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少年派的奇幻漂流》激起了本土電影市場又一波觀影熱潮，從11月22日內地上映以來，《少年派》票房持續走高，現已突破5億元。很多觀者認為，電影結尾最后幾分鐘，劇中人物的對話發人深省，引發了觀眾持續的解讀熱情。口語的文字表達點出了影片的敘事性、象征性和隱喻功能，提高了整個電影的格調。而這并不是電影場景的功勞，卻恰恰是來自文學的力量。優秀的文學作品可以提升電影藝術的思想高度和文化魅力，但如何吸收運用、成功融合卻值得深思。12月16日，在由《中國作家》雜志社、北京大學影視戲劇研究中心、中國電影文學學會、《作家文摘》報共同主辦的2012·文學與影視高峰論壇上，50余位專家、學者、編劇、導演、制片人齊聚一堂，就文學與影視的關系展開了熱烈討論。
　　文學是影視的重要源泉，很多優秀的影視劇都是改編自文學作品。然而，現在很多影視劇的改編卻沒能繼承作品的文學性。編劇全勇先稱其創作電視劇《懸崖》的過程就是堅守文學性的過程。從最初的劇本創作到拍攝完畢，節奏太慢、太文藝、不夠激烈就一直成為制片方和審片專家的擔憂。全勇先堅定地認為文學是影視的靈魂。在他看來，中國的影視劇與歐美等發達國家的影視劇相比，藝術水準上有不小差距，最主要的就是文學性的缺席及人文關懷的缺失。比如當下的一些宮斗劇，展現的都是爭寵、勾心斗角、人和人之間沒有尊嚴的生活，這類影視作品是很難走向世界的，影視需要傳達正確的價值觀。
　　好的電影一定要有好的文學基礎，但好的文學基礎不一定能轉換為好的電影。饒曙光認為，文學向電影轉化的時候，涉及到多種力量的博弈，在現代電影工業體系中，編劇處于弱勢，誰給錢誰說了算，導致許多編劇不得不偏離自己的原意去創作，把好故事寫成了爛劇本，這樣直接導致了電影創作質量的下降。
　　缺乏人文關懷和精神高度的好故事，是國產電影一再為人詬病的重要原因。評論家李建軍認為，當下不少影視作品呈現了一種弱智化趨勢。從客觀方面說，浮躁的社會風氣使一些作品不關心價值領域、意義領域，不關注人的痛苦和人的生存，從而導致影視作品缺乏現實指向、缺乏歷史深度。從主觀上來講，某些文學素養不高、美學價值低俗的從業人員也給影視創作帶來了嚴重的消極影響。對此，北京大學教授李道新提出了爭鳴性的觀點。他認為文學和影視是兩種行當和兩種媒體。他們應該有各自的美學、各自的時空觀念和評價標準。毋庸置疑，大量影視作品來自于杰出文學的創作，但我們也會發現卓別林、卡梅隆等導演的作品不是來自于文學，甚至文學性的東西。我們現在熱衷于對電影的故事以及文本內涵的深度理解，實際上是在脫離電影畫面、聲音、技術層面上的藝術創造和影像探索。僅僅用文學的標準來解讀電影是不全面的。很多時候，電影的時空創造不僅改變、影響了文學，也改變了人類的認知。
　　《中國作家》主編艾克拜爾·米吉提則認為，影視與文學在語言、傳播媒介、思維方式等方面均有差異，但兩者有著藝術精神上的相通之處：都需要講述一個好故事，都要傳達正確的價值觀。這個故事能夠讓人去關注生命、思考社會、認識自己；這個故事能給人以關愛，給人以溫暖，給人以希望；這個故事能夠撒播真善美的情懷，讓人類在共同的生存危機面前攜起手來。
　　回顧我們的文學史，有大批的優秀作品可為影視提供滋養，可謂是一劑良藥，但如何咽下，也是一大考驗。北京大學教授戴錦華認為，好小說很難改出好電影，反而是一些中等偏下的文學作品，容易改編成好的影視作品。因為里面存在著認同的障礙，要跟所有觀眾的想象去競爭，是很艱難甚至悲慘的狀態。來自中國制片人協會的張明智一直致力于搭建文學與影視之間的橋梁工作，從實際操作中，他也發現了同樣的問題，就是有些劇本文學性過強，忽視了畫面語言的轉換問題，雖然大家都很喜歡，但是因為呈現難度比較大，無奈只好放棄。反而一些文學功底并不那么優秀、扎實，但恰恰因語言比較簡練、敘事比較明朗，能給二度創作留下很大空間的作品很受歡迎。
　　面對好萊塢大片的強勢進攻，戴錦華認為中國電影賴以生存的根本是故事、文化和價值觀，而價值的多元性和文化的自覺是亟待解決的問題。美國電影越來越游戲化，他們放棄和忽視的可能正是中國電影的增長點或者中國電影生存發展有效的空間。饒曙光認為，我們不能簡單追捧好萊塢，重視文學和編劇仍是中國電影的生存和發展的重點。
　　隨著文學改編影視作品的不斷增多，對原創作品的體制機制保障也被提上議程。中國電影文學學會會長王興東提到，國內對改編的重視程度不夠，而其他一些國家或地區都對此十分重視，如奧斯卡獎、金球獎等都設置了最佳編劇獎和最佳改編劇本獎。要從具體體制機制來保障編劇環節，給予其更大的發展空間，同時也給中國電影提供強大的文學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