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三十年來的現代化實踐取得了令世界矚目的成就，中國在探索一條繁榮和發展的獨特道路的實踐中積累了豐富的經驗，人們欣喜地將其稱之為中國經驗。一些海外研究中國問題的學者還提出了北京共識的概念，表現出他們對中國經驗的極大興趣。毫無疑問，中國經驗將為人類文明添加上精彩輝煌的一筆。中國經驗也給當代長篇小說創作提供了最新鮮的、最獨特的養分，為作家的突破與創新搭建起一個寬廣的平臺。當代作家曾經有一段時間主要依賴向西方文學的學習和借鑒來尋求突破，往往是以他者的眼光來處理自己的生活經驗，因而缺乏自主性。這種狀況自新世紀以來得到了很大的改觀，作家們力圖從中國經驗的特殊性中找到自己的敘事，作品中有很強的本土意識，包含著文學對中國社會和歷史的認知，具有較強的現實品格和人文情懷。

　　作家們力圖從中國經驗的特殊性中找到自己的敘事，面對日新月異的生活，作家們有一種熱情擁抱現實的沖動
　　格非的《春盡江南》讓我們對現實主義有了更為準確的認識。現實主義并不是一面純粹反映現實圖景的鏡子，現實主義是作家觀察世界的一種方式，因此作家主體是現實主義的靈魂。現實主義必然是作家對現實世界的認識和把握。
　　中國現代文學具有深厚的現實主義傳統，這一傳統在當代長篇小說創作中不是削弱了，而是有所發展。面對日新月異的生活，作家們有一種熱情擁抱現實的沖動。徐坤創作《八月狂想曲》的過程就典型地說明了這一點。這是一個遵命文學的命題，在北京舉辦奧運前夕，有關部門希望作家能為北京奧運寫一部長篇小說。徐坤接受了這一挑戰。但她并沒有將此當成一個應景的宣傳任務，而是作為一次闡釋中國經驗的機會。她將北京舉辦奧運置于中國崛起的時代大背景下，打造青春中國的理念，給青春中國以激情，塑造了一批年輕的建設者，他們在為奧運建筑新的比賽場館，同時也是在建設中國的美好未來。事實上，中國變革中的現實正在挑戰中國當代文學，現實中不斷創造出來的中國經驗考驗著當代作家的認知能力和敘述能力。不少作家勇敢地接受了這一挑戰，他們以文學的方式對中國經驗作出了獨特的闡釋。曹征路的《問蒼茫》通過講述深圳某電子公司的勞資矛盾的故事，鮮明地批判了資本至上、資本崇拜的社會現象，小說不僅告誡人們資本主義美夢做不得，而且也提醒我們要關注那些在中國現實土壤上產生的新的因素，比如民間維權，比如勞動法，等等。小說寫到在生產出現困難的時候，老板陳太采取了撤資逃逸的惡劣做法，導致勞資矛盾白熱化，工人們涌上街頭堵塞了交通，最終是由政府出面解決矛盾，這次真是政府出了大血，不但工資加班費照發，愿意回家的還出了車票。也許有的讀者會對這樣的結局不滿，認為這是作家添加的一個光明尾巴。我并不認為這是光明尾巴。事實上，在中國社會發展的進程中，政府應該起到越來越重要的作用。這本來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題中應有之義。曹征路的問蒼茫之問，其實就是要問出中國自己的特色、中國自己的經驗在哪里。格非的《春盡江南》讓我們對現實主義有了更為準確的認識。現實主義并不是一面純粹反映現實圖景的鏡子，現實主義是作家觀察世界的一種方式，因此作家主體是現實主義的靈魂。現實主義必然是作家對現實世界的認識和把握。格非在面對現實時有著清醒的主體意識，主人公譚端午可以說就是他的化身。他不過是寫了一個對現實越來越不適應的小知識分子身邊的生活，這樣一種生活描寫當然不會是全景式的或史詩性的。但他從這個人物狹窄的生活視鏡里看到了現實最致命的問題。他將這個最致命的問題歸結為浮靡之美。今天的社會顯得是多么的繁榮啊，就像是熱帶雨林，蒸騰著旺盛的氣息。追逐物質和享受成為人們唯一的目標，人們可以不擇手段地掙錢，也可以毫無羞恥地沉湎在聲色犬馬之中。問題在于這種浮靡之美已經深入到社會的骨髓，幾乎無處不在，無一幸免。格非的死亡意念由此而來，也許在他看來，現實已經到了無可救藥的地步。人們沉浸在浮靡之美之中。但譚端午清醒地知道，這只是死水微瀾的反應罷了。格非不正是把譚端午當成一個對抗者來塑造的嗎？但這是一種特別的對抗，他是以做一個失敗者的方式來表達他的對抗。因為這是一個惡性競爭搞得每個人都靈魂出竅的時代，你只有成為一個失敗者，才能守住自己的靈魂，才不會同這個時代同流合污。譚端午是格非為我們精心打造的時代勇士。這個勇士顯然并不被現實所認可，他在現實中都無所適從，甚至都無法解決自己日常生活中的細小問題，但情節的發展卻是，譚端午的妻子家玉是一個成功者，但最終這個成功者卻需要失敗者譚端午來拯救。必須看到，譚端午敢于做一個失敗者，并非他要去踐行老莊思想。今天那些萎靡頹廢、不思進取的人都愿意從老莊那里找到口實。譚端午的內心是強大和豐富的，并不是他的內心裝著老莊，而是裝著另一個現實。這個現實就是中國20世紀80年代的現實。格非的文學理想大概也是在那個年代建構起來的。他至今對那個年代仍充滿著景仰和緬懷。那是一個思想解放的年代，浪漫的精神自由飛翔，更是一個詩歌的時代。

　　作家們在長篇小說創作中主動介入到對中國經驗的闡釋中，就有可能拓展和深化以往的文學主題
　　關仁山的《麥河》也像賈平凹的《秦腔》一樣寫到了鄉村的困境，關仁山同樣為土地的凋敝而憂慮，他借小說中的人物喊出了救救土地的警語。孫颙寫《漂移者》在敘述中表現出一種文化自信心，他看到了中國在經濟崛起之后的文化語境的新變：在東西方文化的碰撞中，中國不再是被動和弱者的姿態，沖突和對抗也不再是碰撞的主旋律。這也是孫颙對中國社會現狀以及發展趨勢的一種認識和把握。
　　作家們在長篇小說創作中主動介入到對中國經驗的闡釋中，就有可能拓展和深化以往的文學主題。這一點在鄉土敘事的作品中表現得特別突出。農村是現代化最艱難的關隘，農村面臨著極大的困境，因此鄉土敘事也多半是沉重的主題，比如賈平凹的《秦腔》，面對土地的日益凋弊，唱的是一首鄉土文化的挽歌。關仁山的《麥河》也像賈平凹的《秦腔》一樣寫到了鄉村的困境，關仁山同樣為土地的凋敝而憂慮，他借小說中的人物喊出了救救土地的警語。但與此同時，河北農村進行土地流轉的試驗讓關仁山感到了土地復蘇的希望。他以土地流轉作為《麥河》的基調，將鄉土敘事的主題由挽歌轉化為頌歌。但他的這首頌歌是浸著憂傷的頌歌，因為土地流轉并沒有完全消除他對土地的憂慮。關仁山站在今天時代的高度，對土地的認識更加深化。他將土地人性化和精神化，他關注土地，最終是為了關注與土地密不可分的農民。他意識到，土地流轉可以解決農民經濟上的困境，卻并不能直接帶來農民與土地的和諧關系，這種和諧關系要靠農民自身來創造。所以關仁山在小說中提出了小麥圖騰的概念，力圖營造一幅小麥文化圖景。關仁山從幸福的角度解答了農民與土地的和諧關系。農民離不開土地，不僅僅是他們要從土地里獲得糧食，還因為他們的精神和幸福感都是從土地里獲得的。土地流轉也許解開了農業生產的瓶頸，邁向了現代農業，可以帶來經濟的大發展。但它也為農民是否還有真正屬于自己的幸福埋下了伏筆。
　　城市生活更加直接地折射出現代化進程，反映城市生活的長篇小說在數量上說逐漸超出了鄉土題材的小說，在城市生活的敘述中，時代的氣息和現代性的精神表現得更加鮮明。今年出版的孫颙的《漂移者》和彭名燕的《傾斜至深處》這兩部作品就不約而同地涉及到了全球化的話題。全球化被看成是人類社會不可逆轉的文明進程，它讓物質和精神產品的流動沖破區域和國界的束縛，影響到地球上每一個角落的生活，它同時也在改變我們的思維路徑，也在創造新的景觀和新的人物。有專家說，移動是全球化的最大價值。孫颙將小說命名為漂移者，顯然，他是將小說主人公馬克作為一名漂移者來塑造的。這個稱謂很有意思。以往討論文學形象時，用得較多的是漂泊者，也許正是這一字之差，蘊含著作者孫颙對當今世界的新的認識。在移民文學中，漂泊者形象基本上都是由殖民地向歐美帝國遷移的形象，至于歐美帝國向殖民所在地遷移的形象，多半具有一種占領者的心理和情感優勢，這樣的形象是難以用漂泊者來概括的。孫颙寫《漂移者》，也可以說是從后殖民文化的身份來寫一個殖民文化的遷移者，這個遷移者無疑會帶著殖民文化的心理優勢。但是在孫颙的寫作中給人們提供了一個非常重要的信息：作者并沒有因此就具有一種后殖民文學難以擺脫的被殖民文化的心理劣勢。孫颙在敘述中表現出一種文化自信心，他看到了中國在經濟崛起之后的文化語境的新變：在東西方文化的碰撞中，中國不再是被動和弱者的姿態，沖突和對抗也不再是碰撞的主旋律。這也是孫颙對中國社會現狀以及發展趨勢的一種認識和把握。馬克正是在這一文化語境中逐漸學習和適應如何在一個崛起的后發展國家中生存的。這也就是這一形象帶給移民文學的新因素。彭名燕《傾斜至深處》的主人公杰克則可以說是被全球化精心打造出來的一個異類。因此，我愿意把杰克稱為典型化的全球人。我們每一個人無論自愿還是不自愿，都會被裹挾進全球化的浪潮之中。杰克屬于能夠把握住全球化潮汛的知識者，從在美國的積累，到回新加坡的創業，他逐漸磨礪出一副適應全球化的品格。作為典型化的全球人，杰克有這么幾個鮮明的特征：其一，制定規則，遵守規則。一切按程序進行。其二，工作狂。其三，物質主義。其四，享受生活。其五，自我中心。其六，有極高的智商，卻只有很低的情商。杰克在全球化的進程中習慣于與移動中的世界和虛擬世界打交道，而如何與正常人來往則變得很陌生了。他所依賴的是法律和條規，是電腦上的操作程序，以為所有的事情只要按照預設的程序辦就一定能達到結果。所以他常常是好心辦壞事。專家說，全球化最令人艷羨的頂層價值就是它的移動性以及移動的自由。杰克正是在移動性中獲得了巨大的成功，他的內心始終不能安穩，他呆在家里，這是一個幸福的家庭，但他的內心仍是焦慮的，他那么在意關窗戶，又未嘗不是他內心焦慮的一種泄露。所以他熱愛飛機，熱愛大船，熱愛大海，最終，他消失在大海之中。我們或許可以從杰克的失蹤中得到一種暗示：當全球化滲透在我們家庭的日常生活中時，也要警惕它給人的內心所造成的變異。

　　中國經驗也給作家提供了一條重新審視中國本土文學資源的有效途徑
　　在許多人的觀念中有一種誤解，以為凡是正面表現中國革命和中國經驗，都會因為意識形態的原因遭到西方的拒絕和排斥，因此為了得到西方的認可，就要套用西方的話語系統來講述中國的故事。李彥的《紅浮萍》被西方主流文學的肯定，至少說明了一點，西方并不是像我們所想象的那樣完全拒絕中國當代文學的思想意義話語系統。特別是隨著新世紀以來中國不斷創造著奇跡，西方越來越看重中國經驗，研究中國經驗的普遍意義。
　　中國經驗也給作家提供了一條重新審視中國本土文學資源的有效途徑。自新世紀以來，革命歷史題材創作再一次紅火起來，如鄧一光的《我是我的神》、艾偉的《風和日麗》、都梁的《亮劍》、鐵凝的《笨花》、徐貴祥的《歷史的天空》等，這些作品突破了以往革命歷史題材在主題上的局限性，也匡正了一度流行的在革命歷史敘事中的去政治化傾向，賦予作品更豐富的文化內涵。在這些作品中，作家明顯從中國經驗的啟發性思維中去反思歷史，他們對歷史的書寫可以看作是對中國經驗的溯源。如鄧一光在《我是我的神》中所寫到的主人公烏力圖古拉、薩努亞夫婦倆，他們一生的信念就是創造自己的黃金時代，到了改革開放年代，當烏力圖古拉即將逝去時，終于認可了他的兒子們尋找新的生活的努力。這意味著從革命戰爭年代到和平建設年代，我們的信念是一以貫之的，而先輩們夢想的黃金時代，在兒子們的努力下其內涵變得更加豐富和精彩。加拿大華裔作家李彥的《紅浮萍》也是一部值得關注的作品。小說講述了革命年代中一家三代人的命運悲歡，通過外婆、母親雯和自敘者平在革命風云和政治斗爭中遭際和坎坷，寫出了她們就像水中的浮萍一樣經歷著精神的漂泊，從而叩問了中國人的信仰所在。小說充分肯定了革命者的信仰，認為這是中國人追求理想中的寶貴的精神財富。這部小說最初是作者以英文寫的，并在加拿大出版，出版后獲得了加拿大的最佳圖書提名獎，這是加拿大主流文學的一個比較重要的獎項。在許多人的觀念中有一種誤解，以為凡是正面表現中國革命和中國經驗，都會因為意識形態的原因遭到西方的拒絕和排斥，因此為了得到西方的認可，就要套用西方的話語系統來講述中國的故事。李彥的《紅浮萍》被西方主流文學的肯定，至少說明了一點，西方并不是像我們所想象的那樣完全拒絕中國當代文學的思想意義話語系統。特別是隨著新世紀以來中國不斷創造著奇跡，西方越來越看重中國經驗，研究中國經驗的普遍意義。李彥的《紅浮萍》從信仰的角度彰顯了中國經驗的普遍意義。小說著筆于雯在精神世界里的孜孜追求，她的女兒平開始還不明白母親為什么對信仰這么執著，但后來終于理解了媽媽的虔誠：也許媽媽只是需要維持她的信念，這樣她所有過往的犧牲才會有價值。無論是雯，還是平，還是平的外婆，三代女性的人生際遇都非常坎坷，但她們都向往著更豐富的精神世界，她們追求信仰，捍衛尊嚴，在這里包含著一種人類共通的精神價值。李彥的《紅浮萍》為當代文學如何處理中國經驗提供了有益的啟示。
　　熱情擁抱現實，闡釋中國經驗，體現了作家的文學良知。因為文學從根本上說不是單純給人們提供精神消遣的，文學應該是人們心靈的一盞燈，也是人們的一座精神寺廟，人們閱讀文學，更多的是期待從文學中獲得精神的力量。如果文學不關注現實，甚至遠離現實，就不可能成為一種有力量的文學。中國經驗特指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現代化實踐中積累的新的經驗和新的模式，因此中國經驗是最具現實性的思想資源。近期的長篇小說創作帶有深厚的中國經驗的信息，這不僅使得長篇小說具有更強的現實感，而且也使得長篇小說具有更新鮮、更獨特的精神價值。中國經驗有可能使中國當代文學創造出輝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