語作家吳帆等嘉賓齊聚一堂，就這一問題為中國出版界開 出了一系列實用的藥方。

　　現(xiàn)狀

　　西方引進中國作品大多靠邂逅

　　兩年前，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之后，很多人就開始分析其獲獎的原因。有評論指出，在中國跟莫言水平相當?shù)淖骷疫€有好幾位，但他們與莫言最大的差 別，就是莫言的作品走出去了，被翻譯成英、德、法、意、日、西等十幾種外語文字，讓外國評委和讀者有機會欣賞到其作品。而且翻譯其作品的又多是國際大 牌翻譯家，比如美國翻譯家葛浩文，被譽為把中國作家推向世界的西方首席漢語文學翻譯家；瑞典翻譯家陳安娜被稱為是莫言得獎背后最重要的外國女人。
　　除了莫言，于丹的作品也是一個很好的例證。2008年，英文版的《于丹〈論語〉心得》被世界頂級圖書代理人托筆·伊迪帶到了法蘭克福書展，隨即在麥克米倫公司的包裝之下一炮走紅，進而被翻譯成28種語言，風行全球。但在那之前，托筆為翻譯的事情折騰了整整3年。
　　莫言和于丹的成功，并不足以說明中國作家的書暢銷海外已經(jīng)成為一種現(xiàn)象。他們的成功也不僅僅在于有一個好翻譯。旅美作家、文學評論家吳帆就 表示，根據(jù)她的經(jīng)驗來看，中國作品在西方的出版甚至走紅，大部分都是一種偶然，一種邂逅，而不是有系統(tǒng)的推薦。她舉例說：現(xiàn)在很多人都知道麥家 的《解密》在西方賣得不錯。我了解的情況是，最早有一個人在中國的機場看到這本書，對故事內(nèi)容很感興趣。碰巧這個人又認識一些出版商朋友，于是就把書介紹 給他們
　　據(jù)悉，不光是麥家的書，就連余華這種中國頂級作家的書，在相當大的程度上，也是因為私人關系、機緣巧合被介紹給企鵝出版社等國際知名出版機構(gòu)的。相反，中國在引進外國書籍方面顯得有體系得多，比如各個時期的西方文學經(jīng)典作品。此外，中國讀者對《紐約時報》暢銷書排行榜之類的圖書榜單也比較認可，引進速度也很快。這是一種嚴重的不對稱。吳帆如是說。
　　與吳帆的言論相呼應的，還有來自于中國新聞出版網(wǎng)的一組數(shù)據(jù)。數(shù)據(jù)顯示，2013年，我國內(nèi)地引進的圖書版權(quán)當中，來自美國的有6210種，而向美國輸出的中文圖書版權(quán)數(shù)量僅為1266種，版權(quán)逆差就接近5000種。所以，如何將中國優(yōu)秀的圖書作品推銷出去，現(xiàn)在已經(jīng)成了中國出版界亟待解決的問題。

　　藥方一

　　譯者擁有相似生活經(jīng)歷

　　對于一本謀求在異國出版的書來說，譯者絕對是一個最關鍵的問題。參加南方出版論壇的嘉賓一致認為，一位好的翻譯可以讓作品錦上添花，而糟糕的翻譯可以殺死一本好書。
　　來自中華書局的顧青回憶起當年《于丹〈論語〉心得》的出版經(jīng)歷時透露：2006年時，我就對托筆提出關于譯者的3個必要條件：1、用母語翻 譯；2、具有中國文學相關學歷；3、在中國工作3年以上。結(jié)果，短短6萬字的書，翻譯飛來中國3次，修改不下數(shù)十次，花了3年時間才翻譯完成，這才是對翻 譯的尊重。隨便找個大學教授翻成外文就能走出國門，這是不可能的。
　　但是，另一個問題接踵而來。翻譯作品應該更尊重原著，還是更傾向于西方觀眾的閱讀習慣？對此，顧青也有自己的看法：文化的差異無法跨越怎么辦？我覺得首先還是得尊重一下外國讀者的閱讀習慣。就像老子講的‘得意忘言’，讓外國讀者了解整本書的意思，才是最重要的。
　　荷蘭的翻譯家林恪爾指出，很多文化上的細節(jié)差異都與中西方歷史、乃至信仰的根源有關，所以翻譯者必須對此多加留意，翻譯時應參照和比較東西方生 活禮俗及約定俗成的觀念。這個原則也得到了于丹本人的認可。于丹表示：很多我們在日常漢語中所用的詞匯，英文中沒有直接對應的詞匯。比如《論語》中經(jīng)常 提到的‘君子’一詞，一般在英語中被譯為gentleman(紳士)。但‘紳士’與‘君子’，兩者是有本質(zhì)差別的。西方的‘紳士禮儀’是基于社會交往規(guī)則 所產(chǎn)生的，而中國的‘君子之道’更多講究的是個人道德自律。這兩個概念我認為不能直接對接，各自的社會基礎不同。所以，《于丹〈論語〉心得》的英文版，就 直接把‘君子’音譯成junzi。
　　而在托筆看來，一部成功的翻譯作品，除了語言要盡量精準，更重要的是譯者要對作者筆下的內(nèi)容有一定的體驗或者了解。一般來說，翻譯使用的語言 風格不能是學者腔，而要用老百姓的口頭語，不能給人一種來自圖書館的感覺。尤其重要的一點，是翻譯者必須了解作者的真實意圖。
　　托筆舉例說：比如，要翻譯欣然的《中國好女人》這本書，我得找一個了解中國農(nóng)村和小鎮(zhèn)生活的人來譯，如果找一個書齋里的學者，那本書會變得很 沒意思。后來，我找了一個馬來西亞的譯者，她和欣然筆下的女人有相似的經(jīng)歷。她花了3個月翻譯全書，又改了2年半，后來賣給蘭德出版社，被轉(zhuǎn)譯成30種語 言，并且都很暢銷。當然，這樣好的譯者很難得，出版社經(jīng)常沒時間做這么多的事，只能是通過出版代理商來做這些工作。

　　藥方二

　　通過亞太打開英美市場

　　被西方主流市場的讀者所認可，一向被認為是中國作家獲得世界認可的一個重要標志。但在與會的頂級出版商看來，一味扎堆去找英美出版社、推出 英文版，不見得是明智之舉。托筆就建議，中國的圖書要想在全世界暢銷，可以試試在地緣二字上動腦筋，例如先在亞太市場打響知名度，尤其是通過澳大利 亞，將影響力擴散到英美等西方國家。
　　托筆還舉了一個例子。我曾經(jīng)代理過一本中國作家的書。最早，這本書在英國和美國是根本賣不出去的。后來，我把這本書推介給了澳大利亞的一個出 版商，結(jié)果，上架后幾周之內(nèi)就登上了當?shù)貢充N書的榜首。我發(fā)現(xiàn)澳大利亞和新西蘭，完全可以成為中國作家‘走出去’的第一站。1991年時，我又意識到，法 國、日本、德國、西班牙，這些地方對中國文學，其實比英美更感興趣。
　　據(jù)業(yè)內(nèi)人士介紹，在英語出版界，澳大利亞所占的地位其實是很重要的。例如，時下風行全球、累計銷量超越《哈利·波特》系列的暢銷小說《五十度灰》。這本書雖然出自英國作家之手，卻是澳大利亞出版社重磅打造的杰作。
　　博達文學版權(quán)代理有限公司董事長陳嘉賢用一串數(shù)據(jù)佐證了托筆的這一觀點：根據(jù)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的相關調(diào)查數(shù)據(jù)，全球翻譯作品引進數(shù)量居首的是德 國，從1979年到2012年，德國人一共翻譯引進了其他語種的圖書30多萬種；被譯成法語的書籍居于第二，數(shù)量為24萬種；第三是被譯成西班牙語的書 籍，有22萬種；被翻譯成英文的書籍總為16萬種。而被譯成中文的外文書，目前為止總計只有6萬種。
　　我覺得，這種相互翻譯，也是一種讓中國作品‘走出去’的好途徑。陳嘉賢表示，當你去購買其他國家出版商手中的作品版權(quán)時，他們也同樣會把目光投向中國，畢竟這里有著龐大的市場，這種交流是相互的。
　　丹尼爾·沃茨也很支持陳嘉賢的說法。在他看來，改革開放30年的中國發(fā)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在很短的時間內(nèi)成為了世界第二大經(jīng)濟體。這一過程讓 很多外界的人感到好奇。西方的出版業(yè)市場已經(jīng)飽和了，而中國卻還遠遠沒有到達頂峰。所以，如果中國的出版業(yè)能夠主動向外界推介一些作品，不管你是去 馬來西亞還是澳大利亞，只要能在某一個地方抓住一部分外國讀者，很多西方出版商也都有機會關注到這些作品。不要貪大求全，不要急于‘分蛋糕’，慢慢成長的 市場才是最有基礎的。

　　藥方三

　　傳播手段多樣化，出版圈子找準點

　　要想讓一本書在全世界都能看到，傳播途徑其實也是很關鍵的一環(huán)。事實上，雖然國際大牌出版商看起來很高端，但事實上他們也經(jīng)常通過電影改編等其他渠道，向讀者推薦作品。
　　據(jù)托筆回憶，此前他曾經(jīng)操作過一本書關于甲殼蟲樂隊的書《黃色潛水艇》。起初，這本書在英國無人問津，幾乎所有的出版商都認為，這本書的文法欠佳，根本讀不下去。結(jié)果，他靈機一動，先找人拍了電影。電影上映后，這本書的銷量果然開始節(jié)節(jié)攀升，一路成為暢銷書。
　　有時候，其他藝術(shù)方式的傳播，的確會給書籍的銷售帶來相當大的幫助，因為人們都會因此對原著感到好奇。比如，我最喜歡的中國電影就是《大紅燈籠高高掛》，看完之后我一直都在想，如果用文字來描述這個故事會是什么樣？再比如說，莫言的作品之所以在海外大賣，張藝謀的電影也是一個重要的推手。
　　在著名作家于丹看來，如今各種通訊技術(shù)手段已十分發(fā)達，使得讀者接觸書籍有了更多的途徑和方式。有一次，我在北京坐出租車，司機很開心地對我 說，于丹老師，雖然我沒有讀過您的書，但是我經(jīng)常在電臺里聽節(jié)目，把您的書從頭聽到尾。雖然我從來沒有授權(quán)任何電臺播放或者直接播出我的作品，但不能否 認，電視、電臺甚至網(wǎng)絡傳播的效果是十分巨大的。
　　此外，找準一個好的出版圈子，也是走出去的訣竅之一。托筆介紹說：全球出版行業(yè)內(nèi)部，存在著一些大大小小的圈子，例如荷蘭和北歐的出版商 就可以算作一例，一本外來作品在荷蘭獲得成功，也會帶動北歐地區(qū)的銷售。我堅信口碑很重要，很多出版商都會相互打聽，什么樣的書正在流行。所以，中國作家 和中國出版商，完全沒必要只盯著英美那幾個最有名的出版集團，通過其他途徑，有時候會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荷蘭文學基金會董事、翻譯與非小說主管馬丁·沃爾肯對于托筆的觀點非常認同。在他看來，荷蘭的許多出版商之所以能在出版方面有一定的成就，其實 就是因為他們的交往圈子比較有特色。二戰(zhàn)之前，德國和荷蘭有不少猶太人定居。因為戰(zhàn)爭的爆發(fā)，他們流落到世界各地。有一些去了英國的猶太人開始從事 出版，而我們正是通過荷蘭和英國猶太族群的交往，認識了這些出版商。
　　馬丁·沃爾肯還表示，德國人在翻譯出版其他國家作品的積極性方面，可謂冠絕全球。相比于他們，英國出版界本身略顯保守。通過與猶太出版商的交往，我們得到了很多很好的訊息，我相信中國出版界同行一定也會擁有屬于自己的良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