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文化產業一路壯大，但是追蹤它的發展軌跡，卻并不容易。不像傳統的經濟系統，坐擁CPI、PMI、PPI等各色指標架起的經濟健康檢測儀、化驗機，文化產業形而上的特點或多或少排斥了量化解讀的可能。
　　即便如此，量化文化的努力從未間斷，其意義正日益彰顯。對于支柱型產業門類，不能評估就不能尋找問題，恰如無法問診就不能對癥下藥。不過，用數字捕捉文化的嘗試，能否如那些經濟指標一樣，精準地探測產業浮動、超前地反映產業趨向？對于汰劣留良的指數戰場，文化指數能否在軟基礎上站穩腳跟？為此，本版推出系列報道軟實力也要硬指數，今天推出首篇，關注城市文化發展的指數之路。
　　編者

　　北上廣深四大城市，哪個文化產業發展更好？或許，之前只能從主觀上判斷，而今有了相對客觀的標尺。近日，中國城市創意指數(CCCI)排行榜在2012文化科技創新論壇上發布。作為國內首個跨城市的文化產業評估指數體系，這一指數的出爐引發一連串好奇，也招來了一些質疑。

　　研究為了啥？
　　國內創意指數獨缺跨城市對比，文化產業發展急需橫向比較
　　CPI、PMI、PPI這些指數也許你并不陌生，它們早已被視為經濟發展和市場走勢的風向標。但若論及文化產業，似乎沒有那么幸運。有學者表示，作為依賴于知識、信息和創意的產業類型，僅用傳統的經濟指標分析文化產業，顯然不能對癥下藥。
　　文化創意產業的推動少不了評量指標，只有指標才讓人必須正視問題，要求反思與不斷思考。研究創意城市的知名英國學者查爾斯·蘭德瑞(CharlesLandry)如是說。這樣的觀念，與深圳大學文化產業研究院執行副院長周志民不謀而合。2011年8月，他正式向深圳市宣傳文化事業發展專項基金提出申請，立項研究中國城市創意指數。
　　其實，創意指數的概念，也是舶來之物。據了解，全球第一個創意指數美國創意指數誕生于2002年，而后，該指數的發明者理查德·佛羅里達(RichardFlorida)教授又提出了歐洲創意指數，通過人才、技術和包容性3個指標，以衡量地區環境是否適合創意產業的生長。
　　目前，國內也有跨省的指數，比如中國人民大學編制的中國省市文化產業發展指數；也有單個省或市的指數，比如上海創意指數、浙江創意指數等。在周志民看來，這些創意指數不可避免存在一些局限性。部分指數或存在邏輯錯誤，或過于強調地方特色，或加入許多不相關指標，比如環境、綠地等，對衡量的意義不大。
　　由于沒有中國城市的創意指數，我國各城市的文化產業發展始終無法橫向比較。有專家表示。
　　有個英國學者說，你要管理好一件事情，必須先評估好這件事情，知道做得怎么樣，然后才能找出問題。從城市角度來評估文化產業的競爭力，被周志民視為這個創意指數最大的意義。讓各個城市在文化發展中，起碼知道自己到底處于第幾軍團。

　　指數怎么測？
　　四變量模型17個指標構建評估體系，數據來源限制樣本廣度
　　2004年，香港政府委托香港大學開發了香港創意指數，一度被認為是亞洲城市創意指數的樣本。據介紹，這個指數最大特點在于本土化，是一個包含88個指標的豐富體系。不過，周志民并不認為指標越多越好，這不適用于不同城市間的對比。
　　按照課題組的思路，中國城市創意指數借鑒了在文化產業競爭力研究中廣泛應用的鉆石模型，構建了由投入要素、需求要素、環境要素和產出要素這4個變量組成的中國城市創意指數模型。
　　我們的指標，多來自于現有指數，也有自行開發。周志民介紹，最終選取要素推動力、需求拉動力、相關支撐力和產業影響力作為四個一級指標，二級指標有8個，三級指標共17個。
　　相較于以往指數的加權平均的評估方法，課題組借鑒了國際著名品牌咨詢公司國際品牌集團(Interbrand)的品牌價值評估公式，采用乘法來處理結果變量和原因變量的關系。生產要素對產業產出起推動作用，消費需求起拉動作用，二者形成合力影響產業產出。周志民認為，如此設計，突出了文化需求對文化產業的拉動作用，也突出了互聯網絡的支撐作用。
　　現有指標很多都是相對值，假設你們村只有兩個人，一人考上大學，比例是50%；而我們村有1000人，100個上大學，比例是10%，你說哪個村文化實力強？周志民認為，中國城市創意指數是城市之間的比較，所以在設計指標時，綜合考慮了相對數和絕對數形式。
　　在這個指數中，評估樣本是20個中國大中型城市，主要為省會、直轄市和副省級城市。如此選擇，源自數據來源的局限。我們采用的全部是統計年鑒、公報的數據，但不同城市統計口徑不同，某些指標缺失，為了能夠橫向比較，不得不放棄一些重要指標和一些重要城市。比如，研究中僅涉及公共圖書館，而未考慮博物館、藝術表演場所等其他文化資源。由于數據缺乏，忽略了機會和政府兩個因素對文化產業競爭力的影響。南京、杭州等幾個文化產業發展相對不錯的城市，也未納入樣本。
　　此外，周志民也坦言，目前的指標指向性還較弱，而范圍又較為寬泛。如消費能力指標之一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并不能全權代表用于購買文化產品和服務的支出，同時，各城市統計年鑒公布時間大約滯后1年半以上，導致了指數只能評估各城市兩年前的文化產業狀況。這些不足都跟中國文化產業領域的統計數據不全有關。周志民說。

　　結果如何用？
　　北上廣深位于指數榜第一集團，各城市對文化發展進行自檢
　　近20人的團隊、投入1年多時間、涉及20個城市、統計17個指標，面對如此耗費人力物力的研究，人們不免好奇：這個城市創意指數到底測出了什么？
　　根據各城市文化產業發展的不同特點，我們首次提出了‘要素推動型創意城市’、‘需求拉動型創意城市’和‘綜合型創意城市’的分類概念。按照周志民的解讀，如果要素推動力指數排名大于消費拉動力指數排名，則定義為要素推動力創意城市，反之則為需求拉動力創意城市，若相等，則為綜合型創意城市。按此分析，北京是典型的要素推動型創意城市，而廣州則是典型的需求拉動型創意城市。僅城鎮居民教育文化娛樂服務消費支出占全部消費的比例一項指標，廣州便以2009年度的18.13%和2010年度的18.44%遙遙領先全國其他城市。
　　不過，相較于研究結果，很多人更擔心中國城市創意指數未來的命運。曾被寄予厚望的香港創意指數，由于發布頻率過低、政府管治等問題，影響力和應用度遠遠低于預期。深圳大學副校長、文化產業研究院院長李鳳亮也直言，許多指數模型某種意義上是科學假設，未必與實際完全一致。對于首次發布的中國城市創意指數來說，從理論框架到現實應用，到底有多遠？
　　指數不能簡單去看數字。周志民認為，對于政府來說，中央層面可以了解到各地文化產業的發展現狀，可以根據實際情況進行相應的宏觀調控；從被評估城市來考慮，可以了解到自身文化產業發展的狀況，相當于一個體檢。
　　至于參考價值與指導實踐，周志民如此舉例，比如一個企業要投資文化產業，可以從評估指標里看到城市需求，決定未來的投資方向。評估指標還可以具體到某個產業，對于產業投資有價值。
　　目前，很多地方對文化產業發展的看法，還停留在文化產業占GDP比重多少的層面上。這樣的觀念，被周志民指為有規模沒質量。創意指數提供了一種思路的轉變，提供了當地政府對癥下藥的依據。深圳的要素推動力指數和需求拉動力指數都相對較弱，今后應當在人才、科技、文化資源等方面繼續加大投入，同時刺激市民的文化需求，擴大文化消費。報告中如此寫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