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幾天前，莫言獲得2012年諾貝爾文學獎，諾獎從傳說變成現實。這些天里，談論莫言的各種聲音此起彼伏，中國文學尤其是中國當代文學也因此備受關注。在最初的驚喜過后，理性的思考和探討隨之而來。莫言的小說憑借哪些特質獲此殊榮，這些特質依托哪些精神資源發榮滋長？作為一個重要的文學事件，中國文學該從諾貝爾文學獎中獲得什么啟示？這之后，又該如何看待中國文學及其與世界文學的關系？
　　10月22日，文藝報社、中國作家網、新浪讀書在北京共同召開研討會，邀請作家、評論家李敬澤、雷達、陳眾議、陸建德、梁鴻鷹、吳義勤、王干、李洱等就莫言小說特質及中國文學發展的可能性進行探討。研討會由文藝報社總編輯閻晶明主持。作家、評論家們同網友在線互動交流，就近來大家關注的話題進行了開放而深入的探討，莫言的文學世界也逐漸清晰、鮮活。

　　對鄉土中國的獨特發現
　　把莫言放置在整個中國文學中來考量，他繼承了新文學以來書寫鄉土中國的傳統，這也正是莫言在30多年來的創作中一直堅守的立場扎根現實，呈現中國鄉村的獨特經驗。在那片土地上，他發現了20世紀中國鄉村社會的秘密。新時期文學以來，曾出現過那么多鄉土題材的作品，留存了那么多摻雜著笑與淚的記憶與往事，莫言的高密東北鄉究竟有何獨特之處？
　　莫言寫鄉村，始終把寫人性、剖析人性的善與惡作為重要主題。梁鴻鷹認為，他的作品寫了20世紀中國社會歷史的不同層面，尤其對上世紀50年代末期、80年代以來的中國施以特別多的筆墨。作家敏感的意識到，在重大事件或災難來臨時，人性的美與丑才會暴露得淋漓盡致。他的小說寫了人的豐富性與復雜性，農民在他的筆下更接近真實本質。人的生物性與人的精神性在莫言作品中是并陳的，且互為表里。
　　張志忠認為，莫言站在那片高粱地上，看到的不僅是苦難、血淚、饑餓、死亡、孤獨，更重要的是，他在這土地上寫出了中國農民頑強的生命力，生發出一種生命的英雄主義和理想主義。從《紅高粱》《豐乳肥臀》到《檀香刑》，他寫到了死亡、孤獨、饑餓，但小說里的農民形象都具有蓬勃的生命力，即便他們活得很卑微、很悲慘。這背后蘊藏著一種質樸的、偉大的力量個人的生存，種族的延續。莫言進行的是‘作為農民的寫作’，有一種農民的信念、執著和質樸。
　　莫言的鄉土情懷也是不斷變化的，如今他更能從城市生活出發，拉開距離重新審視鄉村。陳眾議提出，莫言對鄉土資源的把握發生了變化，《紅高粱家族》時期還是拔起蘿卜帶著泥的寫作，甚至還帶著牛糞的氣息，但他后來與鄉村拉開了距離，有了城市的視角。他的鄉土情懷更強烈、更堅定，作家思考的是一個重要的命題現代文明擁抱了中國的鄉村，人們是該懷念田園牧歌的過往、還是反思現代化進程的粗暴、亦或是迫不及待地奔向其中。
　　莫言對鄉村的書寫表現出他獨特而深刻的世界觀，在這些表達中他實現了對啟蒙思想的清理和超越，和對歷史正義的堅定信念。陳曉明談到，自上世紀90年代中后期的《天堂蒜薹之歌》《酒國》之后，莫言以更加外化的方式回到鄉土、回到鄉村敘事、回到現實中。他在其中建立了一種對世界的更加明晰的看法，所以從《生死疲勞》《檀香刑》《豐乳肥臀》一直到《蛙》，他始終在向20世紀的歷史發問，始終不放棄書寫民族的創傷經驗。他是要寫出農民身處其中經歷的痛楚，寫出我們民族經受的這些磨礪，這是一個有責任感、有勇氣的作家才能夠寫出來的。

　　復雜多變的文學氣質
　　從上世紀80年代的《透明的紅蘿卜》到2010年的《蛙》，莫言在創作中一直進行著各種類型、形式的探索與實驗，形成了個人標識強烈、復雜多變、難以復制和模仿的文學氣質。所以，讀者常常為他恢弘奇詭的想象力而感佩，為他汪洋恣肆的敘事風格觸動，為他小說豐富的變化眼花繚亂。因此有人說，莫言的勝利，是作家蓬勃的原創力的勝利。他的作品總是充滿新的創意，你有時根本不知道他的敘述要往哪里走。就像德國漢學家多羅特婭·維佩曼所形容的閱讀他的文字，就像看一場富含創意的文字焰火。
　　諾貝爾文學獎在授予莫言的頒獎詞中說，他用魔幻般的現實主義將民間故事、歷史和現代融為一體評論家們對其中提到的魔幻一詞饒有興致，他們認為，用神幻般的現實主義可能更恰當，魔幻不是作家的手法，而是他對世界的看法。莫言有巨大的幻想能力，從而呈現出不同于別人的世界面貌；他使用了很多孩子、傻子、無知者、動物的視角觀察世界，還原世界的真相；他從生死輪回的角度闡述歷史、解構歷史；他打破了線性敘事，在宇宙論的四維空間層面思考問題；他打通了視覺、聽覺、嗅覺、觸覺等各種感官，讓小說有了狂歡的色彩；他善用各種修辭，并由此開創了一種修辭敘事的方式；他的語言難以歸納模仿，在大開大合中內蘊著節制的力度。
　　李洱將之概括為用一種非常新的方式寫一種苦難的生活。他認為，莫言用一種歡樂的方式去寫痛苦，用輕的方式、歡樂的方式、飄蕩的方式去寫沉重，在這歡樂與沉痛之間構成了一種無法忽視的悖謬性。陸建德則認為，莫言的路數很寬廣，他確實是一個多面手，原來是力氣很大，鋪陳也很華麗，就像一股颶風刮來。后來有了節制與變化，以后可能會有更多變化。他說，莫言的小說總是色彩感極強，這可以歸結為小說的物質性。在他的作品里，你會聽到很多聲音、看到很多色彩，你會看到他對物的細致描寫。他寫愛情也是質樸的、物質的，沒有試探、沒有漸進的過程，這也是一種生命力的體現。
　　莫言的這種文學氣質從何處生發而來？雷達認為，其背后的資源是博雜多樣的，但簡而言之，可以概括為一方面從民間文化中獲得營養，一方面從世界文學中吸收養。他說，莫言有著強烈的、深厚的中國鄉村生活經驗，并對此形成了個人的理解。同時他吸收了魔幻現實主義和現代派等西方文學的元素，作家將這些融會貫通形成了獨創性，而這一獨創性正是建構在其創作的主體性、民間性和創新性上的。他的作品有很強的主體性、思想性，叛逆性、顛覆性，《紅高粱》里面的余占鰲、我奶奶都有很強的叛逆性。莫言以新的形式運用民間資源，再以恢弘的想象力和獨特的語句搭配賦予小說巨大的張力。王干認為，莫言的資源來自中國民間及西方文學，他大量吐納這些資源，使小說具有了一種殘酷美學。也有人進一步提出，莫言與魔幻現實主義、現代派等西方文學進行的是高層次的呼應，他沒有停留在淺層次的模仿層面，而是以自己獨到的眼光讓自己的文學之樹枝繁葉茂。

　　諾獎之后的中國當代文學
　　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可稱得上是實至名歸。被同行戲稱為勞動模范的莫言，在30多年里寫下了近500萬字，筆鋒觸及小說、散文、劇本等多種體裁，并在這些領域均有佳作問世。莫言以旺盛的創造力建立了一個獨特的王國，贏得了人們的認可與尊敬。諾獎焦慮癥就此終結，中國文學需要以更加平和、理性的姿態與世界對話。
　　莫言的獲獎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中國當代文學的生存環境，推動當代文學的經典化進程。人們總是厚古薄今，認為當代文學缺乏大師、缺乏經典，這是一個很好的契機，能引導中國當代文學克服自卑感。吳義勤認為，莫言是一個自信、自由的作家，他激發出了漢語寫作的新力量。中國作家總是有很多負擔，莫言真正獲得了解放，文學創作該怎樣解放思想值得思考。
　　張清華也認為，是該摘掉有色眼鏡看待中國當代文學了。今天的中國當代文學，確實有一批處在高原上、可以跟世界文學進行對話的作家和作品。他認為，恰恰是莫言等一批優秀的當代作家繼承了五四以來的文學創作傳統，他的小說有著濃郁的鄉土情懷、人文主義關懷。從五四文學傳統的當代傳承這個角度來理解當代文學，才能夠看到當代文學的真正發展，理解當代文學的真正價值。
　　對作家而言，爭議總是難免的，即便獲得諾獎。一些評論家至今都還能清晰記起上世紀80年代《透明的紅蘿卜》引起的爭議，小說一出現，就有了各種聲音。李敬澤說，當時有些人覺得這種寫作方式給小說開了一道口子，同時也有人質疑小說怎么可以這么寫。他覺得，這些爭議都非常正常，作家正是從爭議當中一步一步寫下去，社會也是在爭議中加深對文學的理解，拓寬對漢語語言的認知，人們也正是在爭議中感受這個世界的。有時候，一個承受著爭議的作家，本身就是一個有力量的、值得重視的、包含著某種創造力的作家。他認為，莫言對中國文學的影響是發散性的、強烈的。以莫言為例，可以讓我們深刻地理解文學的創造力，即在面對讀者、社會、公眾時，作家是如何以他們的作品完成創造，同時用這種創造去影響讀者以及社會。
　　關于諾貝爾文學獎的各種說法依然在發酵，從具體作品出發探討莫言小說的特質及對中國當代文學的啟示，正逐漸成為議論的焦點。莫言獲得了世界的認可，與此同時，他又從未停止講述中國的故事。寫什么與怎么寫，堅守與創新，確實是作家需要解決好的問題。我們期待著，在世界文學的版圖中，中國文學的書寫會出現略微的改動，當代文學能以此為契機，同世界文學展開更加廣泛、坦誠、深入的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