擔負起新的文化使命　努力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

——學習習近平總書記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的重要講話筆談

在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新時期

構建人類文明書寫的中國話語

曹順慶　明鈺 

文化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靈魂。文化興國運興，文化強民族強。文化關乎國本、國運。習近平總書記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的重要講話中強調，“要堅定文化自信、擔當使命、奮發有為，共同努力創造屬于我們這個時代的新文化，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強調中華文明具有五個突出的特性，強調“要堅持守正創新，以守正創新的正氣和銳氣，賡續歷史文脈、譜寫當代華章”。中華文化具有對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開放胸懷，中國不斷追求文明交流互鑒而不搞文化霸權。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在向第三屆文明交流互鑒對話會暨首屆世界漢學家大會發出的賀信中強調的，“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弘揚和平、發展、公平、正義、民主、自由的全人類共同價值，落實全球文明倡議，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閡、文明互鑒超越文明沖突、文明包容超越文明優越，攜手促進人類文明進步”。

習近平總書記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的重要講話和此次賀信，是我們深入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的根本遵循，為我們在新的歷史起點上鑄就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新輝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新征程指明了方向。

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在新時代展現中國式現代化的深厚文明底蘊，首先要正視當下國際視野中中國學者“文明”書寫、 “文明”研究的失語困境。 

長久以來，“文明”概念的定義、文明觀的全球輸出以及文明史的書寫話語都牢牢掌握在西方學者手中，世界文明史書寫因一直受到文明霸權主義、文明等級論的影響而存在嚴重的西方中心傾向。

自“地理大發現”以來，尤其是工業革命以來，在城市建設、交通、醫療等物質方面發生的現代革新，促使強烈的文明優越感生發于歐洲知識精英群體之中。技術革新帶來的便利使歐洲人將“西方式”的現代化建設看作非歐洲地區也應實現的發展目標，歐洲歷史被敘述為文明不斷進步的過程，非歐洲地區和民族則被視為“落后”“野蠻”“停滯”。正如法國哲學家、漢學家弗朗索瓦·于連認為的，“為凈化道德領域便將一切不符合普世規定的成分清理出去”中的“普世規定”隱含著一種歐洲中心主義的企圖，由歐洲話語主導的“文明進步觀”包裹之下的全球殖民活動，則被視作一個“文明化”的過程。

階梯狀文明進步觀下，東方文明或成為“西方之眼”的視覺盲區，或被視作文明進步的初始階段。如黑格爾的《歷史哲學》認為：“世界歷史從‘東方’到‘西方’，因為歐洲絕對地是歷史的終點，亞洲是起點。”美國愛荷華大學首任校長阿莫斯·迪恩于1868年至1869年推出的7卷本《文明史》是較早問世的文明史著作。該書第一卷第15章聚焦于亞洲文明，相繼描繪了中亞高原、土耳其、塞族、匈奴、蒙古、韃靼、迦勒底、亞述、巴比倫、瑪代-波斯帝國、埃及、阿拉伯半島、巴勒斯坦、腓尼基、敘利亞、小亞細亞等文明，卻唯獨缺失源遠流長的印度文明和中國文明。而且，在阿莫斯·迪恩看來，亞洲文明是人類的持續的“幼年期”，甚至“停滯不前”，既“沒有表現出明顯的精神或道德進步的跡象”，亦“未為我們留下任何科學或藝術上的重大發現”。

迪恩的觀點失之狹隘，東方文明不僅擁有瑰麗的文化寶藏，而且早就在自古以來的文明交流互鑒過程中影響著西方文明。在《自由的文化：古希臘與歐洲的起源》一書中，克里斯蒂安·邁耶提出：“毫無疑問，《伊利亞特》和《奧德賽》的創作靈感也源于東方……希臘詩人至少從公元前八世紀中期就開始對它們（指《吉爾伽美什》《阿特拉哈西斯》《埃努瑪·埃立什》等東方史詩）中的一部分非常熟悉了。總之，荷馬史詩和《庫普里亞》（公元前650年另一部關于特洛伊戰爭的史詩）中的場景確實模仿了東方史詩，而且在某種程度上被理解為參照了東方史詩的內容。”而在《蒂邁歐篇》里，柏拉圖以歷史而非神話的形式記載了希臘從埃及那里獲得的智慧，他寫了梭倫在公元前6世紀時去埃及塞斯地區游歷的故事：“他向當地最精通古代事務的祭司請教，發現自己以及其他希臘人在這方面可以說是一無所知。……這時候有位非常老邁的祭司說，啊，梭倫呀梭倫，你們希臘人永遠長不大，你們都是兒童，你們中間一位老人都沒有……你只記得一次大洪水，可在此之前有過多次大洪水。”柏拉圖出于一種回歸雅典古代制度的政治意圖，讓梭倫聆聽埃及德高望重的祭司的教誨，因為“他與伊索克拉底一樣，對希臘真正的古代根源挖掘越深，就越靠近埃及”。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爾文·斯同講席教授詹姆斯·波爾特在接受中國媒體采訪時則說道：“包括字母在內的希臘文明元素都起源于近東……因此，我們習以為常的對古代東方文明的排斥是非常武斷的。”

文明霸權和文明等級論影響之下，嚴重的西方中心傾向出現在無論西方還是中國的世界文明史書寫中，對東方文明，尤其是對中國文明的書寫存在史實不符、歪曲貶低、盲目跟風、亦步亦趨等問題。而反躬自省，中國學者在文明史書寫方面仍有不完善和需改進之處。中國歷來強調歷史意識、重視歷史傳統、注重史書編寫，因而擁有世界上最早、最完善的編史傳統，伏爾泰曾極力稱贊“世界上最古老的編年史是中國的編年史，中國的這些編年史連貫不斷，詳盡無遺，撰述嚴謹”。但是據統計，國內出版“文明史”（包括世界文明史、中亞文明史、中國文明史、國別文明史、民族文明史、地區文明史，文明史學術研究等）自1901年至今總計194本，直到1989年，中國學界沒有出現一本“文明史”著述，皆為譯著輸入。并且，受到早期譯本影響，國內學界現有文明史書寫中關于文明觀的定義、文明史的分期以及文明史書寫框架都受西方文明史觀念和實踐的限制。

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重新書寫世界文明史，不但要從話語霸權的困境中突圍，更要在突破語言霸權的基礎上實現文明平等對話。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就“文明互鑒”和“文明探源”發表重要講話。2014年，習近平總書記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總部發表題為《文明交流互鑒是推動人類文明進步和世界和平發展的重要動力》的演講，他指出：“歷史告訴我們，只有交流互鑒，一種文明才能充滿生命力。只要秉持包容精神，就不存在什么‘文明沖突’，就可以實現文明和諧。”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習近平總書記進一步強調，“中華文明具有突出的和平性，從根本上決定了中國始終是世界和平的建設者、全球發展的貢獻者、國際秩序的維護者，決定了中國不斷追求文明交流互鑒而不搞文化霸權”。

提出影響21世紀全球文明觀的“文明沖突論”的薩繆爾·亨廷頓曾宣稱，“在人類生存的大部分時期，文明之間的交往是間斷的或根本不存在”。但當代新儒家代表人物、哈佛大學教授、哈佛燕京學社社長杜維明先生認為：“不同的文明有可能發生沖突，不同的種族、語言、性別、年齡以及地區之間到處都有可能發生沖突。如果我們認為沖突是危險的，那么我們（反而）需要不同文明之間的對話。”前述近東文明對希臘文明的影響，說明了希臘文明之“流”從東方文明之“源”汲取精華的客觀歷史事實，更印證了文明互鑒的重要性和文明交流的有益影響。

文明交流互鑒是一種“對話”，“對話”主體是既獨立又平等的存在，因互相尊重而處于同一平面。正所謂“五色交輝，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終和且平”，文明因交流互鑒而平等、和諧地共處，在世界舞臺上展開巴赫金式的復調對話。他者、差異性、平等是對話的基本要素，因此在面對西方強勢話語的誤解時，中國學者應敢于批評，敢于對話，敢于在世界文明起源的研究和闡釋中以客觀存在的基本史實來正本清源。如黑格爾在其著作中常常以中國文化為指摘對象，或稱中國沒有哲學，中國漢字沒有思辨思想，《論語》沒有翻譯才是更好的。對此，錢鐘書先生曾在《管錐編》第一冊第一篇《論易之三名》中提出嚴厲批評：“黑格爾嘗鄙薄吾國語文，以為不宜思辨；又自夸德語能冥契道妙，舉‘奧伏赫變’為例，以相反兩意融會于一字，拉丁文中亦無義蘊深富爾許者。其不知漢語，不必責也；無知而掉以輕心，發為高論，又老師巨子之常態慣技，無足怪也；然而遂使東西海之名理同者如南北海之馬牛風，則不得不為承學之士惜之。”

習近平總書記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強調，“在新的歷史起點上繼續推動文化繁榮、建設文化強國、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要堅定文化自信，堅持走自己的路，立足中華民族偉大歷史實踐和當代實踐，用中國道理總結好中國經驗，把中國經驗提升為中國理論，實現精神上的獨立自主”。這啟示當下的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應堅持守正創新，以守正創新的正氣和銳氣，賡續歷史文脈、譜寫中華文明的當代華章。加快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以我國實際為研究起點，闡釋中國道路、解讀中國實踐、構建中國理論。并且，應積極主動與國際學界對話，讓世界聽到更多“學術中的中國”“理論中的中國”“哲學社會科學中的中國”的聲音。挖掘歷史、把握當代，關懷人類、面向未來，在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新起點上切實解決當今文明史書寫存在的問題，進而構建人類文明書寫的中國話語。

目前，世界上還沒有出現以“交流互鑒”為書寫主旨的文明史，由于執筆寫史的話語權問題，如仍按照現有的文明史書寫，這些文明互鑒的史實將永久掩埋，永遠不入史筆。目前中國學者乃至東方學者在國際上的學術話語常常處于“有理說不出，說了傳不開”的窘境，想要打破這一窘境，逐步解決話語言說問題，我們要從具體的文明史實入手，從文明互鑒問題的闡釋中展開，在具體的闡釋中體現出文明發展的全貌，同時，在論述中也展現我們言說的話語，從具體的論述中形成我們的話語。

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構建人類文明書寫的中國話語，要秉持文明自信的態度，溯源文明互鑒中的中華智慧。 

中華文明作為世界上唯一沒有中斷的文明，在世界文明發展中無論是人文思想還是器物科技都為推動人類由懵懂走向文明啟蒙貢獻了舉足輕重的中華智慧。存在于西方文明、文化、文學中的中國文化元素在新時代中華民族現代化文明建設中應得到充分研究和闡釋。守正創新，要立足于賡續中華文脈，為推動文化繁榮、建設文化強國、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偉大歷史進程注入中華文化的光輝氣韻。

筆者曾于《比較詩學影響研究的新視野與新實踐》（《國際比較文學（中英文）》2022年第3期）一文中著重論述了詩學實證，具體可從“西方詩學中國化”與“中國詩學西方化”兩個方面展開。“西方詩學中國化”一方面沖擊、革新了中國文學研究，另一方面也是導致中國文論“失語癥”問題的一大因素。現有比較詩學研究成果，均側重于西方對中國詩學的影響，即“西方詩學中國化”，尚未有足夠的成果反過來深入探究中國對西方詩學的影響，即“中國詩學西方化”。研究中國文學思想對西方思想、文論的影響及在其中的變異，是比較詩學研究的新視野。

不同文明常常是相互借鑒、互相促成的。2014年，習近平總書記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總部發表演講時便指出：“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鑒而豐富。文明交流互鑒，是推動人類文明進步和世界和平發展的重要動力。”文明交流互鑒的重要意義，體現在“中國詩學西方化”研究新視野中，啟發我們關注西方現代詩學中的中國元素。

在胡塞爾、海德格爾、伏爾泰、瓦雷里、龐德、德里達、福柯、拉康等人的文學批評理論中，我們均可以看到中華文化影響留下的痕跡。例如，20世紀存在主義哲學創始人和主要代表人物之一馬丁·海德格爾曾對中國道家思想懷有濃厚興趣，從中獲取豐富其“存在”之思的精神養料。據文獻記載及學者統計，海德格爾至少在13個地方引用了《老子》《莊子》德文譯本中的一些段落，并與華裔學者蕭師毅合作翻譯《老子》。又如，西方解構主義的領軍人物雅克·德里達在其《論文字學》一書中談及漢字的“音－義”關系之時，時常回想他和法國著名漢學家畢仰高之間關于中國與漢字的討論。德里達在此書中批判西方人對于“中國漢字”的偏見，顛覆傳統的“言語/文字”的二元對立，向以“語音中心主義”為代表的邏各斯中心主義提出質疑和批判，打破了此前言語的權威地位。文明交流互鑒帶來的靈感促使德里達開啟言語和文字的比較研究，并在對西方中心主義的反思中逐步建構起自己的解構理論。

中國文化源遠流長，中華文明博大精深。更有力地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建設，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需要全面深入了解中華文明的歷史。只有將中華文明成果內化于心，才有能力溯源文明互鑒中的中華智慧，充分研究和闡釋存在于西方文明、文化、文學中的中國文化元素，才能及時發現燦爛的中華文明之花，在異國他鄉結出的思想碩果。

作為四川大學2035先導計劃“文明互鑒與全球治理”首席專家，筆者在《四川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開設2023年度專欄“文明書寫與文明互鑒”，提出“重寫文明史”，邀請國內外知名專家學者圍繞“世界文明”“中華文明”進行深入對話，期望中國學者攜手國際學者以文明史實為基礎來“重寫文明史”，在重寫文明史中對西方錯誤的文明觀進行撥亂反正，對西方文明史和中國相關文明史研究中不實的書寫進行有力的糾正和批判，對本土文明的世界文明級的貢獻做到充分自信和自覺，在重寫文明史中建設中國話語，重塑文明觀，并借助文明史重寫之勢，推動各個學科史知識體系的重構與話語建設。

“對歷史最好的繼承，就是創造新的歷史；對人類文明最大的禮敬，就是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態。”習近平總書記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發出的時代強音，激勵我們在新的起點上，以只爭朝夕的奮斗姿態擔負起新的文化使命，繼續推動文化繁榮、建設文化強國、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在國際視野下，建設具有強大感召力和影響力的中華文化軟實力；在文明交流互鑒中，讓世界感受博大精深的中華文明的光輝與魅力，也向世界展示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實踐偉力與時代風采。加強文明互鑒，以兼收并蓄的開放胸懷與世界對話；守正創新，在賡續歷史文脈的進程中譜寫當代華章。重寫文明史，在新時代展現中國式現代化的深厚文明底蘊、溯源世界文明歷史發展中的中華智慧、增強中華文明傳播力影響力、推動中華文明更好走向世界，在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新時期，構建人類文明書寫的中國話語。

（作者曹順慶系歐洲科學與藝術院院士、四川大學杰出教授、四川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學術院長；明鈺系四川大學比較文學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