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電影躬逢盛世。經濟迅速崛起，社會政治穩定，為中國電影創造了大發展的歷史機遇。根據2012年2月中美電影協議，今年全年進口34部好萊塢大片，明年將進口44部，此后仍將遞增。這些大片憑著大資本、大明星、大宣傳，來勢洶洶，意欲席卷中國電影市場。好萊塢大兵壓境，中國電影面臨嚴峻挑戰，是為外患。而國產電影在與好萊塢大片對抗中催生了一種生態現象：過分倚重市場效應，以票房成敗論英雄。由此又生發了創作觀念上的變異：過分倚重娛樂精神，創作出現畸形發展，國產電影生態失衡，這些趨勢成為內憂。如此內憂外患，警醒國產電影要樹起保衛民族文化安全的大旗，在本土電影市場向好萊塢電影展開絕地反擊。
　　在這樣的電影生態環境中，中國電影講好中國故事靠什么？一句話，靠內力。電影產業歸根結底是內容產業。人物塑造、情節設置、藝術表達、意蘊傳遞，既是內容的基本含義，也是文學精神的基本內容，簡而言之就是電影的內力。從這個意義上看，電影的核心競爭力就是文學精神。中國電影要依靠豐滿的銀幕人物，精彩的故事情節，鮮活的鏡頭語言，講好中國故事，以此來體現以人民為中心、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引領的創作導向。

　　以人物境界分高下
　　講好中國故事，關鍵是講什么人物的故事，傳遞什么精神。時下的電影創作在人物塑造上有重世俗小民，輕崇高英雄的傾向。誠然，平民可以大寫特寫，但我們應該著力于平民在世俗生活中對美好人生的追求，對生命尊嚴和幸福的守望，釋放向上向善的精神力量。然而，時下電影對平民的書寫往往重質感輕境界，重世俗欲望輕崇高精神追求。追求人物性格的生活質感，旨在增強真實性和藝術魅力，本來是可取的，但由于缺乏崇高的境界而使人物流于世俗化和粗鄙化，展覽人性猥瑣，描繪獸行獸欲，容易堆砌垃圾情緒。
　　我們應該熱情表現中華民族在踐行中國夢的偉大實踐中呈現出的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創新為核心的時代精神。電影中的人物形象應該具有時代質感，精神境界應該體現昂揚的進步趨勢。英雄必然崇高，小人物同樣可以超越一己欲望，將幸福愿景同中國夢融合一起，走向崇高。不能熱衷于發掘人的負面精神奇觀，而要真誠描繪人心向善的人文情懷，展示人與時代前行的精神力量和道德力量，這樣才能體現作品先進的文化立場，傳遞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實現電影的引領作用。像電影《中國合伙人》中的三個主人公，經歷了改革初期的出國潮和下海潮，沉淪過，也拼搏過，潮起潮落中卻始終守望他們的生活愿景，終于悟出人生的意義，贏得生命的尊嚴。電影《卒跡》在展現農民李二卒只要不死就往前拱的小卒精神的同時，譜寫出中國農民改革開放三十年命運大變化的史詩，既富鄉土氣息又具時代質感。
　　倡導銀幕形象追求境界崇高，并不是要脫離地氣而懸空。人物形象具有時代質感同樣可以包含豐富的情感。如《孔二皮進城記》中在當代農村變革中即將退隱的鄉村民辦教師孔二皮，一瘸一拐還帶著幾分口吃的他善良又固執，正直幽默又積極向上，讓人感到真實親切。人物形象塑造也應有正確的價值判斷，摒棄頹廢沒落和自暴自棄，用向善的精神去感染觀眾。我們允許電影對世俗欲望的描寫，但不能突破道德與操守的底線。電影《一夜驚喜》帶著明顯的市場消費誘惑，雖然題旨是守望真愛，故事卻顯得很輕薄。還有《致命閃玩》中，青年男女為了減壓而不留姓名隨便留情，所傳達出對待生活缺少底線的人生態度令人憂心。再者，追求人物的時代質感和境界絕不排除表現人物性格的復雜性，這反而能為彰顯人物境界的崇高加分。比如《萬箭穿心》中世俗女人李寶莉面對四面楚歌的家庭生活，依然執著地堅守善意真誠和幸福愿景，使這個豐富復雜的形象一下子有了境界。

　　憑藝術表達論成敗
　　要講好中國故事，還要看怎樣講，這屬于藝術表達的問題。只有被觀眾欣賞和閱讀，電影的價值才能得以體現，而故事表達得好不好正是觀眾看不看的先決條件。與好萊塢競爭，中國電影必須把中國故事講得更加感人好看，注重有效表達，追求創新，不墨守成規，不拘泥于定式。創作時走心，觀眾觀賞時才能入心。所以，我們要堅持中國電影的民族文化身份，用人們都能接受的表達方式把中國故事講出來。
　　藝術表達的基本要義是類型確定，風格定位，情節設置，角度與結構的選擇。電影市場是分眾的，不同年齡和教育背景的觀眾具有不同的審美取向，決定了他們對電影的不同選擇，由此決定中國電影必須走類型化道路。其實，中國電影產業十年來的發展之路，也是中國電影類型化的發展之路。隨著電影類型化程度越來越高，創作逐漸告別了大鍋菜和亂燉時代。《人再囧途之泰囧》將公路電影和喜劇電影兩種類型成功地融合在一起，充滿喜感的小人物讓人喜愛。《致我們終將逝去的青春》中，從放縱欲望到理想守望，從迷失到清醒，青春片類型得到成功表達，由此在電影界掀起了一陣青春熱潮。武俠片作為中國對世界電影的獨特貢獻，廣受外國觀眾喜愛。《一代宗師》則在武俠類型的框架里揉進了傳記片和藝術片的元素，令影片藝術品質卓爾不群。《一號目標》講述周恩來在解放戰爭開始前率團到南京接受美國調停的故事。影片沒有使用革命歷史題材慣常的敘述表達方式，而是對情節做了驚險類型化的處理，讓監視與反監視、暗殺與反暗殺貫穿始終，故事險象環生，充滿緊張感和結構力量。
　　角度和結構的精心選擇會讓影片充滿藝術魅力，也會讓常規題材呈現出新意。比如《周恩來的四個晝夜》描寫了1961年周總理到河北省伯延革命老區調查人民公社大食堂問題的故事。全劇緊緊圍繞一個角度總理憂戚民生，要找到真相；當地干部極力掩飾真相心疼總理，怕他為難，這個角度不僅深刻有力而且悲愴深情。《洋妞到我家》的角度也別具匠心，以一個洋妞互惠生娜塔莉的到來作為切入點，在一連串啼笑皆非的沖突中，講述了一個中國現代家庭苦澀、溫暖而又令人深長思之的故事。影片以生活喜劇的方式，舉重若輕而又令人信服地化解了教育孩子、移民、中年夫妻感情危機等沉重的社會問題，藝術魅力四射。
　　將生活中的英模人物搬上銀幕本是好事，但如果不注重藝術表達，便無法將感動中國的人物變成感動觀眾的電影，這是當下英模題材之痛。可見，藝術表達特別是藝術結構在這類題材創作上顯得至關重要，在這方面《張麗莉老師的故事》為我們提供了成功的經驗。影片以張麗莉為救學生而被大巴車軋斷雙腿為開篇，接著由兩個段落展開故事，上半段是張麗莉傾心幫扶學生成長的故事，下半段是張麗莉克服肉體殘缺、實現精神涅槃的故事。兩段故事像一段和弦，演奏出關于成長、青春和美麗人生的共同主題，英模故事也因這個巧妙的結構而生發出強大的藝術力量和思想力量。

　　靠探求深意競優劣
　　時下存在一種誤識，認為電影文化進入了一個小時代、輕時代、微時代，快餐文化電影和速食文化電影盛行。這一誤識使創作進入誤區，不少創作者回避深邃，拒絕意蘊，追求淺白的一覽無余、快慰唯上，而且篤定認為這就是時尚，唯此才會受到青年觀眾歡迎。
　　其實不然。當下我們正處在努力實現民族振興和文化振興的偉大時代，這就是我們生活的本質。盛世出經典，大時代需要振聾發聵之作、深邃警世之作、經典傳世之作。電影創作呼喚表現當下生活本質的深刻典型形象，這樣才能抵制腐朽與沒落觀念的侵蝕。
　　而故事和人物背后的意蘊深邃，正是作品能否傳之久遠的關鍵。電影《一九四二》通過那段民族災難的痛苦記憶，來警示今人應為民族振興珍惜當下，建設未來，頗有深意。電影《我是植物人》表現一個康復了的植物人、失去記憶的女白領，在尋找自我身世的過程中發現藥檢虛假的欺世大案。影片完全可以走驚險懸疑路線，創作者卻選擇直面現實的謊言，表現女主人公由為自己討要公道，轉而為社會正義而戰的過程，使作品超越了個體命運的糾結，呈現出沉吟社會的深意。
　　魯迅認為文藝應成為靈魂的藝術，成為民族精神的火炬。中國電影要講好中國故事，就要追求深刻意蘊，直面生活，洞悉人生，指明生活與時代的趨勢，推動時代一道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