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既不是一本詩集，也不是一本散文集，也不是一本論文集。這是一個人在諸多方面的胡思亂想。近七年前，中央美術學院人文學院教授、著名詩人西川在出版詩文集《深淺》時如此寫道。從1992年寫作《致敬》起，西川就改變了詩歌寫作的路數，從語言到篇幅都越來越有散文化傾向。他自己將這種未經命名的東西定義為變體詩歌書寫。
　　七年后，西川的胡思亂想未曾停止，變成了鋪張的語言和酣暢淋漓的想象，被收錄在最新詩集《夠一夢》中，與中國當代詩人于堅、韓東、翟永明、楊黎和春樹的新詩集一起，并將作為《新陸詩叢·中國卷》六冊之一由楚塵文化于今年底出版。近日，西川來到深圳參加第一朗讀者詩歌藝術沙龍，本報記者就詩歌跨界、詩歌翻譯、詩歌現場以及詩歌圈子等話題對他進行了專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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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跨界是對于以往寫作形式的不滿足
　　記者：你的詩歌從語言到篇幅都有散文化傾向，即將出版的詩集《夠一夢》還會延續變體詩歌書寫的風格嗎？
　　西川：《夠一夢》基本上都是中短篇詩，沒有收錄我真正長的東西。詩歌和散文到底有沒有界限，我今天早上還在想這事兒。有的東西適合寫成詩歌，有的東西適合寫成散文，有些東西適合寫成詩歌和散文之間的東西。我自己對于跨界有興趣，而這種興趣實際上就是對于以往寫作形式的不滿足，那些東西不足以表達我對于當下生活的感受和思考。我可能是一個實驗色彩比較強的人，但我這種寫法可能也不適合別人。
　　記者：你心中有好詩歌的標準嗎？
　　西川：一首詩好不好，看兩三行就知道了。有的人詩歌寫得很好，但他沒有創造力。能寫幾個好句子，出幾個好意象，這完全不能讓我感到滿足，我已經有足夠的經驗，優美的小感覺就留給喜歡表達的人吧。真正讓我覺得過癮的東西，實際上是創造力。就目前而言，我要求我的語言和我的現實感或歷史感有關聯。
　　記者：你最近有讀詩嗎？
　　西川：除了在讀我加拿大朋友蒂姆·柳本（TimLilbum）的新詩集《Assiniboia》，我最近沒讀什么詩，絕大多數時間都在讀中國古書呢。剛讀完荀子，正在讀墨子，先秦諸子我已經讀了一段時間了。一直在下工夫。我急迫地需要創造力的資源。我把中國古代的正史、筆記文、賦、書札都當詩歌來看。這也算是一種跨界。
　　記者：除文學形式相互跨界外，詩歌與其他藝術形式可否跨界？
　　西川：當然可以。我跟戲劇、電影和美術等領域的藝術家都有合作。前幾天我剛請來幾個外國朋友，把國外的一種叫做現場詩歌（poetryslam）的詩歌表演帶進了我們學校，它有朗誦的因素，但跟說唱有關，更像是表演，學生們都特別的興奮。對于跨界交流，我完全是敞開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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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努力將現代漢語變成一種像樣的語言
　　記者：你曾經有一個觀點，說古代漢語是發達的，現代漢語有時反而造作。
　　西川：古代漢語的特點之一是以字為基本語義單位，因而也就允許古詩以五言和七言的形式存在；現代漢語是雙音節的，等于是以詞為基本語義單位，這時如果還以字寫詩，實際上是很難的。也有幾個寫得好的，比如聶紺弩和啟功，但大多數人寫的要么是對別人的重復，要么是垃圾。
　　記者：如何才能讓詩歌寫作與現代性相對稱？
　　西川：不少人至今迷戀楊柳岸曉風殘月，我也覺得挺美的，可這種寫作和現實生活本質是脫節的，那些風花雪月的詞匯根本沒法描繪我們今天的許多感受。我工作的中央美術學院有一位老師曾經問我：寫山寫水容易，你的詩歌能寫塑料盆嗎？如今哪哪都是塑料盆，你不能說你的藝術不能面對這塑料盆。我想有出息的詩人或藝術家，必須懂得面對和處理塑料盆問題。與面向古漢語的白話相比，現代漢語更面向今天的生活，我們應該努力把這種歷史不足百年的語言變成一種像樣的語言，一旦如此，我們就能夠開始真正地談一談現代詩歌了。
　　記者：怎樣的現代詩歌才不造作呢？
　　西川：造作屬于作者本身對于藝術沒有理解，還處在一種皮毛的寫作狀態。我算是一個比較有經驗的讀者，一首詩能夠帶出多少背后的文化信息、時代信息和現實信息一眼就能看出來。不造作的詩歌語言的豐富性不該亞于時代生活的豐富性，所表達的情感和思想不該比時代生活更淺薄，個人想象力應該有助于時代的想象力，詩歌的強度、硬度、厚度，應該至少不會被時代生活所嘲笑，詩歌描述的準確性應該讓時代吃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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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翻譯家大多不了解外國詩歌現場
　　記者：今年你剛在美國出版了英文版《蚊子志：西川詩選》，中國當代詩人目前在國外整體影響力如何？
　　西川：中國朦朧詩人有幾個非常有影響力，像老北島。但總體而言，了解中國詩歌的人有限，但真正了解的人又對中國當代詩歌評價很高。比如我剛才提到的朋友、加拿大總督文學獎得主蒂姆·柳本最近就寫了一篇文章《曼杰斯塔姆一代》，將我們這一代中國詩人比作俄羅斯文學的白銀時代作家。
　　記者：你本身也做翻譯，會否考慮親自翻譯自己的作品？
　　西川：這我翻不了，英語不是我的母語。我們課本里學來的是正確的英語，寫作不需要正確的英語，寫作需要翻跟頭的英語，這咱們不會。要是哪天我能用英語吵架了，我就能翻譯了。
　　記者：你最近有翻譯外國詩歌嗎？
　　西川：沒有，因為非常耗時間，我也不是一個專門的翻譯家。況且，翻譯不僅是翻一首詩那么簡單，比如還涉及翻譯的政治，也即選擇翻譯誰的詩歌；比如翻譯還可以作為一種批評的手段，對原文進行刪減增補。如果一直停留在技術層面做翻譯，我才不搞這個東西呢，它對我的智力不構成挑戰，不能讓我覺得過癮。我真正想翻的有龐德，像他這么大一個詩人，在中國居然連一本傳記都沒有。曾經有學者叫我翻一本《龐德傳》，但這意味著我得有一兩年都撲在上面，將來再打算吧。
　　記者：龐德說過，一個偉大的文學時代必是一個偉大的翻譯時代。可事實上，我們現在能讀到的外國翻譯詩歌不少是80-100年前的作品，許多當代外國詩人我們甚至連名字都不知道。
　　西川：現在是有些出版社在堅持做外國詩歌的翻譯出版，但他們都太依賴中國大學里的翻譯家，可中國的翻譯家和外國詩歌界并沒有太多來往，對于外國的詩歌現場不了解，可是了解國外的詩歌現場和詩人圈子恰恰是很重要的。比如最近中國對于東歐詩人的崇拜有點弄瘋了，讀完布羅斯基讀米沃什，讀完米沃什讀扎加耶夫斯基，讀完扎加耶夫斯基讀溫茨洛瓦實際上，他們在美國就是一個小圈子。我們的翻譯家不了解現場的話，就會放大他們的影響力。
　　當然，我也覺得布羅斯基和米沃什寫得很好，但把對于他們的熱愛轉移到稍微差一些的同圈子詩人身上，就有點玩兒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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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多請外國當代詩人來中國交流
　　記者：那么怎樣才能了解外國當代詩歌現場？
　　西川：這已經不是翻譯的問題，就應該直接把人家請過來，看看他們長什么樣，處于什么精神狀態，能夠帶來什么思想觀念。但是國內辦這么多文學節，真正請來的好詩人卻很少，這跟當下中國詩歌圈的習氣，跟掌握金錢和學術資源的人自身的見識和愿望都有關系。原來我和朋友們組織過幾次詩歌活動，邀請谷川俊太郎、高橋睦郎、平田俊子等日本最優秀的詩人和中國詩人展開對話。我們還請過美國桂冠詩人羅伯特·哈斯和美國垮掉派第二代領袖人物、女詩人布倫達·希爾曼等討論一個人如何在自己的寫作中對現實作出回應等話題。我認為，多請些外國詩人來中國交流，比中國詩人出去參加騾馬大會（劣質的國際活動）更有意義。
　　記者：你認為詩歌活動主要的目的是什么？
　　西川：主題討論。今年八月，我去英國愛丁堡圖書節參加了世界作家大會。全世界請了五十個作家，其他都是小說家，只有五個詩人。我們討論了五個問題，包括文學要不要政治化、小說的未來、內容與風格、有沒有一種民族主義的文學和審查制度在今天五個問題，討論將持續一年在全世界展開。
　　記者：國內的詩歌活動似乎來來去去都是那一圈子詩人，被拉到全國各個城市，像展覽似的。
　　西川：我也早覺得這很是個問題，但也不怕他們走來走去，但如果他們在任何地方干的事情都一樣就沒有意思了。當然中國詩歌活動也有討論環節，但我要求的是討論的信息量，很多國內討論都沒有信息量，每人光表達一下態度我們應該做什么，不應該做什么。我聽你那態度干嘛，態度是沒有信息量的，你必須告訴我你都干了什么，別告訴我一個態度。
　　記者：關于這個圈子，你曾這樣評論它的功能：大家都想安全地進入文學史，安全地獲得聲望，安全地變得懶惰。
　　西川：我今天可以更飽滿地來說說圈子這事。大家都在批評圈子，圈子有圈子的問題，里面有一些惡習是我很討厭的。但我今天倒想為它辯護幾句。圈子實際上相當于過去的文人結社，像郭沫若、蔣光慈和郁達夫他們就是一個圈子，跟魯迅的圈子不是一個圈子。圈子曾經有它積極合理的價值，可以使文人互相安慰，告訴你你的寫作畢竟在這世界上并不是完全沒人理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