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大陸和臺灣的青年作家相聚在一起，他們對彼此文學處境的審視如何？他們以何種視角看待當下的文學創作？他們認為文學如何適應新的時代發展？在日前舉行的兩岸新銳作家創作座談會上，青年作家們就文學創作與市場、文學與當今時代以及作家如何書寫等主題展開對話。

　　面對市場，文學如何勝出
　　在文學話題中說到市場，很多人都會談虎色變，似乎文學創作特別是純文學創作與市場格格不入，受到日益強勢的資本市場的擠壓，文學的處境令人堪憂。但兩岸的70后作家對于市場中的文學處境卻并不盡是悲觀。
　　一直以來，人們認為，市場金錢化、商業化、消費化，這導致了民眾對文學閱讀的貧乏，最終導致了文學讀者越來越少，作家也越來越被邊緣化。但作家艾瑪認為，真正的文學不趨利，但它也不拒利。市場的需求分為很多層次，有相對淺顯低俗的口味，也有高尚的追求，把市場完全等同于庸俗是一種誤解。而文學自有超越市場的評價標準，它最主要的位置并不在市場，它最需要警惕的也并不是市場。
　　因為創作了梁莊系列而備受關注的作家梁鴻對于市場下的文學處境更為樂觀和篤定。在她看來，對于文學而言，市場是一個復雜的概念，它既包含資本不斷壯大過程中消費主義、大眾文化對文學的沖擊，包含在新的媒介環境下文學所遭遇的擠壓，如網絡、電影、電視的高度普及，及由此而產生的各種新文學類型，同時，也包含著文學本身的市場化運作，比如一本書如何在市場銷售。作家需要的是對自己的視野和對文學的范圍、審美重新定位，打破偏見。至于文學的未來處境，梁鴻認為，看到市場背后的每一個個體，看到他們對文學的渴望和精神的涌動，作家就能突破市場的魔咒，找到寫作的位置：忘記市場之日，恰是文學勝出之時。
　　以文學創作而言，考慮市場讀者需要的極致表現，就是不考慮那些能被讀者清楚言說的需要。臺灣作家徐譽誠的概括與梁鴻有異曲同工之妙。他從市場需要出發，分析了讀者對于文學的需要以及作家從事創作的需要和意義。徐譽誠認為，文學能夠承載和對應那些復雜的人類心緒，搭建出精神上的棲身棧所，并提供通往前方未知境地的無窮路徑。因此純文學的路徑永遠存在，但不會被普遍和廣泛需要。因為作家創作的終極目的不是與市場對話，而是與世界和文學對話，猶如行走在人類思想演進的遙迢長路之中，途經前人所辟地建立的荒野驛站，而后繼續往前，在一片空洞虛無之中，延續拓展著那幅巨大無邊的人類心靈圖像。對于作家而言，寫作本身就是最好的報酬。
　　近年來，臺灣地區的文學讀者數量有所減少，純文學創作也呈縮減趨勢，在很多臺灣作家看來，市場形勢十分嚴峻。臺灣作家蘇飛雅就發出疑問，臺灣作家到底是追逐讀者品位追過了頭，還是迎合評審喜好迎過了頭，導致失去自己、失去文學？這是否與臺灣的文學土壤營養不良體質不佳有關？據臺灣作家謝文賢介紹，臺灣的市場母體小，每年卻有4萬多本新書進入市場，閱讀力與購買力都不足以支撐，許多純文學創作的出版機會受到很大壓抑。新銳作家就很難得到出版社注目，連得過許多文學獎的作者投稿都少有出版機會。自費出版市場則因為毫無審稿門檻，導致好書難覓，很多有實力的作者不得不依靠藝術補助政策。從這一現象來看，純文學的閱讀市場是相對疲弱的，主流讀者與純文學創作者之間的關系是疏離的。
　　針對這種狀況，臺灣作家陳榕笙給出了自己認為在有限市場環境中的可行策略，試圖為文學在市場中勝出尋求某種具體的、可操作的方法：縱向的發展以及文學團體的結盟。陳榕笙認為，如果小說家只把出版、發表小說當成是惟一能做的事，他很可能會面臨小說市場的瓶頸；而除了寫作之外，如果能以演講、教學等不同方式去推廣和引導小說創作，對創作者而言，市場會更為寬廣。

　　文學與時代相遇，作家要在場
　　面對復雜而廣闊的書寫空間，文學以何種姿態與時代相遇，是作家們不得不作出的選擇。面對這個問題，很多作家都選擇了在場。
　　在作家馮唐簡明扼要的文學觀中，除了感受在邊緣、理解在高處之外，重要的還是表達在當下。馮唐認為，除了獨立思考和探索智慧，在表達的內容和著力點上，作家要從觀照當下開始，收官于當下。即使寫歷史、寫未來，也是用現世去觀照，要想明白巨大時間尺度下的共通人性。
　　2007年以來，作家路內完成了5部長篇小說，有3部講述上世紀90年代，一部講述80年代，最接近當下的一部講述的也是2002年左右的互聯網泡沫時代。曾有批評者認為路內不會寫當下題材的小說，這讓路內思考，回望歷史是否可以算作這個時代的文學書寫。路內認為，這個時代的文學書寫雖然受制于很多因素，但仍有嚴肅的一面。作家需要不斷問自己，在所經歷的時代我寫了什么，這種責任感讓作家不得不回望歷史。但路內也說，他可以不限于今天，卻絕不會拒斥今天。
　　寫出生活的細部和幽微之處，便寫出了時代。付秀瑩如此概括她對這個時代寫作的看法。在正在創作的小說中，付秀瑩寫到了劇烈變化的時代中一個村莊的心靈圖景。一個農村婦人經歷的內心動蕩，一點都不比我們經歷的少。她們的精神成長和人性的微妙起伏，都是文學大有作為的部分。她們身上一定投射了這個時代的光影，濡染了這個時代的色彩，甚至很多時候，人物的個體命運，便是這個時代命運的一部分。我試著寫出他們的內心曲折，也就大略地寫出了這個時代的內心曲折。同樣，從創作伊始便以生活的小縣城作為創作母本的作家張楚，也關注到了他生活環境的變化。人越來越物質化和機械化，縣城里的新鮮事與俗世的欲望連接在一起，這就是中國最典型的縣城。于是在小說集《七根孔雀羽毛》中，張楚便寫了小縣城精神上的異化，以及道德底線被撕扯后的痛楚。我希望我的眼神是清澈的，我的思想也是清澈的。我看到了暖，于是寫了暖，我看到了悲涼，于是也寫了暖，只不過這種暖是悲涼后的暖。
　　臺灣作家許正平的創作歷程幾乎與臺灣社會同步。他的少年時期很像臺灣導演侯孝賢在電影《冬冬的假期》《風柜來的人》《戀戀風塵》中對于時空的寫照：真實的土地，牧歌般的孩童時光，漸漸向都市化、工業化、現代化傾斜的現實與價值觀以及必須離鄉才可能實現的未來。這也成為他作品最初的主題。進入上世紀90年代，臺灣作家及其筆下的世界，都不再追索消逝的田園，而是轉向此時此地的現實。到了世紀之交，許正平嘗試能否以文學介入現實，為一切沒有話語權的邊緣、底層人群發言。2013年，在寫作新舞臺劇本《水中之屋》時，他以真實的事件和當地人作為原型，通過觀察、交談，試著感同身受，追問存在的難題和可能的解決方法，雖然又回到了南方、小鎮、邊緣、非中心，但我確實在場。

　　怎樣寫：有人用針挖井，有人輕裝上陣
　　作為承前啟后的一代作家，70后小說家向前輩作家一樣致力于探究時代最真實隱秘的一面，試圖揭示社會現實，呈現人生真相。但在具體創作中，卻遇到很多挑戰生活的雷同、細節難以把握、視野的局限等等。作家朱山坡就認為，對70后作家而言，怎么寫比寫什么更為重要。如何書寫這個時代，大師們給我們提供了很多種方式和經典范例，但面對這個無法一言蔽之的時代，我們還在尋找和調整適合各自的表達方式。
　　作家們的確在尋找各自的表達方式。面對文學書寫的小時代，文學樣式越來越碎片化和泡沫狀，金仁順認為寫小可能是普通寫作者惟一的出路，就像土耳其作家帕慕克所說用針去挖井。小人物雖然卑微，退縮在時代的毛孔中，但恰是他們承載了所有人共有的經驗。金仁順認為，作家要在枯燥和重復中進行到底，把生活嚼碎砸爛作為燃料，最終才有可能完成歷史和現實之間的貫穿，找出自己文學源泉的所在。同樣認為文學應以小見大的作家還有魏微。她曾困惑于文學的社會功能和題材大小，但從小說是人生的藝術這句話中，魏微認識到所有的寫作都應該是日常寫作，而她心目中的日常寫作就是寫最具體的事，卻能抽象出普遍的人生意味；貼著自己寫，卻寫出了一群人的心聲。總而言之，哪怕是寫最幽暗的人生，也能讀出光來。
　　精英文學的前瞻性、類型文學的私密性、商業文學的群創性，是作家謝宗玉預見的未來文學三種發展方向。他說，總有一些人愿意堅持高標準的審美要求，打造氣象萬千的文學世界，這些人的書寫是孤獨而艱難的。而在臺灣作家伊格言看來，藝術嗜血是小說家創作時應明確的一條準則。小說所能處理的范疇之大，要求小說家的心智須時常在殘忍冷靜與溫暖熱情之間擺蕩。小說家傾注于人物和事件的情感往往正是小說的核心，小說的深刻也正在于此。
　　從最早的博客作家出書擁有眾多擁躉開始，人們發現，作家可以先在網絡上針對主題培養讀者再進行出版，或者從網絡書寫中觀察什么主題可以讓讀者埋單再來下筆。近幾年網絡的崛起，讓作家的書寫狀態也發生了改變。
　　臺灣作家劉中薇發現，近兩三年，社交網絡Facebook或微博的興起，不光是營銷平臺，還成為內容平臺。人們在社交網絡上分享真實生活、趣味小事等親切的主題，文字充滿幽默，發表隨時、隨地、隨性，不光是被動地記錄生活，甚至可以說是在主動地創造生活。2012年，臺灣作家侯文詠把Facebook上的文字集結成書，出版了《我就是忍不住笑了》。近期，駱以軍也推出《小兒子》，不是濃烈沉重的書寫，而是相對輕的作品。通過這種書寫方式，作家放下姿態，用更平實親切的口吻，讓共同的生活經驗互相渲染，引起共鳴，這可以說是作家書寫時代和環境變化所作出的一種調整。
　　在臺灣，嘗試輕裝前進的還有一批輕小說的作者。臺灣作家楊寒介紹說，輕小說并不完全等同網絡小說，它是以輕松簡易的筆法描述故事，將圖畫文字化，用口語呈現故事，方便讀者輕松閱讀。這類小說雖然銷路日趨增加，但由于作者缺乏生活歷練和相應文學素養，作品大多淺近平白，結構或情景相對薄弱，若想走得更遠，還需要文學研究者的理論指導以及作者群的實力積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