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隨著微信等社交媒體在大眾中的風靡，與紙張呼吸相聞的那些文字，無論從形式還是意義，都面臨重新的組合、篩選、認知與發現。這是與文字息息相關的一系列工作者們的一種共識，一種面臨挑戰下的共識。
　　你會看到不同的人選擇不同的姿態。有人倡議當你想要拿起手機刷微博、微信時，不妨把手機換成一本書；有人將文字向多媒體平臺延伸，甚至嚴肅的內容在微信平臺上也有了自己獨特的推廣圈子及忠實的追隨者。有人選擇堅守，重新挖掘那些被淹沒的傳統文字的應有之義；有人選擇進擊，在新形勢下延展文字的維度，嘗試更多讓文字取得價值的可能性。
　　可喜的是，這些與文字命運相關的人，雖面臨種種困難卻依然有所行動、判斷、堅守。因此如何重新照亮文字在當代的價值，在今年顯得尤為突出和重要。
　　這體現在一些悄然的變化之中。功成名就的50后、60后文壇名家們把目光從祖輩、父輩的年代轉移到當下，試圖通過切近當下現實的書寫，發出心中積聚已久的聲音。雖然作品所收評論褒貶不一，甚至有被稱大失水準的，但向現實的發聲，至少體現了這批作家在當前環境下，重拾文學應有之義的態度。
　　而這一態度重歸視野焦點，還體現在一位遠在大洋彼岸的80多歲女作家門羅身上。門羅今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在北京晨報記者的采訪中，第一時間國內業界就給予其諸多敬意及鐘愛的表達，直至純文學意義上實至名歸的評價。人們發自真心地閱讀她文字的熱情，感動之余讓人想起這位作家身居遠僻，作品在展現波瀾不驚的小鎮現實中，卻又具有超凡現實洞察力的特色，進而想起一種作家、文學的古典情懷。而這種古典情懷，在浮躁年代的現實意義，又不言自明。
　　另外，轟轟烈烈的郭敬明現象在大批論爭過后，倒是叫人感到，對郭敬明的極大關注，其實反映出當代中國作家的商業獲取，不是太過而是太不足、太鳳毛麟角。而對其作品價值觀的爭議，反映出持精英文化立場者對當前這批類型文學多年來雖收獲市場但水準進階能力、格調提升能力不足以及過于迎合讀者的思維定勢的不滿，尤其在與國外一些叫好叫座之作的比對之下，這一缺點顯得更為明顯。而對意義的要求，何時能進入這個相對繁花似錦的大眾閱讀領域？此外，對現實更為切近的非虛構寫作，在近兩年的國內出版領域風生水起，甚至優秀的非虛構類作品表現出來的活力，勝于更被市場關注的虛構文學領域。這也恰是當下文字意義與價值的另一番印證。

　　傳統名家現實發聲
　　在莫言去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后，業界常有對今年一個文學大年的期許。對于2013年的嚴肅文學領域，也許需要注意的不僅是所謂大年名家們集中推出新作數量上的爆發。雖然就今年的傳統文學出版狀況來說，確有此類表現。另需注意的，還有存在于這批50后、60后名家群體筆下題材及立意的微妙變化。
　　如馬原的《糾纏》，寫遺產糾紛，當代這個高度利益化的時代，成為他寫作的源泉。蘇童的《黃雀記》，故事雖從上世紀70年代在南京流傳廣泛的一種舞蹈小拉開始，但也被《收獲》雜志主編程永新評價為一種歷史跟當下的緊密結合。余華的《第七天》，在保留其荒誕和黑色幽默特色的基礎上，也被稱為離現實很近，如出現在作品中的墓地貴。方方的《涂自強的個人悲傷》，干脆把筆觸落在蟻族身上。賈平凹的《帶燈》，以一位基層維穩人員為主角，通過她帶出當代農村生活的方方面面
　　這批掌握著主流文壇話語權的作家，作品似乎出現了從個人化向公共化的轉變。當然，此類標簽未必完全準確，因其以往的寫作雖帶有極強個人生活和創作風格的烙印，但總歸是寫人性、人生，進一步說，也不能說其脫離現實，但新近的作品確實能看出更多直面當下生活的意味。
　　對此的評價有了更多不同的聲音。比如，認為某作品創作有著純文學與暢銷書搭橋的意圖，甚至某作品在創作水準上比以往作品似有下降，帶著升級版社會新聞的浮躁。從這點上不難看出，以往這批作家對當下猶疑的原因：一方面，他們的生活已與老百姓自嘲的屌絲生活大為不同，另一方面，同樣重要的原因，在于距離在創作中的作用，正如蘇童曾說的，剛倒出來的水難免有些渾濁，任何對于一個時代最精準的描述都是沉淀之后做出的。
　　然而，或許可以換個角度考慮傳統名家為何在面對現實書寫難度之時，還是紛紛或多或少更直白地面對了現實。是當下文學在困境中的變化，還是時代局中人的自然而為？又或許可以換個角度這樣想，不僅當下之新聞意味著未來之歷史，當下之文學也為未來之歷史提供著一面參照的鏡子。

　　古典情懷重入視野
　　在喧囂日上的當下，文字的光芒及意義是否正在消散，一直是近年業內在探討的話題。今年，加拿大作家愛麗絲·門羅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以及對小而美等文學形式的探討，對以平淡姿態寫作作家們的關注，正在令文學的古典情懷回歸。這種情懷，在保持一種相對遺世獨立的寫作態度的同時，依舊指向現實、責任、關懷等文字的傳統、純粹價值。
　　在門羅獲獎后的第一時間，眾多業界人士都對當時這位只有一本單行本《逃離》在國內引進出版、80多歲的女作家表達了對其獲獎實至名歸的敬意以及毫不掩飾對其作品的喜愛之情。著名出版人韓敬群在接受北京晨報記者采訪時就表示：門羅獲獎，確實是一個‘純文學意義上的獎勵’。若因這位作家的獲獎能使讀者親近高品質的文學，可謂幸事。她像一位文學的手作藝術者，寂靜地經營著自己的文學。出生于安大略省溫格姆鎮的門羅，長期居住于荒僻寧靜之地，逐漸形成以城郊小鎮平凡女子的平凡生活為主題的寫作風格。然而，讀門羅，似乎是在讀每一個人的生活。在那些波瀾不驚的故事背后，卻有著生命強有力的張力。正如她在諾獎授獎視頻中所說，希望故事中有觸動你的細節，這些細節讓你在讀完作品后感到成為了一個不同的人。
　　在今年人民文學出版社與中國外國文學學會主辦的21世紀年度最佳外國小說獎頒獎上，面對具有鮮明現實特色的五部獲獎小說，中國社科院外文所所長陳眾議表示，在市場的天平上，大眾文化不僅是我們難以撼動的現實，也是戰勝精英文化的強大武器。我們該何去何從？最令人感動的是，今年的五部獲獎作品居然不約而同地具有古典情懷，這與瑞典學院今年諾貝爾文學獎的選擇不約而同。
　　對于門羅的探討還有一點，就是其以短篇小說為主的寫作形式。而在國內的出版市場上，素有重長篇、輕視中短篇的傾向，這與銷量、影視改編等市場化元素密切相關。而以99讀書人為代表的出版商，近兩年進行的短經典系列以及今年的中經典系列，集中收集當代世界最重要的作家、最重要的中短篇小說集，也在這個重視大與多的時代，希望喚起人們對小而美的文字價值及小而美生活價值的關注。

　　類型文學有待進階
　　在與市場聯系緊密的類型文學方面，今年最搶眼(也許并非僅僅今年)的人物還是郭敬明。在其執導自己的同名小說改編的電影《小時代》獲得票房佳績攪動了一番電影市場之后，其作品價值觀帶來的一系列論爭也可謂精彩。通過在電影上的表現，在圖書界早已被認知的最佳產品運營經理之類的稱呼，也為更廣泛大眾所熟悉。當然年底郭敬明在圖書領域也進一步顯示著自己的營銷能力，這在其推出反映十年心路歷程的散文集《愿風裁塵》上可見一斑，限量明信片、影像書依舊展現著其營銷能力。
　　從運營方面來說，中國作家及其出版商獲得商業利益的能力，不是太過，而是太不足。這也是對郭敬明其人如此關注的原因之一。當然郭敬明本人的事例，有點我的成功不可復制的意味，但對其作品價值觀的爭議，尤其是持精英文化立場者之不屑，某種意義上反映了對當前類型文學暢銷書領域，大量產品如同被打上中國制造標簽的商品一樣，有著雖大量、平價且易用，卻無法掩蓋低創造性、低附加值的缺陷。這一點如果對比歐美、日本這些類型文學高度發達市場上的作品即可了然。其競爭之激烈，對作家創造力要求之高，其出現的不少叫好叫座甚至模糊類型文學與純文學的界限，在社會現實問題、人性探討上，不完全屈從于讀者思維定勢，而是走得更遠的作品，愈發顯得我們尚處于初級階段。
　　今年倒是寫懸疑作品的一位知名暢銷作家蔡駿對此進行了嘗試。在推出新書《生死河》之時，他將其視為一部重要的分水嶺式的作品，希望通過一樁發生在學校的殺人案，通過懸疑故事展現一定的社會背景及人物命運，試圖把懸疑小說社會化，使其在人們心中不僅局限于類型小說。不過對蔡駿這部作品的評價依舊見仁見智。但其態度的表達，可視為對現在經過培育口味漸高讀者的一種呼應，這種進階的意識，也許在未來的類型小說暢銷作家中將不再鮮見。

　　非虛構寫作漸成氣候
　　而在近兩年，非虛構類圖書優秀之作頻現。社會新聞的魔幻現實超越著小說家的想象，人們對自己所處時代及歷史認知的迫切，在一個信息爆炸年代對真實的渴求種種因素，帶來了非虛構類寫作在當下的勃興。直至今年，首屆非虛構寫作大獎的頒獎，使該類寫作得到某種梳理和界定，并且其社會影響和讀者關注度也在不斷拓展中。
　　首屆非虛構寫作大獎評委會最終評定，梁鴻《梁莊在中國》(又名《出梁莊記》)獲得首屆非虛構寫作大獎·文學獎，陳徒手《故國人民有所思》獲得首屆非虛構寫作大獎·歷史獎，解璽璋《梁啟超傳》獲得首屆非虛構寫作大獎·傳記獎。新聞特稿獎空缺，評委會的解釋是：空缺是一種期待。
　　對于在當下提出非虛構寫作的概念，著名評論家李敬澤認為：非虛構不僅是某種特定的文學題材或寫作題材，我認為它是一種方式，它是人類為了真實具體地認識世界和書寫世界所采取的一種寫作方式。這次的非虛構寫作大獎包括的四類題材，有一些源遠流長、深厚傳統的寫作形式，但現在又為何非要想出非虛構這么一個詞來概括它呢？李敬澤說：我覺得是因為我們這個時代可能特別需要非虛構，特別需要探索非虛構的精神、倫理和技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