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唱支山歌給黨聽,我把黨來比母親,母親只生了我的身,黨的光輝照我心。舊社會鞭子抽我身,母親只會淚淋淋;共產黨號召我鬧革命,奪過鞭子揍敵人……”看到上面的詞句,很多人的腦海里會立刻回蕩起熟悉的旋律。

幾十年來,這首歌唱遍了祖國的大江南北、長城內外,激蕩過幾代人的心扉。恰逢今年建黨百年,重新唱起這首歌,動人的旋律,又勾起人們對歌詞創作過程回憶的點點滴滴。

斯人已去,其風范永存。姚筱舟老人生前曾動情地說過:“赤心五十載,一支忠誠歌。我心如歌。”他在心靈深處仍然繼續謳歌偉大的黨和偉大的時代,他說:“改革開放以來,礦上與礦工經歷了巨變,我現在經常出去走一走,深入思考,傾心創作。”他為煤礦、為煤礦工人創作詩歌,他也把自己稱作是一名永遠的礦工。

年輕時姚筱舟身體瘦弱,是典型的南方人,從外地工作,后調到原銅川礦務局焦坪煤礦當了一名采煤技術員。與煤礦工人生活、勞動在一起,他逐步地了解了礦工,愛上了礦工。姚筱舟說:“我認為煤礦工人是最可愛的人,他們把臟、苦、累留給自己,把光、熱、笑貢獻給人民。”他與礦工親如兄弟,礦工也把他當成親人,經常和他一起喝茶、拉家常,不時還談起舊社會的磨難和共產黨的恩情。他記錄下許多礦工編的順口溜和歌謠,如“黨是媽,礦是家,聽媽的話,建設好家”等等。姚筱舟聽多了,記多了自己也產生了寫詩的沖動。1958年初春,一個風雨交加之夜,姚老守在煤油燈下,一口氣寫了3首小詩,其中包括《唱支山歌給黨聽》。他用“蕉萍”為筆名,把3首小詩投寄到《陜西文藝》,很快被刊發在《詩傳單》專欄內,后被春風文藝出版社匯編在《新民歌三百首》一書中。

1962年,雷鋒同志因公殉職。在毛主席“向雷鋒同志學習”題詞的號召下,舉國掀起學雷鋒高潮。上海音樂學院教師朱踐耳在雷鋒日記中讀到了雷鋒摘抄的這首小詩,隨即譜成曲子,并交給當時正在上海音樂學院深造的藏族歌手才旦卓瑪試唱。沒想到這首歌一炮打響,在全國傳唱開來,幾十年久唱不衰。

談起自己的蹉跎歲月時,姚老只是淡淡一笑說道:“礦工那忍辱負重、堅忍不拔的品德給了我信心和力量。把礦工當我師,以礦山寄我情,是我的座右銘。”在重新拿起筆不久,姚筱舟就全身心投入到謳歌礦山與礦工的創作中去。

對礦工的熱愛已經融入血液。姚老的女兒姚琴在觀看情景歌會《唱支山歌給黨聽》時接受采訪說,20多年來,父親參與編寫了兩部礦史,前后為陜西省銅川礦務局參加各種匯演寫了40多首歌詞,還為礦務局寫了《銅川礦務局局歌》為原鴨口煤礦、三里洞礦寫了礦歌,為現在的現代化礦井玉華煤礦寫了礦歌。唱支山歌給黨聽,我把黨來比母親,黨的光輝照我心,礦工永遠傳唱著心中的歌。

《雷鋒日記》是20世紀60年代的暢銷書,40歲以上的人大都讀過。雷鋒樂于助人的事跡廣為傳頌。由于當時《人民日報》等也相繼刊登雷鋒日記,其中,許多句子讓人們備感親切,題為《唱支山歌給黨聽》的小詩就是如此。雷鋒將這首《唱支山歌給黨聽》摘抄在自己日記中。雷鋒犧牲后,也許因為周總理過問了此事,這首歌曲再度發表時注明“焦萍詞”而再度受到大眾關注。

《唱支山歌給黨聽》歌曲呈“ABA”三部曲式。第一段具有“山歌”的抒情性,一往情深地唱出發自肺腑的心聲,表達了一個革命戰士對黨的無限熱愛。在4小節間奏之后,歌曲進入第二段。音樂的情緒逐漸變得悲憤,字字鏗鏘有力,聲聲如泣如訴,表現了一個革命戰士在舊社會所遭受的苦難。隨著速度的不斷加快,情緒變得激昂,一個革命戰士對舊社會的滿腔仇恨從內心迸發出來,并使革命軍人永遠跟黨走,將革命進行到底的堅強信念得以充分表達。第三段又回到第一段的熱情和親切之中,再次表達出“我把黨來比母親”的真摯情感。歌曲的結束句則使這一情感進一步得以升華。

值得一提的是,《唱支山歌給黨聽》并沒有完全運用“山歌”風格,而采取了一種戲劇性的寫法。歌詞中“奪過鞭子揍敵人,黨號召我鬧革命,”等幾句,也可理解為舊煤礦工頭對礦工的虐待,有了黨的領導,礦工反抗壓迫,直到翻身作主人的喻意。這種對比,正是歌曲的成功所在。

幾十年來,《唱支山歌給黨聽》久久傳唱,入選新中國革命歌曲第21位,成為祖國億萬兒女表達對黨無限熱愛的一支心曲,也是一位老礦工對黨熱愛的真情道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