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有關部門統計，當前全國已有農民進城打工者約2.6億。他們不希望被忽視、被定義、被表述，他們自稱新工人，他們創建自己的文化藝術博物館，組建自己的藝術團，舉辦自己的文化藝術節，開辦自己的打工子弟學校，他們說：沒有我們的文化就沒有我們的歷史，沒有我們的歷史就沒有我們的將來。

皮村社區文化活動中心大門

新工人藝術團為社區工友義演活動現場

　　小付，給她開一下門，讓她進去看看。
　　沒有寒暄，也沒有遲疑，在照滿早春的陽光的院子里，一臉質樸的小付姑娘聞聲為我打開了一扇門，然后轉身不知忙什么去了
　　獨自踏進門的一瞬，我在想，這是平生第一次遇到一個博物館的門專為我一個人打開，而且放任我一人隨意走近它，盡情品讀它。也許，這樣的經歷也將是唯一的一次。
　　眼前就是我此前搜遍網絡試圖多一份了解的全國首家打工文化藝術博物館（以下簡稱博物館），但當自信已經對它很了解的我真的用眼睛去兌現腦海中的一切時，先前基于網絡對它的熟悉還是被眼前的種種特別給覆蓋了

　　文化：沒有我們的文化就沒有我們的歷史，沒有我們的歷史就沒有我們的將來。
　　皮村，博物館的落腳地，離北京市中心40多公里，東五環與東六環之間，朝陽區金盞鄉里一個打工人群聚居區。與城市遙遙相望，與農村似是而非。因為處在首都機場飛機航線的下方，這里沒有高樓，也因為航線，村里人慶幸這里逃過了房地產商的垂誕而讓自己有了居所。住進來的打工者日漸增多，不斷擠建的出租屋愈發地參差錯落，與各種工廠以及作坊門臉高矮相間，逼得街道局促，卻也親切、素樸。
　　據說本村常住人口有1000多人，而外來人口已接近1萬。
　　由帶樹皮的木板與玻璃拼接的博物館門上，貼著免費下載打工歌曲字樣。
　　博物館由閑置的琉璃瓦工廠廠房改造而成，大約300平方米的幾間平房內，并不平整的水泥地面，赤裸斑駁的石灰屋頂，直接用廢棄的辦公桌，或是舊家具改造的展柜稍顯擁擠卻是井井有條地排列著，一起支撐起了博物館的打工群體歷史變遷、女工、兒童、勞工NGO團體、工人居住狀況五個專題展廳。打工票據、暫住證、罰款單、押金條、工資欠條、請假條、工傷證明、勞動合同、報紙、雜志、信件、詩、畫、吉它、攝影作品、工作服、校服、縫韌機、羊肉串烤箱、組裝工具、平板車、煎餅車、模擬出租房全國各地工友無償捐贈的2000多件展品涌到眼前。默默地、靜靜地。
　　頭上不時劃過的飛機轟鳴聲間歇地提醒著眼前的寂靜，也提醒著飛機飛起與飛抵處的繁華。
　　在采訪中，博物館現任館長、也是博物館的主要創始人之一許多（藝名）不時用粗獷來形容博物館及展品的風格。我覺得我們生活的樣子就是粗獷的，我們想把我們這樣的生活放在這里展示，讓大家了解，讓大家看到城市繁華背后勞動者的付出。
　　每一件展品，背后都是一個打工者的故事。這句話，博物館的主要創始人之一，北京工友之家文化發展中心（簡稱工友之家）總干事孫恒說過幾遍。
　　談到創辦博物館，許多說處在生活中的工友們可能一般看不到自己的生活，但當他們把這樣的生活放到一個展覽中，會讓工友們從另外一個角度重新來認識和思考自己的生活，重新認識自己的價值，認識勞動的價值。
　　你稍微睜開眼睛看一看這個世界，這些高樓大廈、大街橋梁，全世界用的無數廉價產品都是中國工人制造的。可是近3億的、這么龐大的打工人群，沒有進入歷史，沒有自己的文化，在主流文化歷史當中幾乎聽不到打工者的聲音，看不到打工者的貢獻，打工者甚至得不到最基本的尊重，我覺得這非常不正常，所以我們要記錄自己的歷史，要發展自己的文化。‘沒有我們的文化就沒有我們的歷史，沒有我們的歷史就沒有我們的將來’。在后來的采訪中，孫恒說到最后這句話時，用目光引導我去看寫在博物館門廳墻上這句博物館宣言，語氣透著冷靜和堅毅。
　　孫恒換用了多種表述向我強調文化的重要性。比如他說，相對來說富士康的工資待遇比其他企業還要好，生活環境也算好，可為什么工人還會自殺？絕對不是錢的問題，是精神文化太匱乏，沒有社會交往，每個人都原子化了，對未來沒有想象沒有希望。
　　自己書寫自己、解讀自己、表述自己，而不是被書寫、被解讀、被表述。當這種渴望蓄積到一定程度，在某一個時間節點便噴涌而出了。
　　2008年，當全社會用經濟的突飛猛進、文化的發展繁榮、人民生活的大幅提高、城市化進程的前所未有等各種角度解讀和反思改革開放30年時，他們，一群打工者，卻在都市邊緣的這個角落里，用他們的物件、數據、圖表、文獻等構筑起別一處發聲空間，記錄屬于他們的流動的歷史。
　　之前有很多博物館，沒有一個博物館是來記錄工人的歷史，打工群體的歷史。我們不是要展示苦難，而是在尋找力量和希望！像在很多場合說過的一樣，孫恒也這樣對我說。
　　關于文化，孫恒有自己的理解，他說文化不是一種抽象的、離生活很遠的東西，文化其實就是如何去看待生活，如何去看待一個人的發展，如何去看待社會的變遷，如何去看待我們的未來。文化也就是我們的生活方式。
　　白天工人都在上班，所以這里下午和晚上才開放。同是博物館發起人之一王德志的進一步講釋，讓我明白了為什么上午到達這里的我可以一人享用整個博物館。與他的交流讓我得知他所說的這里，指博物館，也指博物館所在的這個叫皮村社區文化活動中心的院子。
　　其實，這個院子，和對面租來的幾間房，是他們工友之家NGO組織這個大攤子的根據地。從2002年成立開始，他們便為打工者群體的文化、教育、權益及其生活狀況改善等做著各種努力。
　　過些天天暖和了，晚上你再來看，滿院子都是人，唱歌、跳舞、看書、打乒乓球，很熱鬧！王德志說，言語間有種簡單卻又復雜的幸福。
　　據孫恒介紹，這樣的流動人口社區在北京有很多，但這種社區文化活動中心卻很少。
　　說到這里，不得不點數一下這個小院的五臟六腹。除了博物館這顆心臟，其實博物館的門廳里，便是一個簡單的工友圖書館，而毗連著博物館的是他們建的工友影院、新工人劇場和一個同心互惠公益商店，而這些所在圍出的院子便是乒乓球場、卡拉OK廳、舞池
　　王德志介紹，工友圖書館里的書是朝陽圖書館援借的；工友影院每周末都會放電影，來晚了的話，就得自己加凳子；而由日本帳篷劇團在此演出留下的一個圓型帳篷改建成的新工人劇場，則是他們節假日的文藝演出場所和聯歡場地，村里人都親切地稱其為鳥巢。去年崔永元在這里為他們主持過的第一屆打工春晚被他們不時念叨著。平時，這里還會不定期地辦些吉他、電腦、法律等培訓班，也會組織文藝小組、工友訪談等活動。
　　我不知道，不過百余平米的小院里，到底容納了多少東西。也許，他們所有的關于文化的渴望和夢想，都被不斷地塞進這個小院里，任憑她們快要溢出，甚至正在溢出。

　　身份：工人就是工人，甚至‘新’字都不要。
　　不要用‘農民工’這個字眼，而要稱呼他們‘打工者’或者‘新工人’。去皮村之前，我這樣默默告誡自己。這也是我在了解這個一直慷慨從事各種公益文化活動的群體時，發現的唯一一個他們特別計較之處。
　　采訪時，他們也經常提醒，他們的打工青年藝術團，早已改名為新工人藝術團。
　　博物館一進門迎面靠墻的一個展柜中，擺放著一系列不同城市、不同時期、不同版本的暫住證。這些被認為是博物館最具代表性的展品，也是被幾位博物館發起人頻頻提到的證件，再一次強化了這個群體的那份特有的敏感身份。
　　關于身份，先請讀者看看下面這首詩：
　　本名民工
　　小名打工仔/妹
　　別名進城務工者
　　曾用名盲流
　　尊稱城市建設者
　　昵稱農民兄弟
　　俗稱鄉巴佬
　　綽號游民
　　爺名無產階級同盟軍
　　父名人民民主專政基石之一
　　臨時戶口名社會不穩定因素
　　永久憲法名公民
　　家族封號主人
　　時髦稱呼弱勢群體
　　這是此前就保存在我記憶中的劉虹寫的一首別樣的詩，《打工的名字》。從某種意義上說，它也許算不上詩，因為它只不過是將你我也許都曾經用于這個群體的個別稱呼羅列到這里。但這種簡單的羅列，卻聚合了一種復雜的力量。
　　也許我們都沒有意識到，人們曾經用過這么多字眼，去繞過一個他們最渴望的稱呼。
　　《國語·周語中》有膳宰致饔，廩人獻餼，司馬陳芻，工人展車，《荀子·儒效》有設規矩，陳繩墨，便備用，君子不如工人即便一些古代文獻中常有關于工人的記述，但工人似乎真正起源于17世紀末期，英國等工業國家的出現，以及之后產業革命和機器工業發展中出現的大量雇用勞動力。
　　19世紀，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英文版注解中曾界定工人階級的概念為無產階級是指沒有自己的生產資料，因而不得不靠出賣勞動力來維持生活的現代雇傭工人階級。也許是受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將工人階級等同于無產階級的影響，如今我們通常將個人不占有生產資料，依靠工資為生的工業勞動或手工勞動者定義為工人。而隨著我國改革開放社會經濟結構和就業結構的變化，相應的職業配置也日益多元化，但是，以往對工人的定義，對于這些農民進城打工者，仍然有一種無法完全用語言表達的吸引力。人們在有意無意間忽略了，如何被定義，對于他們，就意味著他們所流淌出的汗水，他們所付出的辛勞，是否被城市里的人們乃至城市的歷史所認可。
　　工人就是工人，甚至‘新’字都不要。農民就是農民。工人、農民更多是以職業、生產方式來稱謂，這就是一個身份。孫恒介紹說，通過大量的訪談，他們了解到，如果有更多的選擇，幾乎很少有人選擇民工、農民工這樣的稱呼。因為這個稱呼包含著一種身份歧視。而且，農民和城市工人各自有國家給予的一整套社會保障體系，而對于他們，卻幾乎二者全無。
　　其實稱呼只是一種表面現象，我們更在乎的是稱呼背后的東西，那就是權利。這么多年從第一代到現在第三代，我們幾代打工者付出了那么多，但城市給我們的很少，我們付出和得到的不成正比，這是不對的。當然國家也在努力改善這種狀況，這是一個歷史過程，不可能一步到位，但這種改變從哪開始？我們感覺應該從稱呼開始，稱呼是一個前提。王德志說。
　　王德志覺得，按照工業化發展規律，城市化過程中必須是有大量的農民變成市民的。他說，我們已經是工人了，已經脫離土地了，已經是城市的一分子了，我們要留在城市，要分享改革開放的成果。所以最關鍵的是自己要認識到，才能抓住它。
　　今天，80后、90后占整個打工群體的60%，大概有1億人。不像他們的父輩對未來對生活有一個很清晰的目標，就是要出來賺錢，然后回老家，讓孩子上學、蓋房子、給兒子娶媳婦，所有的訴求都落實在農村，可是這些新一代年輕人的訴求好像很模糊，主觀上希望在城市，可是客觀上又很難融入城市生活，處于來回漂流、流動、迷茫的狀態。而且這種狀態不是一個人，不是少數，而是一代人，一個群體，甚至未來還會有很長時間。孫恒談起包括自己在內的年輕人，語氣很沉重。20年、30年對于人來講，那就是一代人的青春沒有了。
　　呆不住城市，回不去農村，工人居住狀況展廳中陳列的這兩年博物館做的一項研究成果新工人家在哪里，也正是在訴說著他們這個群體處于夾縫中的這種尷尬。
　　為了改變身份的尷尬，他們在嘗試各種努力。
　　‘下流’，聽到這個詞你的第一印象是什么？一定是一個很負面的詞，可是你并不知道它對于工人意味著什么。其實工人，尤其是流水線上的工人經常使用這個詞。流水線是一級一級產品往下流，上面的工人工作慢，下面的工人會說：‘下流下流！’它反映了工人的生活狀態、工作場景。這就是工人的話語，工人的詞語，工人的生活。可是你聽不到這些東西。孫恒告訴我，他們博物館正在做一個《新工人辭典》，收集所有與工人生活和工作相關的詞語。因為如果要真正了解工人，首先要去聽他們的語言，要去看他們真實的生活狀況。他說每一個詞語都不是冷冰冰的詞語，而是一個真實的、工人用他們自己的語言去描述的場景。比如工業區旁，工人的居住環境常常很糟糕，一層二層三層四層，有一個縫就能給你搭一個像狗窩一樣的住所，叫樓加加，就是樓疊加起來。這樣的詞很多，但這些詞是進入不了公眾視野的，可這是工人的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