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愷之畫人物不輕易點眼睛，說是四體妍蚩本無關妙處，傳神寫照正在阿堵(意為這個)中。借來比喻文學語言，也很恰當：文學是語言的藝術，人物、情節、場景是它的四體，語言是它的心靈之窗，精氣神借以閃現。文學語言相近于古人說的文字，或五四后說的文體，或契訶夫說的筆調(他視為作家有無前途的標志)，或今人說的敘事風格。它是一個綜合概念，不僅指詞匯，更指對詞匯的指揮調遣。人生故事大同小異，太陽底下無新事，說什么是次要的，關鍵在于說得好。想把故事說得吸引人，全靠語言來傳神寫照。文學語言可以有多種定義，傳神二字最能一語中的。
　　文學語言極其復雜，用文野雅俗精粗等現成概念來衡量，往往走進誤區。《辭海》歸納文學語言的特點為準確、鮮明、生動、富有形象性與藝術感染力。然而準確、簡練和生動表現在作品中是多元、不居、變異無窮的。它因體裁而異，因作家而異，因讀者而異，永遠是一個個個案。對這樣一個充滿動勢和變數的活體，不可能有標準化的公尺。若把文學語言作為議論的話題，我認為應以一個基本觀點作為前提：承認它的多樣性，承認文無一體、美有萬殊。
　　從文體看，對語言要求最考究的是詩。詩要求高度概括，一語道破。宏大如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壯闊如山一程，水一程，身向榆關那畔行，夜深千帳燈，精致如今夜偏知春氣暖，蟲聲新透綠窗紗，微妙如山路元無雨，空翠濕人衣但詩人的語言是單純和穩定的。散文亦然，通篇是作者自己的語言。不過小說則因多重成分而情況復雜。
　　作家以語言為風格的載體，好的作家必有敏銳的語言感覺和獨特使用。錢鍾書鋒芒畢露，楊絳綿里藏針，沈從文忌用成語，王蒙成語編隊列陣。宗璞用典雅的文字寫學者教授的故事，王朔用俚俗的語言寫市井人物的故事，都能傳特定人物和特定生活之神，各得其宜。如果用王朔的語言寫宗璞的人物，用宗璞的文字寫王朔的故事，必定有圓鑿方枘的別扭。薛寶釵的文雅談吐和她哥哥的猥褻俚曲，同出自曹雪芹筆下。《巨人傳》的語言狂野恣肆，作者拉伯雷卻是文藝復興時期的淵博學者。而一個作家相對穩定的敘事風格，也會因刻畫不同的人事而作微妙的或顯著的調整。劉震云的《官場》和《我不是潘金蓮》，同是他大巧若拙的筆調，但兩者間的語言區別很明顯。更有一種常見的手法：敘事者我是故事里的一個人物，從頭到尾用此人的詞匯和口吻來說話。《小癩子》通篇痞子腔，《狂人日記》滿紙瘋話，同是出于藝術的需要。人物粗俗，不等于作家粗俗。是人物沒文化，不是作家沒文化。好的小說，每篇都是一個獨立的語境，要求作家一律用循規蹈矩的語言寫小說，好像規定武林高手一律使刀，不準弄十八般兵器。倒是用規范書面語寫的小說，讀起來不沾地氣，蒼白無味。魯迅說蕭紅的《生死場》：女性作者的細致的觀察和越軌的筆致，又增加了不少明麗和新鮮。如果交給中學教師把這些越軌的筆致一一按規范語法改正，沒有了明麗和新鮮，也就把《生死場》毀了。
　　總之，藝術創造的規律是志在新奇無定則(許瑤《題懷素上人草書》詩)，是扮龍像龍，扮虎像虎(戲訣)。作家之能事，恰在于八仙過海，各顯神通；文學的魅力，乃生自語言的色彩繽紛。一部小說是一個完整的語言世界，無數小說像草原上群馬奔騰，想要甩一個預設的通用套馬圈使它們就范，是很不智的。宋人論學習古賢詩歌，有活法死法之說，對于語言，語文教師用的是死法(規范)，作家用的是活法(變化)。教師要求正品，作家喜歡窯變。編輯應當善識千里馬于驪黃牝牡之外。
　　好的小說語言很像美食，須有獨家之味。津津有味味同嚼蠟，都以味兒比喻閱讀。我有一位已故文友，認為小說負有推廣普通話的歷史責任。他是北京人，在貴州工作多年，用普通話寫的貴州人事，不論是城鄉工農，讀起來皆似是而非，對話尤其格格不入，有一種礦泉水被蒸餾水代替的感覺。國家可以法定通用語，世上不可能有無鄉無土的通用人。小說總要寫一塊具體土地上的人和事，魯迅寫浙江，老舍寫北京，張愛玲寫上海，馮驥才寫天津，方言土語正是傳神阿堵。就是寓言型的現代派小說，作家也要選擇富于色彩的獨特語言，而不會用一種文化積淀很少的世界語。當然，作家運用方言土語，不是簡單的原生態，而是在總體通行的官話敘述中，以精心挑選的方言來點睛添彩。
　　而讀者喜歡或厭惡某種敘事風格，固然擁有絕對的權利，但也不宜黨同而伐異，喜歡的大力提倡，不喜歡的呼吁鏟除。趣味雅正當然好，但也要有承認文無一體，美有萬殊的雅量。議論文學，更要有不可一例求之，不可一類取之(孔穎達《易疏》語)的慎重。
　　當前文學創作的語言狀況，我所知有限。就近年讀到的幾本，如《我不是潘金蓮》(劉震云)、《蛙》(莫言)、《黃雀記》(蘇童)等，依傳神標準，語言都是好的。《朱雀城》(黃永玉)人物眾多、萬象紛呈，語言也隨之磅礴恣肆，生龍活虎。網絡文學我很陌生，讀到過后來出版紙質書的滄月的幻異小說，筆致精致得很，營造出凄美的語言世界。對這類創作，我們一向當它不存在，其實它與大受炒作的《魔戒》《哈利·波特》是同一族類。倒是報紙、雜志上的散文，我覺得有點學生腔、文藝腔、翻譯腔較多，好像散文就得這么寫。其實散文的寫法和語言，應該是比詩和小說更加多樣化的。網絡上不斷出現新詞，迅速進入新聞和文學文體。其中有的頗精彩，如被(被代表被自愿)；也有的令人惡心，如屌絲。此外，不必要地嵌入些外文字母，加上簡化字里合并字(如後并入后，乾并入干等)造成的大量錯別字，等等，漢語的尊嚴、表現力和文化含量，都出現了一些令人憂心的現象。但風尚潮流，無可抵御。只有寄希望于語言作為一個歷史范疇，時間能產生汰劣存優的作用。
　　年輕作者，我覺得可以從閱讀外國作品得到許多思想、手法方面的啟發和借鑒，而語言一定要孜孜以求地精研母語。這是文學安身立命之所。
　　我年輕時讀屠格涅夫的散文詩，說俄羅斯語言天下最美，很是羨慕。后來發現好多大師都認為他們的民族語言才是天下最美，這才省悟：作家出于職業的敏感，不斷發現母語中蘊藏著無窮盡的美和力，于是發出這樣真誠至偏激的贊美，并非他們的語言已捧了世界杯。漢語的表現力是毋庸置疑的。從詩經楚辭到唐詩宋詞元曲，從《史記》到唐宋傳奇、明人小品到《紅樓夢》到《野草》，我們也完全可以說無與倫比。有一個現象值得深思：第一流的翻譯家都是第一流的學者兼作家。而母語水平不如外語水平的譯者，絕對出不了好譯品。翻譯如此，何況創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