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國文學不是經濟大國的必然產物，而是一個時代的精神碰撞并作充分揭示的產物
　　今日中國豐富復雜的精神和生存形態，生成了獨特的中國聲音和中國故事，文學做好回應時代呼喚的準備了嗎

　　我們生活在一個變革時代
　　中國社會結構正面臨著巨大變革：鴉片戰爭之前的中國，學界公認是一個超穩定的社會結構，這一超穩定的社會結構，在經歷了百家爭鳴的春秋戰國時代之后，在經歷了中國傳統社會結構的活力發展到頂峰的盛唐時代之后，在經歷了新的商業經濟初步形成的北宋時代及一度中興的明代但因為兩次異族入侵滯后于西方導致農耕經濟山窮水盡之后，終于因為自身律動的需求，并以與西方沖突為表面征兆，轟然崩潰，從而告別老中國，步入了現代中國的歷史進程。當下中國人的個體生存方式和存在形態都面臨著根本性、結構性的選擇。困惑，矛盾，也是當今中國社會的特征。也正因此，催生了當今中國前所未有的變革精神。東西方社會生存形態在當今中國登場的豐富性，也生成了中國在應對過程中所發出的中國聲音及在全球話語場中的分量。

　　文學需要回應時代呼喚
　　大國文學不是經濟大國的必然產物，而是一個時代的精神碰撞并作充分揭示的產物。在東西方相互疏隔的時代，大國文學曾經以地域性標高的形式出現，諸如人文復興時代的莎士比亞，工業革命時代的巴爾扎克，西風東漸過程中的俄國文學，作為中國傳統社會頂峰時代的精神標志的唐詩，作為中國從農耕經濟到商業經濟社會轉型初期精神標志的宋詞等等。
　　而當今時代的豐富性正在呼喚著當今的中國文學。當今的中國文學，或許應該從下面三個方面回應時代呼喚：
　　其一，寫出當今國人五光十色的豐富人生：資本階層的崛起，知識分子的心路和蛻變，平民百姓的人生遭際，代際的文化沖突，金錢的光芒與罪惡，肉體的覺醒與沉淪，等等。寫出這其中的歷史原由、現實成因、情感的深處、心靈的內蘊、生命的肌理，就不是那么容易了。但惟如此，才能滋潤心靈，滿足情感溝通需求。
　　其二，不能遮蔽文學概括和揭示社會形態演化、歷史變遷的功能。作為大國文學的中國文學，要通過對各種人生形態的描寫，讓讀者看到變革中的中國社會，看到社會矛盾和沖突的錯綜復雜，給讀者以認識外部世界、認識歷史的啟示。如此，方能構成大國文學的精神分量和思想含量。
　　其三，涵養大國文學氣象。大國文學可以對人生百態以高度概括，對社會歷史變遷以深刻揭示，對精神形態演化以全面描述，所有這些，固然可以給后人條分縷析的可能，但其自身卻不是直白地自我展示，而是作為一種氣象流淌于字里行間。當今中國文學，若成為大國文學，亦應該有大國氣象生成于其間。

　　大國文學的歷史性準備
　　當下中國文學的生產力，從價值形態來說，主要由三種力量構成：一種是上世紀30年代生人，一種是上世紀50年代生人，一種是上世紀80年代生人。
　　30年代生人的作家，他們的文學創作在當今中國文學格局中，或許不再發生重大影響，但他們的思想資源實際上仍然影響著中國當下的文學創作。他們的優勢與局限都在于，無論是懷念還是反思，他們與歷史有著血肉相連的生命性維系。所以，在中國社會的整體性轉型和變革中，他們對新的時代的提問與呼應，有著不可替代的歷史的豐富性與真切性，他們對自身生命歷程的反思程度，直接影響著后幾代人對當今時代認識的深刻程度。
　　50年代生人的作家是中國當今文學界的實際領導者，60年代生人的作家在價值形態上基本上不出其右，所以，盡管創作甚豐、實力頗強，但也可以歸納于這一代作家的版圖之內。這一代作家，生命經歷最為豐富，雖然得到30年代生人的作家父兄輩的引領，但與五四一代作家的對接，與西方現代作家的對接，他們自身的生命成長，終于使他們成為獨立的一支，且較30年代生人的作家，有了更為寬廣的價值視野與更為豐富的人生經驗，更少了些生命經驗性束縛所帶來的價值性束縛。他們是中國目下最具實力、最有希望的一代作家。但較80年代生人的作家，他們對新的社會人生形態，少了親緣性，多了歷史因襲的沉重。
　　80年代生人的作家，是中國當今文學創作界最為活躍的一代人。他們的生命經驗、人生歷程、價值觀念，與中國的市場經濟同步生成，他們最容易生成中國文學的新的氣象。但他們處在當今歷史的斷裂處，他們既沒有歷史的縱深感，也沒有人生經驗的豐富性，這不由得使人懷疑他們創作的厚重性、深刻性。
　　上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文壇出現了一批現實意義很強的散文，字里行間充溢著深刻的思想性。此類散文遠追《史記》之風，成為中國當代文學領域的一個創作標高。或許，它們是中國文學回應歷史和時代呼喚的尖兵部隊？魯迅曾云：五四時代的文學，小品文的成功，是在小說、詩歌之上的。但五四文學的輝煌，畢竟是由小說、詩歌、小品文共同完成的。作為大國文學的中國文學，也將是這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