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毫無疑問是長篇小說的收獲年。新年伊始，賈平凹攜《帶燈》開始了這一年長篇小說波瀾壯闊的旅程。在這部小說中，賈平凹描繪了一位叫做帶燈的鄉鎮女干部。她原名叫螢，因為不滿腐草化螢的說法，改名為帶燈，意即帶著一盞燈在黑夜巡行。多么美的意象，幾乎可以看作是2013年長篇小說的一個隱喻。作家們致力于在長篇小說中再現活生生的現實，創造一種想象的現實，乃至于要用文學照亮現實。如何處理小說與現實的關系，成為這一年長篇小說中尤為令人矚目的問題。

　　正面強攻的現實主義
　　有一些在長篇小說領域積累了豐富經驗的作家選擇正面強攻現實。《帶燈》講述的生活領域是賈平凹所熟悉的農村生活，是以鄉政府的日常生活為前景，透視當下鄉村生活的諸多煩難與困境。在這部小說中，賈平凹高妙的寫實能力再一次得到了驗證。對于在農村基層的生活，救災也好，截訪也罷，他信手拈來，工筆細描，毫無生澀之感。對于作家來說，現實主義是一種技巧，更是一種態度。賈平凹值得贊賞之處正在于此。他對于自己筆下的人物不溢美，不隱惡。比如，帶燈是這部小說的靈魂人物，作家對她的欣賞流淌在字里行間。大多數時候，我們能看到她和她的那些老伙計們親人一般的感情。即便如此，我們依然能看到帶燈也有不那么美好的一面。當然，寫實有寫實的難度，那就是如何將那些過于日常化的故事上升到小說的高度。賈平凹解決的途徑是開辟虛的空間。在《帶燈》里，如果說綜治辦的事是實，那么元天亮就是虛，帶燈給元天亮的信也是虛。賈平凹在實打實的材料中間穿插這些美的句子，是為帶燈開一扇窗戶，因為一個理想主義者倘若不把熱情寄托在遙不可及的遠處，是很難將就泥潭一般的現實生活的。當然，他也是為我們這些讀小說的人開一扇窗戶，從現實的櫻鎮里抬起頭來，呼吸幾口文字的清香。
　　這一年，余華的《第七天》因為處理現實的方式招致了種種議論。他似乎有意要記錄下這個信息喧囂的時代的聲音，于是，人們所熟悉的猶有余溫的新聞事件如同潮水一般在小說中涌現。這使人在面對這部小說的時候感到猶疑。該怎樣評價這樣一種現實和作家的現實感呢？贊同者有之，認為余華讓一個我們習焉不察的世界顯性，反對者也有之，認為余華如此接近現實基本無效，甚至呼吁作家應該與現實保持緊張關系和一定距離。余華在《第七天》里依然先鋒，書名就有豐富的象征意味，沒有讀過《圣經》的人大概也知道上帝用7天創世，到第7天可以安息的故事；在中國文化語境中，7也是具有輪回感的數字。選擇以一個亡靈的視角講述故事，分7章講述死后7日的見聞，都可以看到作家的用心。小說中還有一個有意思的地方，是對名之為死無葬身之地這一新世界的描述，看上去樹木菁菁、流水嚶嚶，似乎是一個烏托邦所在，但這個烏托邦里有著自身的局限和可能，似乎某種程度上實踐了余華所說的把現實世界作為倒影來寫。然而，倒影是否引導我們無限接近當下豐饒復雜、無以名之的現實世界呢？這確實讓人深思。但無論如何，余華展現了努力的一種路徑。
　　70后作家田耳小說所講述的現實或許是我們不大熟悉的領域輔警的生活。但對于田耳而言卻無比熟悉，因為他們和田耳小說中的大部分人物一樣，都生活在這個世界的暗處。最開始，丁一滕和符啟明都生活在此，然而，隨著生活的漸次展開，兩個人的世界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符啟明橫刀立馬，以其聰明才智和圓熟的處事風格成為佴城的風云人物，丁一滕則隨波逐流，日子越發黯淡無光。因為編制問題，兩個好兄弟之間的關系也逐漸出現了裂痕。符啟明如暴風驟雨般迅速擴張，建立了自己在佴城的疆域，卻因為丁一滕堅持不懈地勘察而大廈將傾。丁一滕顯然是田耳傾心的那一類人，看上去胸無大志、得過且過，因此，由他來講述符啟明的聰明和幸運，是再恰當不過了。敘述者的口吻里有很多復雜而微妙的東西。看似弱勢的丁一滕有他自己的執著和堅持，他所堅持的精神原則是在漫長的敘事中一點一滴地顯露出來的，到小說快要結尾時才讓人恍然大悟，也肅然起敬。

　　從個人出發面對現實
　　在種種尋找現實的努力中，我相信，一定有作家認為在現實的大海中打撈現實，無疑是刻舟求劍、緣木求魚，相反，過去的某個瞬間，個人化的記憶、經驗有可能包含了現實的秘密。蘇童重新回到了自己熟悉的香椿樹街，回到了他一往情深的少年情懷。小說講述了保潤、柳生和仙女3個人年少時候的糾葛，以及之后每個人的生活際遇。3個人物，分別對應了3個季節。保潤的春天是說保潤為青春蓬勃力量的掌控而不能自持，柳生的秋天解釋了柳生在躲過牢獄之災之后小心謹慎，夾著尾巴做人的景況，白小姐的夏天是在暗示仙女也就是白小姐的人生繁蕪，看似有無盡的可能最后卻走到了未知的境地。這也暗示我們，蘇童可能不是一個線性史觀的擁躉者，而是循環史觀的信奉者。《黃雀記》因此也充滿了屬于蘇童的種種印跡，令熱愛他的讀者親切、安心。
　　喬葉的《認罪書》講述的是一個罪與罰的故事，小說通過80后女孩金金的人生遭遇，沿著時間的河流往前追溯到上世紀80年代，在梅梅和梅好的故事中探尋惡是如何塑造和摧毀了我們。邵麗的《我的生存質量》在以個人經驗理解現實的道路上提供了新的可能。對小說中的我而言，只有在經歷了生活的變故之后，才能以如此沉痛而又自省的精神反省過往的生活和周邊的人與事，才會以更為清醒而又開朗的態度面對未來。項小米的《記憶洪荒》則要為自己的記憶尋找一個容器，以盛載那些讓作家無法忘懷的瞬間。項小米通過記憶為那個剛剛過去不久卻已然被迅速遺忘、那個讓人恍如隔世的時代立傳，為從那個時代穿越而來的人們立傳，管他洪水滔天，管他風云變幻。紅柯在《喀拉布風暴》中延續了他一貫的愛情敘事，小說依靠人物內心最為隱秘的情緒作為敘事的推動力，可以看做是紅柯在詩性寫作上新的探索。龐貝的小說《無盡藏》則像是一個迷宮。古書《無盡藏》包裹在小林為之意外遇害的故事中，引發讀者對歷史的無盡猜想。

　　歷史長河中的那些人們
　　一些作家認為，要書寫我們的現實，當然要書寫現實中的人們。對于一部體量龐大的長篇小說而言，書寫人物的一個側面乃至一個凝固的時間點都是不現實的。只有將人物放置在縱深的歷史長河中，才可以清晰地看出這些人是從哪兒來，為什么今天這樣，以及他們要到哪里去。不同年齡層的作家以描繪人物群像的方式，致力于刻畫出同齡人的精神素描。韓少功在《日夜書》中要書寫的是知青一代的精神史。對于這代人來說，宏大敘事依然在主宰著他們，即使命名，也是歷史事件式的命名。馬濤、姚大甲、小安子有著思想者、藝術家、官員等不同身份，因為穿越了斷裂性的不同時代，這一代人身上具備了精神的厚度和傳奇經歷的諸多可能。將他們聯系在一起的，是白馬湖。白馬湖歲月在他們人格形成期鍛造了他們，所以，不管他們在后知青時代遭遇了什么，白馬湖是他們隱秘的精神根底。
　　70后作家徐則臣要在《耶路撒冷》中講述他這一代人的精神歷程，難度不小。徐則臣選擇的以戲劇化、隱喻化的方式將這一代人勾連起來。對于初平陽、易長安、秦福小、楊杰這幾個在花街長大的孩子而言，景天賜的死是他們深藏在內心深處的秘密，盡管日后依次離開花街，但是，童年友伴景天賜卻不時地跳出來，在他們志得意滿或頹唐沮喪的時候，讓他們時刻面對內心的罪孽感。這基本可以看出徐則臣對70后的態度：一個人有罪孽感是好事，就像初平陽惦記著去耶路撒冷也是好事一樣，這意味著他們內心為自己劃定了一個基本準則，同時也沒有失去對更好的精神世界的向往。
　　80后作家也試圖給出自己關于一代人的認識。《平生歡》一洗之前華麗肆意的文字風格，在敘述上盡可能地沉穩踏實，由此，作為作家的七堇年終于擺脫了前輩作家的影響，成長為她自己，這大概因為《平生歡》描述的是國企家屬院的小伙伴們成長的故事，作家和小說中的人物共同成長，實在是再正常不過的事情了。這一代人委實太年輕了，到小說結尾的時候，他們不過30歲，所以作家的所有感慨都化作散落在文本縫隙之間的頓悟，璀璨如星光，照亮前方的路。

　　全心全意講好故事的青年作家
　　在2013年的長篇小說創作隊伍中，青年作家的身影格外引人注目。大約因為年輕，他們沒有關于長篇小說的前積累，倒是成全了全心全意講好一個故事的決心。葉揚繼去年推出小說集《通俗愛情》之后再出長篇小說《在無盡無序的汪洋里，緊挨著你》，80后女作家試圖講述一個60后男人的生活，比如獨自撫養兒子核桃，比如和孩子母親真雅若即若離的關系。海棠的《我的朋友陳白露小姐》最初是以日志的形式在豆瓣連載，我以為她創造了一種新的形式，幾百字一小段，用數字連綴，講述陳白露小姐的故事，文筆犀利敏銳，不乏幽默，活生生塑造了一個現代版的陳白露和郝思嘉。鮑鯨鯨的《等風來》一開始就很明確，是為電影打造的。小說的情節節奏、畫面感絕佳，語言對話也有鮑鯨鯨一貫的戲謔幽默。冬筱的《流放七月》則讓年輕人積極觸摸塵封了的歷史，作者對七月派詩人的歷史了然于心，實現了反思歷史與青春文學的結合。海棠生于1988年，鮑鯨鯨生于1987年，冬筱生于1990年，這一代年輕人以他們的方式出場了，見識、閱歷、文筆、故事都有，真真世界是他們的。
　　長篇小說與生活現實究竟存在怎樣的關系，巴赫金的看法頗值得參考。他說，長篇小說是惟一在形成中的體裁，因此，它更為深刻、本質、敏感和迅速地反映現實生活本身的形成。只有正在形成中的東西能理解形成，長篇小說把探討性，意義上特有的未完成性及與未定型的形成中的現代生活(未完成的當前)的生動接觸帶到它們里頭。但是，對于中國作家而言，處理現實一直是比較困難的，要么是按照主流意識形態所給定的觀念演繹現實，要么是隱藏價值判斷將原生態的生活合盤端出。現實是如此困難，對于作家而言，除了沉潛到生活中去看、去發現，還得去想象、去發明、去創造。在2013年的長篇小說中，我們看到了中國作家以各自的方式捕捉現實的努力，照亮了我們的生活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