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說家正在漸漸遠離這個時代的一般智識水準？
　　●當我們談論現實時，我們在談論些什么？
　　●上世紀80年代是當代文學虛火過旺的年代嗎？
　　●以現實比小說更不真實為借口，小說創作回避了什么？

　　面對批評
　　實用而危險的策略
　　很多小說家都發現，可以采取一種聰明的策略應付來自小說讀者方方面面的批評。這個策略的基本模式是這樣的：當小說家被指責其小說情節離譜、人物虛假、對話生硬總而言之，不夠真實的時候，他就回應說，小說不同于現實，簡單地用日常生活作為模板來判斷小說的好壞是非常可笑的行為，小說是一種虛構的藝術。但是，當他受到另一類更為較真的讀者指責，說他缺乏想象力和虛構能力，只知道移植一些社會新聞和網絡段子作為故事，他又會退回來說，小說畢竟是要反映現實生活的，之所以引入這些新聞和段子，恰恰就是要直面最本真的當下生活。
　　除去游刃于虛構和現實兩端，這個策略還有一個變種形式，即在美學和倫理這兩個領域瞬間切換：當小說家的作品受到美學層面的指責時，他會將這種美學指責理解成某一小撮人組織的對他人身的攻擊，以及某種通過罵評博人眼球的不良企圖；而當小說家被批評說不夠真誠，乃至偽善，他又會視之為一種以道德譴責替代美學批評、可笑陳腐的外行話。
　　這種策略被證明是相當實用的，很多的文學批評意見就這么被輕而易舉地解構；同時，這種策略也是相當危險的，它使得我們周圍諸多看似活躍的小說家，正令人吃驚地漸漸遠離這個時代（尤其在年輕一代身上）實質已經具備的一般智識和藝術生活水準。

　　面對現實
　　頑固且陳舊的觀念
　　經過相對論、現象學乃至語言學轉向洗禮的當代人文學科的從業人員，都會明白一個新的常識，即，面對實在世界，不存在某種絕對正確和客觀唯一的觀察，因為觀察者所處的位置、時間及其采取的觀察方式，都會參與并影響到觀察結果的生成。甚至，早在納爾遜·古德曼提出多種世界的構想和物理學界有關平行宇宙的討論之前，所謂不存在一個普遍適用的可供反映的世界真相，在自尼采以后的現代藝術家那里，也已經是不言而喻的事。畢加索看到的世界不同于莫奈，瓦萊里眼中的現實也不同于昆德拉，他們彼此不是一個糾正、顛覆和取代的關系，而是無盡的填補、吸納和擴展。但事實上，我們許多小說家至今在談到現實的時候，他們的觀念依舊像19世紀的唯物論者那般古舊天真，同時又欠缺一種洋溢在當年唯物論者身上的強勁樂觀。對他們而言，現實就是外在于自身且難以改變的客觀存在，他們可以像化學分析師提取樣本一樣提取一小塊客觀現實加以批判，無論這個樣本是來自個人體驗、耳目所見抑或媒體新聞，對他們而言并無區別，就像長江和黃河里的水從分子結構表達式的角度并無區別一樣。
　　這種針對現實的頑固且陳舊的觀念，也影響到他們對于歷史的判斷。在他們那里，歷史要么依舊是某種本體論中的龐然大物，被一目了然的假象和謊言遮蔽，急切等待著有人（主要是小說家）來發掘它本質上的真面目；要么，就庸俗化成某種簡單的黑白顛覆后的灰色敘事游戲。而自海登·懷特以來當代歷史哲學領域涌現的種種反思、變化與探索，雖然早已譯介到國內，但嚴格來講，除了幾個名詞術語，似乎也與我們這些小說家并無太大關系。
　　于是，從上世紀80年代到新世紀的第二個十年，中國人文領域在這30多年來發生的一個變化在于，嚴肅知識分子和小說家竟然漸漸成為井水不犯河水的兩種人。而正是這樣一批對時代現有智識很是隔膜的小說家，卻迫切地想通過小說，來為這個時代立言，想寫出有關這個時代的史詩。
　　于是，我們看到有小說家理直氣壯地宣稱看不懂翁貝托·埃科的《傅科擺》，因為里面涉及了一些簡單的計算機和物理學常識，就視之為天書，但諷刺的是，《傅科擺》在國外一直是作為暢銷小說存在；我們看到有小說家抱團引剛剛去世的馬爾克斯為知己，但按照某位批評家的犀利說法，老馬不過是在中國掀起了兩場有關許多年之后的造句運動，一場在他生前，一場在死后；我們看到，有小說家操持著中學生抒情作文般的幼稚文體，卻宣稱自己對于語言精雕細琢，有小說家寫宗教題材不懂宗教、寫高校題材不懂學問、寫文革題材不懂政治，有小說家開始無限懷念所謂文學黃金年代的80年代

　　面對小說
　　輕薄又恭維的態度
　　然而，就是在上世紀80年代中期，當代文學虛火正旺的年代，作家孫犁就對當時的文學景觀有過非常冷靜和寂寞的觀察。這些觀察，30年后重溫，竟好比預言：
　　當前的一些現象，例如：小說，就其題材、思想、技巧而言，在三十年代，可能被人看作‘不入流’；理論，可能被人看作是‘說夢話’；刊物會一本也賣不出去；出版社，當年就會破產。但在八十年代，作者卻可以成名，刊物卻可以照例得到國家補助，維持下去。所有這些，只能說是不正常的現象，不能說是遇到了好機會。
　　一個作家，聲譽之興起，除去自身的努力，可能還有些外界的原因：識時務，拉關系，造聲勢，等等。及其敗落，則咎由自取，非客觀或批評所能致。偶像已成，即無人敢于輕議，偶有批評，反更助長其勢焰。即朋友所進忠言，也被認為是明槍暗箭。必等他自己腐敗才罷。
　　幾十年來，我們常常聽到，用‘史詩’和‘時代的畫卷’這樣的美詞，來贊頌一些長篇小說有些小說，當時雖然受到如此高昂的稱頌，但未隔數年，不滿十載，已聲沉勢消，失去讀者。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或因政策過時，理論失據；或因時過境遷，真假顛倒；或因愛憎翻變，美惡重分。
　　如今，新一輪小說創作的潮流，似乎是視現實為一個過于復雜的存在，以至于認為現實比小說更不真實，一切現實都是魔幻。小說家們之所以有如此看法，一方面，是因為網絡時代的資訊發達，讓現實忽然有可能以某種更為立體多面、更為真實強勁的無遮蔽面目迅速出現在他們面前，就像一個只從圖畫書里了解猛獸的孩子忽然被扔進叢林，他會本能地覺得這亙古存在的叢林是一種他不可駕馭的新式魔幻；另一方面，也是因為他們對更為久遠的社會歷史缺乏深切的認知，不了解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無新事。憑借現實比小說更不真實這個理由，諸多知名小說家就理直氣壯地逃避開小說之為小說所要面對的全部創造的困難與艱辛，也回避了對于那些不可總結、無法歸類的復雜生命境遇的同情與思考，同時，他們又期待小說（尤其是長篇小說）作為一種最引人注目的流行文體，可以背負上一切值得述說的沉重之物。
　　這種流露在當下諸多知名小說家口頭筆端、對于小說這種文體既輕薄又恭維的態度，或許，是比當下現實更為復雜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