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 年， 中共中央機關開始由西柏坡遷往北平，毛澤東主席意味深長地對大家說“這次是進京趕考”，因此，他從已經裝箱的個人藏書里，特意挑出《史記》和《資治通鑒》兩部書隨身攜帶。毛澤東主席指出：中國有兩部大書——《史記》和《資治通鑒》，都是有才氣的人在政治上不得志的困境中寫出來的。

這兩部大書的作者是誰?他們都經歷了怎樣的人生困境呢?

兩位作者都復姓司馬，都是中國最著名的史學大家，都誕生于三晉大地。他們身后，都留下無數撲朔迷離的歷史謎團。

陜西韓城芝川鎮，黃河邊的一座山崗上，矗立著《史記》作者司馬遷的祠堂。正是在這座祠堂，隱藏著他人生遭遇的種種印記。

2000年前，司馬遷就踏著祠堂前那樣的滄桑古道，南涉江淮流域，北游齊魯大地，奉旨西征巴蜀，南至云貴邊陲。考察了大量歷史典故。父親司馬談死后，司馬遷承襲父親的職務做了太史令，從此可以閱讀國家檔案和圖書文獻，他以深厚的文化積淀，撰寫了歷史巨著《史記》，被列為中國二十四史的第一部，祠堂前匾額上鐫刻的“高山仰止”，就是對他史學成就的最高評價。

《史記》用了一半的篇幅，記錄了毛澤東所說 “秦皇漢武”的那個輝煌時代。那個由內憂外患開始，直至征服列強的秦漢時代。因此，自漢朝以后，所有的民族都稱呼中國人為漢人、漢族、男子漢，使用漢語和漢字。甚至宇宙銀河，也被認為是連著漢水的天河，稱作銀漢、河漢。后來的漢丞相曹操就曾寫下“星漢燦爛”的名句。

《史記》以精練的中國古文，匯成五十二萬字的巨著，成為中國史書的珍寶。《史記》的體裁模式，從此成為一種規范，兩千年來的中國史書，都沒有跳出司馬遷所創立的范疇。

司馬遷祠堂建于宋代。通往祠堂的99級臺階之間，有一副重要的牌匾。“史筆昭世”，這是對司馬遷職業人格的最高評價。但是，一說到史官的職業，我們就能預感到它背后潛藏的殺機。

董狐是春秋時代晉國的史官，他不畏懼執政大臣趙盾的權勢，秉筆直書“趙盾弒君”，就是記下趙盾謀殺國君，被孔子譽為良史。而齊國的太史記錄了崔杼殺君王，卻被當場砍死，他的兄弟立刻接替他的職務，又因為如實記錄而被殺，連續三個兄弟被殺死之后，第四個兄弟又趕來接替職務，繼續如實記錄。如此不畏權勢，不計生死，是史官的職責所在。但是，真能這樣秉筆直書，就常常難逃厄運。這座祠堂的主人，正是一位史官。

進入太史祠。穿過獻殿，便是寢殿。正中暖閣里是司馬遷的彩塑坐像，他身著紅袍，手握竹簡，束發長須，神態莊重安詳，面孔稍稍偏向左面。按這座祠堂坐西南朝東北的方位，司馬遷正是面朝北方。他為什么要面朝北方呢?

他所關注的，一定是發生在北方的大事。

漢朝開國以來，北方強悍的匈奴屢屢侵犯邊境。反擊匈奴進犯，對于通過暴力奪取天下的漢高祖劉邦，似乎應該沒什么問題。

翻開司馬遷的《史記》就知道，歷史完全不是那樣。

面對北方的匈奴，漢高祖劉邦總是屢屢敗北，他雖然統一了中原，政權的穩定卻不能樂觀。《史記》不斷記載著“……悉收秦所使蒙括所奪匈奴地者，與漢關故河南塞至朝那、膚施，遂侵燕代……侵盜代云……攻太原至晉陽下……”。

劉邦打敗了項羽，平息了韓信、彭越和英布叛亂后不久，回到故鄉沛縣，在故舊父老面前萬分得意，擊筑高歌“大風起兮云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的時候，中原周圍的少數民族虎視眈眈，早已把中原包圍得水泄不通。

這是因為西漢王朝完成中原統一的時候，匈奴部落也在大漠北部完成了統一，勢力范圍東至遼東半島，西至今天的新疆，南部收回了被中國秦王朝奪去的河套地區。面積比中原的版圖還大。盡管今天的研究顯示，匈奴從人種學上也許不同于漢人，但為什么匈奴要屢屢進犯中原呢?

司馬遷在《史記》里記載，匈奴人認為他們也是炎黃子孫，中國也有他們一份。而根本原因是，中原的富庶，對那些寒冷荒涼地帶的游牧民族，永遠是一個難以抗拒的誘惑。秦始皇修筑的長城，也無法阻擋這種誘惑。

西漢王朝的開國皇帝劉邦，乘著剛剛打敗項羽、統一中國的余威，親自率領大軍向匈奴進攻。結果劉邦大敗，在山西大同東部被團團圍住，后來使用黃金珠寶賄賂匈奴王后，才僥幸突圍逃走。

匈奴如此強大，怎樣才能保證邊疆穩定呢?司馬遷在《史記》里記載，劉邦轉而采納和親政策，把公主嫁給匈奴單于，希望他成為中國的女婿，不再與岳父作對。

劉邦去世，呂后以皇太后身份掌握了政權。然而，匈奴的首領冒頓單于，根本沒有把漢朝放在眼里，他寫了一封信戲弄呂后說：“聽說你死了男人，我也恰巧死了女人，我可以收你當小老婆，從此匈奴和中國，成為一家。”呂后雖然氣的吐血，也無可奈何，只好回答說：“我已年老，不能侍奉你，愿意用年輕的公主代替”。

力拔山河氣蓋世的項羽都無法戰勝的漢朝軍隊，何以對匈奴一籌莫展呢?

開國的漢朝無力抗擊匈奴，原因是人口稀少，兵源和財源缺乏。劉邦對項羽的戰爭時間雖短，殺戮卻非常慘重，致使國力衰弱，百業凋零，連天子出行都找不到4匹顏色相同的馬，將相出行只能坐牛車。《史記》記載，當時各大都名城戶口流失，人數只剩十分之二三。這樣一個積貧積弱的窮國，如何才能阻擋屢屢進犯的匈奴鐵騎呢?

正當內憂外患之際，政局發生了變化。當年劉邦曾經讓所有的文武官員盟誓：“不姓劉而稱王的，天下人共同攻擊他”。因此，呂后去世立刻發生了政變，忠于劉邦的武將周勃，把呂后家族和黨羽全部斬殺，為劉家奪回了政權，選擇了親王劉恒繼位。歷史證明這次選擇，對西漢王朝是極為幸運的。

漢文帝劉恒為人仁慈、節儉，他廢除了割鼻子、斷手足的酷刑，經常免除全國農民的賦稅。包括繼位的漢景帝劉啟在位共四十年，形成著名的“文景之治”，以至各地倉庫存糧太多，發生腐爛。存錢也太多，串錢的繩索都被蟲蛀斷。政府養在長安的馬，超過四十萬匹，國力大增，人口也大增，為后來漢武帝反擊匈奴，儲備了豐富的戰略物資。

司馬遷擔任太史令，正是在漢武帝全面反擊匈奴的時代。

司馬遷塑像的目光凝視著北方。那里是朝廷與匈奴作戰的方向，而他人生的慘痛遭遇，也是來自那場戰爭。

司馬遷編寫《史記》的第五年，名將李廣的孫子李陵，率兵隨李廣利出擊匈奴被俘，皇帝劉徹大怒，認為李陵應該自殺。大臣們隨聲附和，交口詆毀李陵。劉徹問司馬遷的意見，司馬遷憤于人心的險惡，挺身辯護說：李陵以五千步兵，孤軍深入沙漠，與匈奴八萬騎兵對抗，轉戰數百里，血戰八日，殺敵萬余人，箭盡力竭，仍冒白刃反攻，部下毫無離心。自古名將，不過如此。他雖被俘，卻曾力挫強敵，足以名垂天下。只因寡不敵眾，沒有救兵，責任不全在李陵。

漢武帝認為司馬遷在影射他的裙帶親戚、出擊西域匈奴戰敗的主帥李廣利，勃然大怒，立刻把司馬遷投入監獄，處以宮刑。僅僅因為不同的言論，就該下此毒手嗎?我們難以猜測劉徹的真實想法。

后來的《三國志》里描寫王肅的一段話，為我們解開了這個謎團。

王肅說，司馬遷記錄事件，既不美化好事，也不隱瞞壞事……漢武帝聽說他寫《史記》，就取來寫孝景帝和寫自己的兩部本紀，結果沒有看到期望的歌功頌德，勃然大怒，刪去了這兩部本紀。后來這兩部本紀就只有目錄沒有內容。對司馬遷處以宮刑，那是漢武帝心中有難言之隱，借李陵的事，給他點顏色看(“司馬遷記事，不虛美，不隱惡。劉向、揚雄服其善敘事，有良史之才，謂之實錄。漢武帝聞其述史記，取孝景及己本紀覽之，于是大怒，削而投之。于今此兩紀有錄無書。后遭李陵事，遂下遷蠶室。此為隱切在孝武，而不在于史遷也”)。

漢朝的司法制度極其黑暗。即便是最高級官員，只要陷入司法的陷阱，都不能自保。例如削平七國之亂，拯救西漢王朝的救星，后來擔任宰相的周亞夫，他的兒子購買了一些紙糊的刀槍作陪葬，預備父親死后焚化。有人就告發周亞夫私藏武器叛亂，立刻被投進監獄。周亞夫向法官解釋，那只是死人的用品。法官何嘗不明白，但他們的任務不是追尋真相，而是執行命令，只好回答說：“你雖然沒有在地上叛亂，但很明顯，你將在地下叛亂。”周亞夫只能死。另一位大農令顏異，相當于農林部長，當皇帝劉徹發行一種專門向封國詐財勒索用的“鹿皮幣”時，顏異只向外翻了一下嘴唇，立刻被投入監獄，法官判他犯了“腹誹”大罪，就是在肚子里誹謗朝廷。顏異也只能死。因此，周亞夫、顏異、司馬遷等，任何人都救不了他們。那個時代，每年逮捕的囚犯，都達到十幾萬人，占到全國總人口百分之一。也就是每一百人之中，就有一人因謀反罪關入大牢，任何一個朝代都無法與此相比。

司馬遷忍受宮刑極為痛苦，幾次都要自殺，但他終于沒有選擇死，他必須完成《史記》。韓城司馬遷祠堂內的塑像長久地遙望著那刻骨銘心，李陵一去不返的方向。那是一段令司馬遷永遠不能忘卻的歷史、必須寫入《史記》的歷史。

漢武帝沒有下令毀掉這部他認為“誹謗”的書，他釋放司馬遷出獄擔任中書令，或許期望司馬遷能改寫那些“誹謗”的內容。

司馬遷出獄后發奮寫作，終于完成了這部五十二萬字的不朽名著《史記》，他似乎沒有對漢武帝的不滿作什么修改。那么，漢武帝只須一把火，就能讓它灰飛煙滅。

兩代太史令的心血凝聚而成的《史記》，怎樣才能萬無一失，留傳后世呢?為此，司馬遷在《史記》的結尾留下一個巨大的懸念：“藏之名山，副在京師”。

這就是史學大家的智慧，即使京師的副本遭遇意外，還有藏之名山的正本留存。那么，這兩個版本，后來又是怎樣的結局呢?

據文獻記載，漢武帝逝世多年后，司馬遷的外孫楊惲官至宰相，終于把《史記》公諸于世。這就肯定地說明，最后通過楊鄆之手公諸于世的，是“藏之名山”的《史記》正本。

《三國志》里對《史記》的那段描寫：王肅說到“于今此兩紀有錄無書”，是說孝景本紀和孝武本紀只有目錄沒有內容。這就告訴我們，王肅看到的，是漢武帝刪削過的《史記》副本。

那么，我們今天看到的《史記》，到底出自哪個版本呢?

有人對此作了考證。張晏曰：“《武紀》，褚先生補作也。褚先生名少孫、漢博士也”。顯然，《今上本紀》已佚，本篇開頭六十字為后人所補。其下至篇末，是后人取《史記?封禪書》補充而成。

我們現在去看當代版本的《史記》，8000 多字的孝武本紀，除開頭60字，居然與封禪書一字不差，司馬遷不可能記載漢武帝一生只關注封禪，其他事一字不著，也不會照抄封禪書。因此，這個本紀不可能是司馬遷的原作。難道它是漢武帝刪削過的副本嗎?再看“景帝本紀”，卻沒有這樣的問題，看其寫作風格，應該還是司馬遷的原作。它的存在，可以排除現代版《史記》是副本的可能性，說明當代版本應該出自司馬遷“藏之名山”的正本。至于沒有“孝武本紀”，那只能看出《史記》長期被視為“謗書”，楊惲懾于當朝者諱而不能出示的苦衷。這是司馬遷大智大慧卻未能在外孫那里實現的歷史遺憾。

如此說來，三國時王肅所見應為《史記》“副在京師”之副本，當代版本應為《史記》“藏之名山”之正本。兩個版本都曾傳世。而封建社會印刷傳媒業不發達，一般人看不到“謗書”正本，王肅也只得到副本。

正是由于司馬遷政治上的挫折和困境中的人生追求，才能有歷史巨著《史記》，才能有那若干輛牛車才能運走的兩個竹簡版本，才能有《史記》流傳至今。這是司馬遷的智慧。否則，我們實在無法估量，失去《史記》將是何等巨大的文化損失。

按《史記》記載，司馬遷六世祖司馬靳“葬于華池”。按此記載，人們在陜西韓城“北華池村”東北方向。能夠找到司馬靳墓。超過2000年的墓葬能夠保留到今天，墓的主人一定聲名顯赫。在那危機四伏、充滿諸侯戰爭的春秋戰國時代，他又如何在生死存亡中建功立業呢?

秦國有一位著名的大夫司馬錯，與宰相張議同時，為秦國的崛起立過功勛。那正是這位墓主司馬靳的祖父(司馬遷八世祖)。

當時有一個奇跡發生在中國的西部。位于西方蠻荒之地的秦國開始默默無聞，誰也沒有看出這個落后貧窮的小國有什么前途。就這個最不引人注意的偏僻小國，在法家公孫鞅主持下變法成功，突然闖進了中原國際社會。各國驚慌失措，都沒有想到自己也該變法圖強，只寄希望于外交政策，有些國家主張聯合起來抵抗，用武力把它制服。有些國家主張與它和解，以避免眼前的傷害。因此出現了“合縱”“連橫”的不同戰略。

秦國宰相張儀首先采用連橫戰略游說魏惠王，不用一兵一卒，就使魏國把上郡15個縣，包括少梁，就是今天的陜西韓城以南，一起獻給秦國。

司馬靳的祖父司馬錯與連橫派的領袖、秦相張儀在秦惠王面前有過一次戰國史上著名的辯論，結果張儀敗在滔滔雄辯、有理有力的司馬錯之下。司馬遷把這個時期的一件小事，及時地寫進了《史記》，這就是他祖墳所在的少梁改名夏陽，即今日韓城。

這次爭論的起因，是四川的巴蜀兩國打仗。巴國人就是楚國宋玉所說的陽春白雪和下里巴人、喜歡把棺材掛在山崖上、懸棺葬的那個巴人。巴蜀雙方都派人向秦國請求支持。

這時，秦國大夫司馬錯力主趁機吞滅巴蜀。但是張儀反對，主張對付中原的韓魏兩國。司馬錯指出，兼并巴蜀，就能從四川順長江而下攻占楚國，兼并天下。同時，巴蜀富饒的資源可以作為秦國南部的大本營，支撐秦國長期戰爭的物力財力。

秦王采納了司馬錯的戰略，這是秦進軍中原的開始。但是，蜀道一夫當關，萬夫莫開，進攻巴蜀難于上青天。傳說秦惠文王就想出一個騙局，來解決這段交通障礙。他贈給蜀國國王五個美女和五頭便金之牛，就是能屙出黃金的牛。蜀國就派遣千人鑿路，開出一條蜿蜒八百里的山道。盡管如此，也只有三頭牛進了成都，有一頭牛被腳下的懸崖峭壁嚇壞了，鉆到山洞里不肯出來，士兵抓著牛尾巴使勁拉，導致山石塌方，砸死很多人。這就是李白所說的“地崩山摧壯士死，然后天梯石棧相鉤連”。川蜀的道路從此開通，秦惠文王派司馬錯出兵滅了蜀國和巴國，并駐守在那里。

假如當時巴蜀能夠團結起來一致對外，以蜀道之難，不僅是秦國，就連后來三國的諸葛亮，也未必能輕易攻占川蜀，中國歷史就未必是后來那個寫法。

秦國統治四川期間，曾派李冰做郡守，修建了大名鼎鼎的都江堰水利工程，巴蜀土地又極其肥沃，糧食畝產比中原高幾倍，被三國時的諸葛亮稱為天府之國。而秦國所在陜西渭河流域的關中平原，也被司馬遷稱作天府之國。這兩個天府都成了秦國的地盤，秦國豈能不一統華夏?

韓城華池的那座墓主司馬靳本人是秦國武將， 他作為秦軍高級將領，跟從秦將白起，參與了世界歷史上最大的一場會戰，使趙國走向滅亡的長平之戰。

秦軍首先派間諜散布謠言，說廉頗老了，秦國最害怕趙括。趙王聽信謠言，撤換廉頗，任命趙括統率三軍。趙括的老母親請求趙王：“趙括只會紙上談兵，如果要用趙括，萬一打了敗仗也請赦免我們全家”。

秦王聽到趙括統率趙軍，高興的發狂，他任命了真正各國都畏懼的大將白起統率秦軍，又擔心白起的威名使趙括恐懼，就下令，敢泄露統率姓名的，立刻斬首。然后動員全國十五歲以上的男子，全部投入戰場。

趙括厭惡防御，親自率領大軍，向秦軍進攻。白起下令退卻，然后派出二萬五千人的奇襲部隊，切斷了趙括的退路和糧草運輸線，然后團團包圍。趙括雖然發動多次猛烈攻擊，始終無法突破秦軍的包圍。士兵餓的發狂，先殺掉戰馬，最后自相殘殺，吃戰友的尸體。趙括被迫親自挑選敢死隊突圍，結果死在亂箭之下。趙軍所剩四十萬人，全部投降。

為了徹底削弱趙國的國力，秦軍把俘虜押送到一個名為“殺谷”的山谷之中，四十萬人分十處全部坑殺，趙國從此沒落。

司馬靳參與的這次戰役，從軍事上評價，是極為成功的。作為軍人，司馬靳不愧優秀將領。只是由于白起與秦王對下一步的戰略有分歧，白起與司馬靳一同在杜郵被賜死，葬于華池，司馬靳死的有點冤。

長平戰役四年以后，又發生了一件必須寫進歷史的事情。秦國軍隊再度攻擊韓、趙兩國，穿過了西周王朝的領土洛陽，西周王朝這時既小又窮，面對強大的秦軍，周王震怒，親自借錢組織軍隊討伐秦國。楚國和燕國派軍隊赴約，但發現沒有其它國家參與，都倉惶撤退。周王朝只招募了五六千人無法作戰。秦國就派一支軍隊到洛陽，把國王捉住，廢為平民，取走了九鼎。這個立國879年，被儒家學派贊不絕口的周王朝，沒有得到一聲嘆息就這樣悄然滅亡。

沒過多久，中原各國相繼被秦國吞并。長達260年的戰國時代結束，秦國建立的中國第一個中央集權制秦王朝誕生。

難以想象，一個文化落后的西部小國，最終打敗了所有文化發達的中原強國，雖然最初秦國極其落后，但他能夠吸引眾多的文化大師，一起幫助他造就千古第一的大秦帝國。

而當時最杰出的政治家、軍事家、思想家商鞅、張儀、吳起、孫臏、樂毅、范睢等等，半數以上都出自黃河中游的三晉地區。如果他們都能在本國本土充分發揮作用，歷史又會是什么樣子呢?

根據《史記》記載，司馬遷的祖父、曾祖、高祖都葬在高門(現有東西北三個高門)。

韓城東高門村西南有兩座碑樓，靠南面那一通碑上書寫的，正是“漢太史司馬公高門先瑩”。碑的背面是“漢太史司馬公高門先瑩記”，記載著“昌以下葬者三冢，今則巋然者僅存”，立碑時間為“嘉慶十七年”

我們沒能來得及看到這三座墓葬。原來的三墓鼎立，后來修公路夷平，抗戰時，陜西教育廳長王捷三到此，命人合雍一堆，占地二分。1958年平墳運動毀，現僅存墓碑。

司馬靳之孫司馬昌，是秦始皇麾下的主鐵官，相當于一個大國的冶金部長，掌握著秦國戰略物資鐵的鑄造和市場銷售。從秦代開始設置主鐵官，表明秦國煉鐵已有相當的規模。

到司馬昌的兒子司馬無澤，已經是漢朝時期，漢朝的長安分為四市，四市有四個長官，司馬無澤為四市長之一。

司馬無澤的兒子司馬喜，是漢朝的五大夫，五大夫是漢朝的官爵名稱，屬于國家第九級官員。

在高門華池所能看到和了解的上下七代司馬家族，再加上司馬喜的兒子司馬談、孫子司馬遷共九代，在秦漢二百多年期間，司馬家族始終是中華超級大國的國家棟梁，名門望族。

司馬家族的旁系親屬也不乏英雄豪杰。春秋時，晉國司馬家族開始分散，司馬錯一支奔秦國。到衛國的也叫司馬喜，擔任了中山國宰相。到趙國的司馬凱，以劍術理論著稱于世，他的子孫有刺客蒯聵。蒯聵的玄孫司馬卬，追隨秦末起義軍首領之一的武信君，在邯鄲稱王。后因平定河內(山西南部)有功，被項羽分封諸侯時封為殷王，后歸順漢朝。

司馬遷幼年時，跟隨父親游歷了很多地方，東南到過會稽(江蘇蘇州);南方到過沅江湘江(皆在今湖南);東方到過魯縣(山東曲阜);西南到過巴郡(四川重慶)、蜀郡(四川成都)、益州郡(云南晉寧)。可以說，他的足跡走遍了半個以上已知的世界，這對他開闊的心胸和寫作的技巧，有很大幫助。父親逝世后，他繼任父親的官職——天文臺長(太史)，隨即著手撰寫《史記》——中國第一部傳記式的通史。

司馬遷的《史記》，是中國最早的一部最有價值的史書。是一部貫穿古今的通史，從傳說中的軒轅黃帝開始，一直寫到漢武帝元狩元年。

《史記》用二百余人的傳記，表達了二千六百年間的人事變化和社會變動。再用若干表格和專題報導，作為補充。以簡練的中國古文寫出五十二萬字巨著，成為中國史籍的珍寶。這種體裁，從此被史學家奉為圭臬，中國所謂“正史”，兩千年來都沒有跳出司馬遷所創立的范疇。

根據《史記》的記載，人們在韓城東高門村西南，能夠找到兩座碑樓，靠南面那一座是“漢太史司馬公高門先瑩”。另外一通是“漢先太史司馬公墓”，司馬談和司馬遷先后擔任漢朝太史，“漢先太史”似乎應該是司馬遷父子中的一位。

雖然《史記》詳細記錄了前四代祖先的墓葬地點，關于父親司馬談，卻只說到“留滯周南……發憤且卒”，沒有提到埋葬的情況。司馬遷完成《史記》，是在其父去世至少二十年以后。如果他將父親埋葬回祖墳，或者后來遷墳回去，都完全來得及寫入《史記》。因此，這座墓應該不是司馬談墓。如果說是司馬遷墓，又與司馬遷“不知所終”不合。

高門徐村有一座“漢太史遺祠”，卻并沒有司馬家族的墓葬，也沒有姓司馬的居民。每到清明節，卻是同馮兩姓居民前來祭祀。難道他們與司馬家族還有什么聯系嗎?

徐村人祭祀的是“法王”，“法王”是誰?誰也說不清楚。卻在法王像后面的一座木雕假山上，有兩個人，一坐一跪，據當地村民透露，這是司馬談對司馬遷臨終囑托。為什么不能公開祭祀司馬遷，卻要假托“法王”呢?一定有著重大的政治背景，迫使人們不能公開祭祀。

東晉末年，宋王劉裕篡位，改國號為宋，經歷 155年的晉朝滅亡，開始進入南北朝時期。司馬氏末代皇帝被毒酒毒死，家族子弟逃回家鄉隱居，隱姓埋名。有的在司字前面加一豎，改姓同。有的在馬字前面加兩點，改姓馮。隱居的地方取名徐村。按照漢字的字理，雙立人是“行”的省寫，表示行走，余是剩余，似有劫后余生遠行到此之意。

“漢太史遺祠”，似乎也在表示久遠的遺留，仿佛在努力避免某種政治牽連。

這就使我們聯想到漢代的班固批評司馬遷“是非頗繆于圣人”。而《史記》又是作為誹謗朝廷的“謗書”。特別是司馬遷之死，歷史記載沒有留下任何蛛絲馬跡。以司馬遷的聲望，他無論何種結局，怎樣去世，都應該在社會上留下記載。那么，司馬遷不知所終，似乎說明他生前已經離開了主流社會。

今天的專家們雖然有許多猜測，但都沒有文獻記載依據，因此可以認為，司馬遷的結局可能正是“不知所終”，這為我們留下一個最大的歷史謎團。2000年滄桑，我們已經無法再去詳細考察這段歷史。

難道當時的知情者沒有給我們留下任何記錄嗎?

黃河岸邊司馬遷祠內的一塊《翟邑候重修太史廟記》的碑文，刻寫著“眾為太史公生辰，華山方外士自信知其詳，謂司馬子長四柱為甲寅，戊辰，庚午，丙戌，壽七十三歲，卒于丙寅年九月初四日”。按歷史學家的考證，目前有司馬遷生于公元前135年和公元前145年兩種說法。按這個碑文說來，似乎又是一個說法。

1000多年后的宋朝，人們沒有忘記司馬遷，又為他重新建造祠堂。據晉人許國昌著《養性齋雜記》和北魏酈道元的《水經注》，都記載了司馬遷祠堂最早建造的年代為永嘉四年，即公元310年，這已經遠在“三國”之后三百多年了。

但是，宋代建造保留至今的司馬遷祠堂為什么沒有建在祖墳，卻建在黃河岸邊，而且門朝東北方向呢?

當地又稱司馬遷祠堂為望祖祠。難道東北方向與司馬遷有著什么內在聯系嗎?這使我們聯想到1999年山西河津市發生的一件事。

河津市建筑施工挖掘出一座漢代墓葬，墓主為司馬劍。其中出土一柄寶劍，一面銅鏡，兩罐銅錢。由于當時被哄搶，出土的文物一時難以尋找回來，但這仍然是現在可以探究的重要線索之一。

司馬福一家是當地60多戶司馬家族之一。司馬福談到，當地歷朝歷代，司馬家族的人可以見官不跪，司馬福家曾被封為九品官銜，歷代免除賦稅，官帽在抗戰前還在。他家歷代建房可使用張嘴的琉璃獸，別人家蓋房如果要用張嘴的琉璃獸，就會被公認為欺壓人……。

司馬福家藏一個象牙笏板，已斷為兩節，是古時官員上朝手持的器物，代表著官員的級別品位，這可不是尋常百姓家能有的器物。1955年，他家將上半節捐獻給縣文物局，現在家存當時縣文物局頒發的捐獻證書和下半節笏板，還有當時拍的照片，與現在家存的下半截笏板完全一致。笏板上邊還有村民配藥時的銼痕。建國以后，河津縣曾與稷山縣合并，后又分開。由于機構反復變更，當年捐獻的那件文物已經難以尋找，所幸家中還留有一半。

河津縣離黃河不遠處有司馬遷墓，1942年日本駐軍曾拍有照片。后河津建鋁廠時平，移墳另立司馬遷墓。司馬祖瑩在陜西韓城高門，假如是司馬遷自己悄然離開主流社會，就不可能奔《史記》明確記載、眾所周知的祖瑩所在地韓城高門，而有可能選擇留給自己畢生回憶的少年時代所在的河津。

河津歷代為文化名城：古有三賢祠，祭祀卜子夏，王文通子，司馬遷。

卜子夏是當今聯合國科教文組織認可的世界歷史上第二位教師(第一位是孔子)。春秋戰國時期，河津便是卜子夏“設教西河”，也就是山西西部靠黃河一帶從事講學的地區，至今，河津市東辛封村還有卜子夏墓地、碑記的記載和祠堂遺址。魏國的魏文侯、名將吳起都是他的學生。

被隋煬帝、唐太宗兩代王朝任命官職而不肯出山的王通，也出在河津，司馬遷可能就在這樣有著深厚文化傳統的地方，受到良好的文化教育，最終成為河津縣的三位賢人之一享受祭祀，并載入清康熙版《平陽府志》里。

康熙版《平陽府志》，是由中華文化第一世家，山東曲阜孔氏家族64代孫、清康熙年國子監博士、《桃花扇》的作者孔尚任執筆編纂，是可信的。民國二十七年(1938年)的《河津縣地圖》就標志司馬遷故里在辛封村。而早在元代王思誠的《河津縣總圖記》里就記載著“遷生龍門，居于太和坊，又縣東有太史鄉”，太和坊是辛封村的古地名。這個記載與司馬遷在《史記》中 “遷生龍門，耕牧河山之陽”的記載一致。

恰恰是司馬遷的這段自序，難倒了不少讀書人。

“龍門”到底是在哪里呢?

我們去看地形圖，河津與韓城隔河相望，這段黃河，正是相傳大禹治水鑿開的禹門口黃河出口，它緊靠河津境內的龍門山，故名“龍門”。

自古以來，龍門(包括龍門山、禹門口)都記載在山西河津縣。漢代孔安國的《尚書傳》記載：“龍門山在河東之西界”。《元和郡縣志》記載：龍門縣，秦置為皮氏縣，漢為河東郡。后魏太武帝改皮氏為龍門縣，因龍門山為名。

那么，“河山之陽”又該怎樣理解呢?

根據我國古代傳統的陰陽學說，“山南、水北為陽”。河津居龍門山之南，符合“山南為陽”。

我國古籍文獻凡單稱“河”，就特指黃河，其支流稱×水，現在也稱×河如洛河、渭河、汾河等(長江支流則都稱××江)。河津位于山西南境黃河南段以北，即“南河之北”。例如河津縣的耿鄉，曾是商朝祖乙的都城，北魏《水經注》就特別指出，“耿鄉在黃河之北”，并沒有因為它距離“南河”較遠，距離“西河”更近而稱“黃河之東”。因此，以水而論，河津自然是“水北為陽”。當然，河津西面也緊靠黃河的南北走向那一段，但“陰陽”主要是根據在水南或水北來劃分，如一池湖水，春天水面的北面先行融化，南面后融化。東西兩面就沒有這種差別，可見古人劃分陰陽是很有道理的。對不能以水的南北劃分的，才以東西來區別。而陰陽的區別，又是以“東為陽，西為陰”，與帝王面南而坐的“左為陽，右為陰”，“男左女右”，都是一脈相承。著名的青銅文物“虢季子白盤”銘文中“薄伐獫狁，于洛之陽”，就是記載了一次漢族與少數民族的戰爭，地點在洛水南北向一段的東面，故稱“于洛之陽”。可見，按照在河的東西方向來劃分，也是東為陽，西為陰。因此，河津既是龍門山之陽，又是黃河之陽，并稱“河山之陽”，這是司馬遷對河津地理位置的精確概括。

司馬遷是中國最著名的文化學者之一，他在《史記》中明確論述了六家學術流派，即陰陽家，儒家，墨家，名家，法家，道德家，其中第一家就是陰陽家。因此，司馬遷對我國傳統的陰陽學說自然是融匯貫通，用“河山之陽”來描繪河津地理，是極為明確而簡略的。

因此，司馬遷自序“遷生龍門，耕牧河山之陽”，應該是確指河津，表述少年時代曾在河津從事耕作和放牧。但是，司馬遷為什么會離開祖居之地，遷居到河津呢?

《漢書》卷二八下《地理志》記載民俗稱：“ 天水、隴西，山多林木，民以板為室屋。及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修習戰備，高上氣力，以射獵為先。”當時這幾個地區，比較靠近匈奴不斷進犯的區域。至今緊靠陜西省韓城市南面的合陽縣還有一個“防虜寨鄉”，這個地名顯然還遺留著把周邊少數民族稱作“胡虜”那個時代所建造軍事營壘的歷史信息。司馬遷的少年時代，漢朝還沒有進入對匈奴全面反擊的時期，身居太史令的司馬談有可能出于安全等方面的考慮，將家族遷于河津，雖一河之隔，卻有了黃河天塹，足以有效地阻擋匈奴鐵騎，家族更為安全。為司馬遷取名“遷”，是否暗喻司馬談在司馬遷出生前后家居遷徙之意呢?

陜西韓城春秋戰國時期屬晉國，三家分晉后屬魏國，至今那一帶還有許多魏長城遺跡。司馬遷在《史記》中談到“晉”時多稱“我”，透露著對文化傳統深厚的幼年成長所在之河東的深厚情感。

據《史記》記載，司馬遷的遠祖因避晉國內亂而到達少梁，少梁屬于后來三家分晉其中的魏國，就是現在的韓城。

2006年2月24日，河津人大副主任任羅樂與張瑞珍赴河津固鎮村邵家嶺，在鄉趙先生幫助下，于一座窯洞旁水龍頭基座中，發掘出一通石碑，已斷為兩截，且有數行字跡損毀，但有關“司馬遷”的文字仍然清晰可辨。經市博物館馬鵬亮、周德俊現場鑒別，確認元代石碑，運回市博物館收藏。

該碑為固鎮村古興教寺遺碑，刻于元代至正十七年(1357)，碑文題為“創修上生院記”，由元朝從五品官員“奉訓大夫陜西奉元路(西安)府判段循撰”文。碑文中“佛者……咸得皈依之河津，古龍門縣，大禹疏鑿經之地，如司馬遷□□□□□弘文巨筆者，往往聞出。距縣治北一舍社……”。

意為大禹當年治水疏河鑿山經過之地，曾經涌現出司馬遷等有名的大文豪、大手筆，而且代有才人。此為司馬遷是河津人，提供了重要證據。

碑文作者為西安府判，他認為司馬遷是河津“弘文巨筆”，與元代監察御史王思誠所寫《河津總圖記》(清光緒版《河津縣志》)關于司馬遷的表述一致。可見，雖宋代陜西韓城建造司馬遷祠堂時隔未久，但朝野共識尤其是陜西官方還是認為司馬遷生于河津，與《司馬遷自序》保持一致。

如果因為司馬遷的祖籍曾在晉國，其少年時代和晚年歸宿地都在河津，那么，在建造司馬遷祠堂時，讓祠堂整體建筑中軸線朝向東北方向就找到了答案，“遷生龍門，耕牧河山之陽”句也就有了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