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典”一詞不宜泛化
什么是經典?我的淺見是,至少應該有以下三項標準:一經典是民族與國家的文化精髓,能夠集中反映其文化本質和價值理想的作品;二經典具有獨特性和無可替代的代表性,是難以復制和模仿的;三經典是歷史長期檢驗的產物,歷久不衰,歷史、時間是經典最公正的評判者。
經典是我們在日常生活和學術研究中經常使用的詞匯,其內涵與外延似乎是不言而喻的。但實際上,往往不是這樣,不少以經典命名的事物卻常常使人產生疑竇:什么書才是經典呢?
在中國古代思想文化史上,經典本有明晰的所指,大多指典范的儒家典籍,如:周公上圣,召公大賢。尚猶有不相說,著于經典,兩不相損。(《漢書·孫寶傳》)后重違母言,晝修婦業,暮誦經典,家人號曰‘諸生’。(《后漢書·皇后紀上·和熹鄧皇后》)自圣賢述作,是曰經典。(《史通·敘事》)祭祀之理,制于圣人,載于經典。(《閱微草堂筆記·槐西雜志四》)當然,有些道家道教或佛教以及其他宗教的作品,也被視為經典。但是,經典單獨使用,指儒家類的文化元典,意義雖然失于狹隘,但至少內涵是明晰的,不至于產生混淆和名實不符的現象。
中華文化源遠流長,奔騰不息,具有百家之學的優秀傳統和日新不已的創造精神。在今天,將經典僅局限于儒家元典并不符合時宜,但是,如果泛用經典也會導致經典一詞名實不符,在客觀上妨礙經典的文化意義和獨特價值。經典如果被降低標準,會導致人們對真正經典精神價值的誤解,所以這是一個重要的問題。
上個世紀初,著名學者梁啟超、章太炎、朱自清等對經典都有很精到的闡發與謹慎的使用。梁啟超對胡適列舉的國學最低限度的書目中寧列《三俠五義》、《九命奇冤》等卻不列史部的《史記》、《漢書》、《資治通鑒》等大發微詞,原因是容易混淆人人必應讀之書與應該知道的書,這給人們區分經典提供了重要參考。梁啟超撰寫《要籍解題及其讀法》一書,不用經典而代替以要籍,就顯示了可貴的謙虛謹嚴的治學態度和治學精神。章太炎在《國學概論》中涉及的經典包羅面較廣,經史子集都有,視野開闊,但基本是已有的經過時間檢驗的重要文獻。朱自清在《經典常談》的《序》中說,他使用的經典是廣義的用法,包括群經、先秦諸子、幾種史書以及一些集部的作品,即使字書《說文解字》在該著中也被列為經典,而且作為入門首要閱讀的書籍。他強調經典訓練不完全等同于讀經,范圍可以廣些,但目的也是使人親近經典,從更廣闊的方面提升人們的學識、見解、學力和經驗。朱先生列舉的經典雖有全與不全(乃至節選的篇章)等,但也都是經過思想學術史印證有恒久學術價值的典范作品。從以上舉例可以看出,前賢們的治學實踐和學術主張,有助于我們反思對經典的衡量標準。
什么是經典?我的淺見是,至少應該有以下三項標準:一經典是民族與國家的文化精髓,能夠集中反映其文化本質和價值理想的作品;二經典具有獨特性和無可替代的代表性,是難以復制和模仿的;三經典是歷史長期檢驗的產物,歷久不衰,歷史、時間是經典最公正的評判者。在這種意義上,經典無疑是人民精神家園的寶貴財富。它們像等待人們不斷開掘的礦藏,能夠在每一個時代閃爍出耀眼的光芒,激發人們不斷地繼承創新,促進中華文化可持續地發展。
至于今日我國人文社會科學的精品、杰作,有的學人認為,可以經過現在的某種評審將它們確定為人文經典。我覺得同時代的任何評審都不可能推出真正的經典,這是未來歷史要做的事,個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不可能代替歷史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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