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么要關注漢語言文字的命運？這是一個宏大而深遠的命題。漢語言文字，是國人安身立命的根本。往大處說，可謂倉稟實而知禮節，經濟發展了，國人開始叩問本心了；往小處說，這是中國教育重理輕文的轉身，人文社會科學的價值開始被社會所重估。
　　一者，關注語文，是關注中國教育取向的調整。以學科設置為例，1953年，中國高校設置專業215種，其中工科102種、理科16種，文科19種。到了1957年，在教育部的推動下，專業種類擴大到293種，其中工科194種、理科21種，而文科的種類不增反減少至15種。教育如何平衡好文理，雖然不能直接回答好錢學森之問，卻也是關乎全局的核心命題。
　　二者，關注語文，是希望社會表達向人性與人本轉身。一個社會的語態、一個時代的表情，在語言文字的字里行間氤氳洋溢。語文無須假裝不食人間煙火，更無須人格分裂地在時代背后上演高大全的戲碼這對于性靈的解放、對于權益與自由的推進，發揮了春風化雨的力量。
　　有人說，時代需要滋養心靈的語文。這個詩意的說法太過理想主義，一個時代的語言文字，不單單是表達工具，更附帶了無形的規則與價值。很難想象，一個從小就逼著孩子假裝做好事的語文教育，能教化出怎樣的道德之花？底線的失范，秩序的逆轉，固然有很多歷史因素，但誰說隔靴搔癢又假大空的語文教育，不曾在這些問題與現象上雪上加霜呢？
　　都德的《最后一課》假借校長韓麥爾先生的話說：當一個民族淪為奴隸時，只要好好保存自己的語言，就好像掌握了打開監獄的鑰匙。這話擱在和平年代，恐怕也算不得是盛世危言。珍視并構建新時代的中國語文體系，我們需要做更多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