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和文學獎
這本書不是小說,不是戲劇,是奧地利作家托馬斯·伯恩哈德講述他獲得各種文學獎的經歷,說得確切些,是他接受的部分文學獎。有一些所獲獎項他沒有寫,還有些獎他沒有接受。但是該書讀起來讓人感覺到既像小說又像戲劇,體現著作者那獨特的敘事風格。在娓娓道來的講述中,有矛盾和沖突,有驚喜和煩惱,有無情的揭露和批判,也有柔情似水的關懷。獲獎前前后后的經歷大多不同尋常,有的讓人忍俊不禁,有的讓人瞠目結舌,有的甚至跌宕起伏,峰回路轉。
作家過分追逐文學獎
將失去寫作根基
讀這本書讓人不能不思考作家和文學獎這個問題。
作家是什么人?不是圣人,不是偉人,而是在為爭取有尊嚴的生存過程中,能以文學的方式生動地表達真實感受的人。文學獎是什么?是某機構對作家文學成就的評價和獎勵。頒發文學獎的組織有兩種,政府的和民間的,其文學獎往往以歷史上著名文學家冠名,但實際上與這個文學家沒有任何關系,就像伯恩哈德在書中所說,畢希納獎與畢希納本人沒有任何關系。無論政府某機構的,還是民間的,他們對作家的評價,都不能不深深地打上某個具體評獎單位的烙印。文學作品是一種精神產品,孰優孰劣,固然容易評定,哪個最佳最優,就很難說。真正公正的、讓人信得過的評價是時間,經過時間長河的沖刷、篩選和淘汰,能夠流傳下來、仍然讓人喜愛的才是真正優秀和經典的作品。如果一個作家對當下的各種文學獎過于感興趣,那他必定失去自己寫作的根基。
伯恩哈德參加頒獎典禮遭受的難堪、屈辱,使他從心里厭惡頒獎典禮。首先他得委屈自己穿上所謂體面的服裝,規矩地坐在那里,聽首長或官員張冠李戴、謬誤百出的講話,還要硬著頭皮去聽那些專家對他的作品所做的莫名其妙的分析。他還得坐在首長身邊,聽其在頒獎儀式上,因百無聊賴而發出的令人心煩的鼾聲。
他在書中說,在我欣喜雀躍地接受了尤利烏斯·卡姆佩獎之后,每逢再得獎,總覺得索然無味,甚至感到惡心,心中總有一種抵觸的感覺。但是許多年里每逢有獎向我頒發,我都顯得太軟弱,不能堅強地說聲不。我總是想,在這方面我這個人性格有缺失。我蔑視文學獎,但我沒有拒絕。這一切都令我厭惡,但最令我厭惡的是我自己。我憎惡那些典禮,那些儀式,但我卻去參加;我憎惡那些頒發獎金者,但我卻接受他們遞給我的獎金。他又說,今天不可能再是這樣了。人已過四十歲了
文學獎
與一個作家的成就無關
1972年伯恩哈德獲得弗朗茨·特奧多爾·喬科爾文學獎,他沒有去拿那一萬八千先令的獎金,而是讓人把它作為對監禁者的救濟匯給施泰因監獄。他在書中說,其實這樣做也不是解決問題的辦法。如此這般的所謂與社會福利相關的慈善行為,歸根結底也并非沒有虛榮的成分,自我美化、自我滿足。讓這個問題一勞永逸地不再出現,唯一的做法就是不讓自己再接受榮譽和獎金。
伯恩哈德的確這樣說,也這樣做了。只有一次例外。那是1976年,奧地利聯邦商會因伯恩哈德在這年發表的自傳體作品《地下室》向他頒發聯邦商會文學獎。該書記敘了他年輕時在城邊一個居民區食品雜貨店當學徒的經歷。伯恩哈德不把這個獎與他的文學創作聯系在一起,而是與他的學徒歲月。頒獎典禮上商界人士不稱他作家,而是雜貨店學徒,他甚至于覺得自己是商界一分子,他們不夸夸其談,在宴會上,伯恩哈德坐在商會主席身旁,面對著這位想當初自己滿師出徒的考官,他竟動情地與對方暢談起對他一生具有重要意義那段生活。
伯恩哈德不再接受任何文學獎了。1979年伯恩哈德退出達姆施塔特語言文學科學院,1980年在答記者問時他說,他只對寫作感興趣,他不參加任何協會,不當任何什么院和什么團體的成員,他只做醫療保險的成員。他再次重申不接受任何什么榮譽和獎項,包括諾貝爾文學獎。
也許人們要說,伯恩哈德為人不夠厚道,用文學獎的所得購置了房產買了汽車,反過來還要對文學獎口誅筆伐。其實,他在批判文學獎的同時也在剖析自己,而且毫不留情,他在書中說:我對金錢貪婪,我沒有個性,我是一頭豬。他的親身經歷告訴他,獲得文學獎與否與一個作家的成就沒有關系。更多地與文學以外的因素有關。他蔑視那些總喜歡巴結權勢的作家,他們甚至于早點喝一杯咖啡,或者去旅行度假都不用自己掏錢。他說,我們怎么能指望這些人會寫出什么好作品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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