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5·12”汶川大地震“敬禮娃娃”新聞圖片的作者楊衛華,因患肝癌在綿陽中心醫院與世長辭
2008年汶川大地震中楊衛華拍下“敬禮娃娃”感人一幕。
2015年情人節“敬禮娃娃”郎錚探望病中的楊叔叔竟成永別。
2015年2月26日下午14時55分,2008年“5·12”汶川大地震“敬禮娃娃”新聞圖片的作者楊衛華,因患肝癌在綿陽中心醫院與世長辭。
他是第一時間進入汶川地震重災區北川的攝影記者,在最初的六天里五進北川縣城;他記錄著最前線的抗震救災情況,自己也在努力參與救援;最危急關頭,他三次登上唐家山堰塞湖壩頂;他拍下了一個小孩子的敬禮,共和國的上將為此向他致以軍禮。他就是“敬禮娃娃”的拍攝者楊衛華——

楊衛華,四川綿陽晚報視覺總監,從事新聞攝影工作26年。1988年,楊衛華成為綿陽日報攝影記者。1998年,綿陽晚報創立后,楊衛華成為該報的攝影部主任。他是5?12地震后最早到達重災區北川采訪的記者和救援人員之一;他所拍攝的作品《敬禮娃娃》感動十三億中國人。同樣,他也是我們北京攝影函授學院四川分院(中國攝影函授學院川西輔導站)的第一期學員,在我們即將迎來中國攝影家協會北京攝影函授學院四川分院三十周年慶期間,四川省攝影家協會網和成都影像藝術中心組織精干力量,對楊衛華進行了一次深度訪談。
時間: 2014年12月3日
地點: 成都武侯區玉林街道辦黌門街社區手機攝影輔導站
訪談對話: 楊衛華(后簡稱“楊”),記者伍菥然、楊雪瑩(后簡稱“記”)
記:楊衛華老師您好,大家都知道您是新聞攝影工作者,您是什么時候開始從事這項工作的呢?
楊:我是從一個愛好者走到工作這個位置上的,八十年代初期喜歡攝影,88年綿陽日報復刊后,我是進入綿陽日報的第一批攝影記者。
記:也就是說您以前沒有學習過專業的攝影知識?
楊:對,最早是高中時代喜歡攝影。
記:那您是什么時候進入函授學院的呢?
楊:85年,我是第一期,當時得到這個消息之后,我第一時間就報了函授學院,那時候函授學院的人特別特別多。
記:那您在函授的學習經歷對您的攝影創作有什么影響呢?
楊:應該這么說吧,是因為函授學院的學習,徹底的改變了我的人生。經過在函授學院系統的學習以后,我規劃了我自己的人生,當時還不是很明確的說我以后一定要去從事一個專業的攝影工作者,將攝影作為自己未來的職業發展方向。后來是接觸了的一個我的老師,就是我們重慶市攝影家協會副主席(中國攝影家協會四川分會理事)晉守賢老師,他對我的影響非常大。我是85年在函授學院的學習之后,88年正式進入報社,在這段時間內我就越來越清晰自己未來的發展,一定要做為一個攝影工作者,就懷揣著新聞理想進入了報社。
記:函授學院的學習經歷對您的人生有很大的影響,據我們所知還有一段時間的經歷對您的影響很大,那就是汶川“5.12”大地震,在地震發生之前您是怎樣的一個工作狀態呢?
楊:到2008年的時候,我在報社工作已經是20年了,20年的時間我已經從一個普通的攝影記者變成了當時綿陽晚報的攝影部主任。綿陽晚報是1998年創刊的,創刊后我從綿陽日報到了綿陽晚報,在綿陽晚報做攝影部主任到2010年,2010年后任視覺總監至今。
記:您所拍攝的作品《敬禮娃娃》感動十三億中國人,并被海內外近千家媒體刊播,但也有不少人懷疑這幅作品的真實性,對于這些質疑,您怎么看?
楊:其實這個片子很有爭議,從這個片子出來以后就有不同的聲音,這個聲音是非常強烈并且非常刺耳的。現在我回過頭來看,我第一次面對面聽到這個質疑的聲音是我到北京參加一個活動,地震之后大概一個月,中國攝影家協會舉辦了一個5.12抗震救災的一個攝影、美術、書法的展覽,在軍博館,我作為唯一一個基層來的攝影人代表我們所有藝術家在這個展覽上發言后,其中有一位知名的攝影家(多次去過地震現場)就非常直接的來質疑這個圖片的真實性。他講“傷員救出來以后,攝影者朝著傷員喊:招招手!”的這個情況其實也有,在現場我也看到過這個現象,特別是到5.12地震救援的后期,這類的聲音來干預被攝者的情況時有發生。但是對于這張作品,從我本人來說,第一,我至始至終沒有說過一句話,讓這個孩子怎么樣。只是一開始我是覺得這個孩子特別有禮貌。我舉一個很簡單的例子,我是有一點低血糖,我進北川的時候是只帶了三件東西:相機、一個手電筒、一瓶鹽糖水。就是一種葡萄糖的鹽糖水飲料,我平時是隨身攜帶的,因為低血糖患者一旦犯病就會大汗淋漓,有時候會嚴重到站都站不起來,所以當時我沒帶吃的,就帶了一瓶鹽糖水。從廢墟里面將郎錚救出來的時候,他的嘴皮完全已經干裂了,醫務人員給他用水處理了一下以后,我就用我那個瓶蓋給他倒了一點鹽糖水。后來我看到一張像素很差的照片,就是我的一只紅色袖子的手和那個瓶子,然后是那個孩子在喝,可能當時是現場的戰士拍的,一張用手機拍的像素很差的一張照片。喝了一口水之后,這個孩子馬上就說謝謝,很懂禮貌。后來我也問過他的父親,他的父親是北川的一個警察,對孩子要求非常嚴格,在郎錚很小的時候就用軍隊的方式來要求這個孩子,什么立正、稍息、敬禮啊做的非常標準,他的敬禮與他的家庭教育有很大的關系吧。
記:《生命的敬禮》在國外也引起很大的反響,你有沒有了解過國外對這幅作品的評論呢?
楊:地震了以后,因為工作原因特別忙。我真的沒有認真去的梳理過認真關注過對這張片子評論,特別是國外的評論。但有兩件事情我知道,這張片子它第一次獲獎是在第九屆上海國際攝影展上獲得紀實類的金獎,比賽是由中國的評委和外國的評委組成的評委團,當時這張片子是以全票通過獲得了金獎。也就是說中國的評委是對這張片子認可的,國外的評委也是對這張片子認可的,這張片子還獲得了當時的第九屆上海國際攝影展的評委推薦獎,后來還有一個特殊貢獻獎。這是上海國際攝影展連續辦了九屆史無前例的一個作者一次獲三個獎。特殊貢獻獎是因為當年我把別人收藏這幅作品的錢捐給了地震災區,所以上海國際攝影展請了上海市的主要領導給我頒了這個獎。這是第一點,它得到了國際攝影展評委的一致好評。第二點是我們災后重建完成以后,文化部在2012年組織了一批外國的攝影家來看我們的災后重建,我也參加了這個活動,作為外國的攝影家的攝影助理。當時我是陪同英國和澳大利亞的兩個攝影家,后來在介紹的過程中說到我的情況時,他們知道了我是拍什么的作者,他們也看過這個片子,但是由于語言的溝通原因,說的東西沒有能夠翻譯,但是他豎起了大拇指,我感覺他們是表示認可的。
《敬禮娃娃》獲2008年中國新聞獎
記:您所拍攝的作品《敬禮娃娃》感動十三億中國人,并被海內外近千家媒體刊播,但也有不少人懷疑這幅作品的真實性,對于這些質疑,您怎么看?
楊:有影響,獲獎之后我接到了很多的電話,有想要采訪我的,也有想通過我來找到郎錚的等等。從我個人來說,在我得知這個片子獲獎的第一時間其實對于我來說,我真的一點都沒高興起來。為什么這么說呢,因為在我這個年齡沒有經歷過戰爭,5.12地震也是我第一次遇到這么大的災難,第一次見到這么多傷員這么多遇難者,這么多家庭一瞬間歸零,心里的那種痛苦和悲傷一直是揮之不去的。接到獲獎的通知時我在綿陽的四零四醫院的傳染科采訪,當時災區發現的第一例炭蛆病人就在傳染科。我和鳳凰衛視的魯豫一起去看這個孩子,這個孩子叫劉暢,是一位剛畢業剛走進工作崗位還沒有正式報到的一名大學生。就在他準備去報到準備去上班的時候,地震發生。劉暢是一個非常高非常帥的一個小伙子,雙腿高位截肢,躺在醫院里面。看到這么年輕的一個孩子,我真的很難受,我很難想象到他未來的生活會怎么樣。就在這個時候我接到電話,他們就問我,知不知道我獲獎了,我說我不知道,他說祝賀我,我說我真的不知道有什么可以祝賀的。當時是地震發生不久,死傷的具體人數都還沒有出來,我說那是幾萬人的生命啊,我說要是可以選擇的話,獲獎和不地震我絕對是選擇不地震,不會選擇獲獎。從那一刻開始我背負了一個沉重的十字架,在后來的五年我連續進北川,去為北川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遠遠超出一個攝影記者工作的職責范圍了。為什么這么做,我覺得自己像在贖罪一樣,每次進北川每次做什么事的時候,我就像背著一個沉重的十字架一樣,因為我像是一個受益者,別人受災了,我獲獎了。所以我內心來說,真的是很煎熬。
記:在災后重建中,您還在關注北川,繼續拍攝“敬禮娃娃”郎錚,在后續拍攝的過程中,您有沒有一些感觸或者是一些故事能跟我們分享。
楊:5.12發生以后連續五年我的生活和工作大多數都是在圍繞5.12的后續一步步在走,5.12以后的三個春節,別人都是家家團圓的時候,我是和北川的受災群眾在一起在帳篷里過、在板房里過、在喬遷的新居里過。說實在的,跟受災的群眾在一起的這些年,我感觸比較深的是他們的勇敢,他們面對災難的勇敢和無畏教育了我、鼓舞了我,他們從悲壯走向豪邁,我也是從悲傷到堅強,從堅強走到了今天,所以地震真的帶給我了很多很多攝影之外的東西。
記:我們看最近的報道,在去年的十一月份您被檢查出來患有肝癌,您在這個期間積極地與病魔抗爭,同時還在做一些抗癌公益活動,您的堅強是不是跟您在地震中的經歷有關?
楊:其實這個事情也不用忌諱,我是在去年的11的月初一個偶然的機會發現我患了肝癌,從第一時間查出來到現在已經整整一年了,大家都知道肝癌對于一個人來說意味著什么,所以從確診的那一刻開始,生與死這個話題對于我來說是繞不開的。確診當時我的一個醫生朋友說,我只有九個月的時間了,但是我還是非常從容的面對發生的這一切。我覺得我之所以能這么從容的面對,是因為攝影這個職業帶給我的。為什么這么說呢,我自己用我的相機在我的職業生涯里見證過生死。在5.12地震當天,我親眼見到過一個孩子的出生,在外面露天剖腹,從剖開肚子要取出孩子就那么一兩分鐘,那個孩子叫震生,當一個生命在你眼前就這樣呱呱墜地的時候,你會感嘆生命的頑強。當然在因為工作的原因我也見證過生命瞬間的消失。我見證過生死,并且經歷過生死。去年的洪災,我進到北川的廢墟里面去拍,堰塞湖的那個上面估計是潰堤了,我站在那個里面感覺地都在搖動,那一瞬間我感覺如果浪再大一點會把我卷走的,那一刻帶給我的恐懼,如果那一刻我被洪水卷走,誰也不會知道我去了哪里。因為我去的那個位置是沒有人進去的,我是繞過北川廢墟以后,經過王家巖塌方區,塌方區下來都是泥石流。
記:所以當時進到那個現場的的就只有您一個人?
楊:對啊,所以我經歷生死的這個過程,是對我的一種錘煉。從生病確診癌癥到第一次手術,到復發再到第二次手術,第二次手術是肝移植。當時照顧我的是一個我很好的一個朋友,是一位醫生專家,他都懂,我就自己開自己的玩笑說自己是無知者無畏。但確實,從生病開始我沒有在互聯網上去問度娘,去搜索啊。我覺得沒必要,越是看這些東西心里負擔就會越重。因為有醫生朋友他會給你制定的方案,你相信他,他是最好的,就OK了,相信是一種力量,所以說我從來沒去百度。但是當我要被推進手術室,當手術室的門要關閉的那一瞬間,我的好朋友哭了,我含笑給他招了招手,我相信自己一定可以走出手術室。但我的好朋友覺得,在門關閉的那一刻,就是我們兄弟之間的訣別。
記:所以當時手術的幾率其實是不大的?
楊:不,不是不大的。這個手術或許他有概率,百分之幾或者千分之幾,但對于個體而言,就只有兩種可能,要么成功要么失敗,沒有一個概率來說。
記:經歷了這么多事情之后,您還在堅持攝影創作嗎?
楊:目前因為身體的原因,像以前那樣扛著大的設備去拍東西這種情況沒有那么頻繁了,但北川有什么事兒啊,工作有什么事兒我還是會去拍。就比如說最近我也去了北川,也去過珠海航展。我現在的打算是這樣的,我從八十年代開始就已經開始拍東西,原來是想等我退休以后再去整理我的那些資料,現在由于身體的原因已經容不得我等到那個時候,所以我最近的主要工作是想把我這三十年拍的東西整理出來。我作為綿陽本土的一個攝影人,拍的更多的東西主要是綿陽的一些人一些事,包括城市的變化。2000年以前都是底片,2003年開始全面進入數碼的,03年以前還都是膠片,這些東西我拍的很多但整理的很少。也許在整理的時候或許會發現一些驚喜,比如說很有價值的一些老照片,這些都會讓自己感到很高興。這些東西我必須整理出來,因為它畢竟是一座城市的影像志,我們綿陽那座城市的影像志。所以現在我的工作主要是做這些事。
記:不管是綿陽還是北川都有著不同的變化,那么您現在的作品跟以前的相比有了什么樣的變化呢?
楊:我覺得變化應該是這樣的,越來越知道自己拍什么應該拍什么。我個人的體會,剛開始攝影的時候當時心里想的是創作,將一些很有限的彩色照片負片啊這些都拍了一些風光之類的,當然不是說風光不好,其實攝影它本身最大的功效最大的功能是一種記錄功能,我認為攝影對社會做的最大的一個貢獻是它能夠留住一個時代一段歷史一個時間的節點,這是一個很特殊的方式也是一種手段。我從最初的所謂的藝術創作開始,但當過了五年、十年以后你再回過頭來看,實際上最有效的最重要的也是對我們這個社會最有價值的還是拍一些紀實的東西。所以這個時候我覺得我拍攝的方向就越來越明晰。像放假出去游山玩水的時候拍拍祖國的壯麗河山也是可以的,但我覺得我的工作的方向已經完全轉變了,關注的東西也不一樣了,特別是5.12發生之后,我更關注的是北川的變化,從一座城市的消失到重現,更關注的是那里的人是如何從悲壯走向豪邁的。所以這個時候我所拍攝的東西或者說我的創作也好,我的工作狀態就已經發生了轉變,最主要的變成了記錄。
記:攝影對于社會最大的功能在于記錄,那攝影對于您來說意味著什么?
楊:可以肯定的說,是攝影改變了我的一生,并且攝影這個工作歷練了我。人們都說知識改變命運,但我想說攝影改變命運。因為我們80年代的時候,不像現在一個年級或者一個班百分之七八十都能上大學,在我們那個年代,第一時間考上大學的就那么一兩個人,絕大多數的人都沒有考上。所以說我們當時如果是想通過讀書學習來改變自己的命運,可能性其實非常小。所以后來是通過攝影之路,特別是通過攝影函授學院系統的學習徹底改變了我,在函院這一年的學習,我從綿陽到成都來聽課,那個時候每天集中輔導,從早上一直上到晚上,特別的辛苦,和現在的輔導不一樣,現在的函院越來越系統越來越成規模了。這次學習的機會我把它抓住了,并且我學的也比較扎實,將以前懵懂的只是憑著愛好了解的一些東西把它規范化了。到后來自己到綿陽日報工作的時候基礎已經是非常好了。所以應該說,攝影改變了我的人生也改變了我的命運。
記:在函授學院30周年慶即將到來之際,您有什么要對函院說的嗎?
楊:首先,我要說非常非常感謝函院。確實,如果沒有當年的函院也許就沒有今天的我。因為我不知道如果沒有經過當時的學習,我未來的發展方向到底是怎么樣的。也許會采用其他的方式其他的途徑來學習,但當時,85年的時候第一次的函授的學習對于我來說是至關重要的,所以說我非常感謝函院,到今天,攝影函院所有的書籍,所有的輔導材料我都保存得非常完整,三十年了,書都黃了,但我還是把它保存得非常好。第二,隨著數碼時代的到來,攝影的普及,我們需要一個非常好的學習平臺,所以我覺得函院這種形式特別好。這些年我看著從攝影函院走出來的一些非常優秀的學員和攝影人,通過函院的學習之后他們攝影技巧的改變和他們所取得的成績,都說明了這種學習非常有效。所以我覺得我們攝影函院應該越來越壯大,越辦越好。但我所知道的,現在我們綿陽的學員還是和當年一樣的到成都來學習,我想說的是,現在攝影愛好者這么多,市場這么大,當然還是要出精品,但隨著攝影函院的發展應該稍微擴大一點,可以讓我們的攝影愛好者都來到這個平臺來學習,有這么一個學習平臺,比自己在家看書效率會高得多。
圖為2014年12月3日,四川省攝協新媒體攝制組對楊衛華進行獨家訪談現場。
圖為2014年12月3日,四川省攝協新媒體攝制組對楊衛華進行獨家訪談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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