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是儒家經典，是先秦杰出散文，具有很高的思想價值和藝術成就，在歷史上曾產生過極為深刻、廣泛的影響，直至今日依然為人們所珍視。孟子思想博大精深，政治上倡導“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主張具仁心，施仁政;經濟上提出恢復井田制度，授田于民，輕徭役，薄賦稅，不誤農事，制民之產的富民經濟觀;性善論、天人合一的哲學思想影響深遠;強調道德修養是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根本;重視道德教育和意志的鍛煉，主張因材施教;“知人論世”、“以意逆志”、“知言養氣”的文藝思想影響大。《孟子》就像一座寶藏，在不同時代都熠熠生輝。

研究《孟子》，不同朝代，關注的內容不同;不同時期，關注的重點有別;不同的學者，治《孟》的角度和方法亦異;對《孟子》的思想研究尤其如此。我們今天要討論的是不同時期的賢哲是如何挖掘孟子思想的時代價值的，換言之，就是考察從古至今，孟子思想是如何被繼承和發揚光大的，孟子思想是如何被“經世致用”的，孟子思想是如何閃耀時代光芒的。

古代 《孟子》學漸成顯學

自漢以來，研《孟子》者眾多，成果豐碩，并形成了專門學問——《孟子》學。宋代二程合《四書》，朱熹注《四書》，《孟子》入經，孟子地位逐漸提升，更多的人關注《孟子》，《孟子》學漸成顯學。《孟子》是入世哲學，所以歷代統治者關注《孟子》，借助它教化民眾，安邦治國;學者研治它，陶冶情操，豐富思想，提高學識。古代學者在詮釋孟子思想時，基本都與當時的政治倫理和社會發展緊密關聯，挖掘其時代價值。我們僅舉三例說明之。

董仲舒對孟子天人合一思想的申發

孟子曰：“莫之為而為者，天也;莫之致而致者，命也。”“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認為天命是人力之外的決定力量，人只要能盡心養性，以天作為心的終極根據，不僅可以“知天”，還可達到“天人合一”的境界。漢董仲舒明確提出“天人之際，合而為一”的思想，并在此基礎上提出天意與人事能交感相應的“天人感應”概念。董仲舒明顯繼承和發展了孟子的天人合一思想，或者說孟子天人合一思想是董仲舒“天人感應”思想的淵源。那么董仲舒為什么要申發孟子的天人合一思想呢?他僅僅出于推崇孟子嗎?不是，主要是為他的“君權神授”立論尋找圣學依據。董仲舒不僅提出“天人感應”思想，還提出“君權神授”概念。天人感應的基本思想就是以君應天，以天應人。就是說君主的權力是由上天授予的，但是這個權力不能讓君主為所欲為，也要順應天命，并且天命與人民的意愿相通，天命通過人們的意愿表達出來。秦行暴政，忤逆天意，天意讓人民起來反對秦朝，而劉邦順應民意，推翻了秦，順應了天命成了皇帝。漢景帝朝的國策辯論，引出了西漢政權的合法性問題。中國古代講究忠孝，忠孝是中國道德的核心，其他道德準則都是從此引申出來的。如果按照忠孝的概念，那么秦末起義和西漢的合法性就存在問題。董仲舒為了維護皇權的絕對性，強調王權的合理合法性，故提出“君權神授”理論，目的是從理論上解決漢代替秦的合法性問題。董仲舒“天人感應”和“君權神授”不僅在理論上解決了封建王朝更替的合法性問題，也契合了孟子的天人合一和民本思想。

宋理學家對孟子理欲觀的詮釋

孟子曰：“養心莫善于寡欲，其為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為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孟子認為人的欲望寡淺才能保持住善良的本性，多欲則會喪失善良的本性。程頤說：“人心私欲，故危殆。道心天理，故精微。滅私欲則天理明矣。”這里所謂“滅私欲則天理明”，就是要“存天理、滅人欲”。朱熹在《孟子集注》中云：“人欲肆而天理滅”，他把破壞封建道德倫常的個人過度欲望叫做“人欲”，“滅人欲即是天理”，“滅私欲即天理明”，這里的私欲指的是人欲。此后朱熹又強調“天理人欲，不容并立”，必須“革盡人欲，復盡天理”，故“存天理，滅人欲”成為朱熹理欲觀的高度概括。孟子提倡寡欲，理學家在此基礎上提出“存天理，滅人欲”，是有特定的時代背景的。北宋王朝一開始就實行“不抑兼并”的土地政策，縱容大地主、大官僚以隨意購買的方式兼并土地。在理學家看來，這種無限兼并是可怕的“人欲”，為了不讓這種“人欲”橫流，他們便應時提出了“存天理，滅人欲”的哲學理論。隋唐五代的長期分裂和混亂，使傳統倫理道德規范遭到了極大破壞，綱常松弛，道德式微，顯然不利于大一統政治的穩定和鞏固。宋理學家提出“存天理，滅人欲”，是出于儒家學派革除時弊，拯救文化，整頓人心，重建倫理綱常，維護封建統治的需要。理學是建立在孟子哲學之上的理論體系，孟子強調寡欲，宋理學家要滅欲，要滅的不是人的生存之欲，是縱欲和貪念。不是否定孟子理欲觀，是發展了孟子的理欲觀，是挖掘孟子思想的時代價值。

康有為借《孟子》言志

康有為1901年創作完成《孟子微》，在序中言：“舉中國之百億萬群書，莫如《孟子》矣。傳孔子《春秋》之奧說，明太平大同之微言，發平等同民之公理，著隸天獨立之偉義，以拯普天生民于卑下鉗制之中，莫如孟子矣!”事實上康有為在《孟子微》中對孟子申發不多，真正意圖是要借孔孟的權威，言自己的“大同”社會理想，論證維新變法理論的合理性，減少或消除維新變法的阻力。是借《孟》言志立說。“大同”一詞，不管在中國，還是在外國，早有人說過，但像康有為這樣，套用孟子思想，進行系統闡述還前所未有。所謂大同，康有為云：“大同之世，人人以公為家，無復有私，人心公平，無復有貪，故可聽其采取娛樂也。”具體說就是仁愛親親、獨立平等、民主民權、公舉共政。“孟子立民主之制，太平法也。……所謂君者，代眾民任此公共保全安樂之事。為眾民之所公舉，即為眾民之所公用。……大同之世，天下為公，選賢與能也。孟子已早發明之。”不管是民主思想，還是社會理想，康有為都從《孟子》中找到了注腳。康有為的“孟子微”，實際是“大同微”，他打著孟子的旗號，繪制大同藍圖，其根本意圖是為他的政治改良變法鳴鑼開道，拉住孟子為自己的理論做免費廣告，以便產生“名牌”和權威效應，用心何其良苦。康有為在《孟子微》中，托圣人之論，言自己的理想與主張。這樣做，一是容易讓讀者接受自己的觀點，二是可以減小實踐中的變革阻力。這就展示了孟子思想的時代價值。

當代孟子思想被賦予新內涵

近年來，《孟子》研究參與者愈來愈多，年成果量不斷攀升，研究領域不斷拓展，研究理念和方法不斷更新，孟子思想研究始終是重點。時代在發展，理念在更新，但對孟子思想研究的熱情沒有降，只不過是賦予了新的內涵，也就是不斷挖掘孟子思想的時代價值。孟子的哲學、政治、倫理、經濟、管理等思想一直都有學者關注，但不同時期關注的重點有別。

20世紀80年代對孟子民本思想高度關注

20世紀80年代，我國處于改革開放初期，重視經濟建設，急需讓老百姓脫貧致富。所以學者高度關注孟子的民本思想。孟子曰：“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寶珠玉者，殃必及身。”提倡“王道”政治，目的是勸告統治者重民、安民、富民。這一時期學者闡釋孟子民本思想，期盼治國安邦者能重民、貴民、安民、恤民、愛民、富民，并且能胸懷百姓、善待百姓，認為百姓安則天下安，民富則國強。

首先，強調要關注民生。孟子十分重視人的生存權，曾說：“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饑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獸相食，且人惡之;為民父母，行政不免于率獸而食人，惡在其為民父母也?”廚房有肥肉，馬棚有肥馬，而老百姓卻面帶饑色，野有餓死的人，這如同放任野獸來吃人。野獸自相殘食，人們尚且厭惡，而身為主持政事者，卻不能避免野獸吃人，還是父母官嗎?孟子還說：“無恒產而有恒心者，惟士為能。若民，則無恒產，因無恒心。茍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已。……是故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兇年免于死亡。”君主不僅要使老百姓能夠活下去，而且還要創造條件讓老百姓活得更好。要讓老百姓有固定的產業，使他們對上足夠奉養父母，對下足夠養活妻兒，年成好能豐衣足食，年成壞也能免于餓死。這樣百姓才能引而善，才會有恒常的心。如何能使百姓有恒產呢?必須減輕百姓負擔。“有布縷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君子用其一，緩其二。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離。”國家發展，需要稅收，但征收要適度，要保證百姓溫飽無憂和正常發展所需，古今同理。

其次，強調要順應民心。孟子說：“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民之歸仁也，猶水之就下、獸之走壙也。”孟子從桀、紂覆滅的歷史教訓中得出失民心者失天下，得民心者得天下的結論。得民心無他，順民意而已。如何順民意?要與民同欲，與民同樂，與民同憂。孟子曾對梁惠王說：只有賢德的人才能感受到快樂，不賢的人縱然擁有珍禽異獸，也無法享受快樂。古代的賢君與民同樂，所以能享受到真正的快樂。如果君王打獵，百姓聽到君王車馬的聲音，看到美麗的旌旗，都歡欣鼓舞，喜形于色，就是因為君王能與民同樂。“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任何朝代，任何國度，君主若能將百姓的快樂當作自己的快樂，百姓就會樂其所樂;若能將百姓的憂患當作自己的憂患，百姓也會憂其所憂。君愛民，民擁君;君民同心，邦興國強。古今百姓樂憂近也!

20世紀90年代熱衷解讀孟子經濟管理思想

20世紀90年代，我國經濟建設駛上快車道，學者在繼續研治孟子民本、教育、倫理思想的同時，熱衷解讀孟子經濟管理思想，并聯系實際，分析其現實意義。對于當代企業家、管理者而言，借鑒它，可以拓展經營思路，提高經營管理水平。主要從以下幾個方面解讀孟子的管理思想：

首先，認為孟子性善論應作為企業管理的思想基礎。孟子的思想是建立在性善論的哲學基礎之上的，孟子所說的人性是指能區別人與其他動物的意識活動，使人之所以成為人的特性。他認為只有人才具有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動物不具有此四心，四心是仁、義、禮、智發生的根源。人的四種心向所產生的仁、義、禮、智是屬于善的品德，人心向善，故人性善。這是孟子管理思想的基本出發點和前提，更應成為企業管理的思想基礎。

其次，認為孟子仁政思想應作為企業管理的核心理念。孟子認為“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孔孟的“仁”是一種含義極廣的倫理道德觀念，其最基本的精神就是“愛人”。孟子從孔子仁的思想出發，把它發展成包括思想、政治、經濟、文化等各個方面的施政綱領，就是“仁政”。“仁政”的基本精神是對人民有深切的同情和愛心。現代管理理論應將孟子仁政思想作為其核心理念，現代管理應發揚孟子的仁政和仁愛思想，重視人的作用，提倡以人為本，讓企業員工成為企業的主人。尊重人的價值，尊重人的地位、尊嚴和物質需要。在管理者與被管理者這對矛盾中，重視被管理者的感受，在領導者與員工之間，突出員工的利益和價值，將員工視為企業發展不可或缺的資源。應尊重員工的地位、尊嚴和物質需要，尊重個性和獨立人格，把重視人、關心人、塑造人作為企業經營和發展的關鍵來抓，企業才能不斷發展。

再次，認為企業應該形成“得民心者得天下”的滿意管理理念。孟子從“民貴君輕”論出發，進一步討論了民與君的關系，指出得民心者得天下。在現代企業管理中，在企業內部，實行人性化的管理，尊重員工的尊嚴、地位，維護他們的利益，讓他們得到自我滿足，實現管理者與被管理者之間關系的和諧，贏得被管理者的肯定和認同，這樣企業就可以在良好的氛圍中實現良性循環。得民心不僅要尊重關愛企業的員工，還要尊重關心消費者的愿望和喜好。在企業外部，需贏得消費者的滿意，企業在保證能生產質優價廉產品的同時，要了解消費者的愛好和需求，并提供熱情周到的服務，才能占有市場。一個成功的企業必須有自己的企業文化，讓廣大員工有一種自豪感，有一種成就感，為進入自己的企業而驕傲，同時讓企業的合作者感到滿意，讓消費者放心。這樣，企業才能順利發展，才能持續發展。

第四，認為應將求變求新作為企業管理的指導思想。孟子說：“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孟子具有通權達變的思想，被譽為“中國古代權變管理大師”，以時間、空間、對象、條件為轉移的權變思想，對現代管理學具有強大的魅力。“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處而處，可以仕而仕。”孟子強調做事應隨時間、條件的變化而變化。孟子的權變思想，重點在于“變”，突出一個“活”。他認為遵“道”若缺乏靈活性和變通性，就會陷入死板僵化。管理者應根據環境的變化隨機應變，以保證企業生產經營少走或不走彎路。企業是開放的權變的系統，受外界多種因素影響，內外環境是在不斷變化的，不可能有一成不變和放之四海皆準的管理模式，一切需依環境變化而變化。

21世紀對孟子和諧思想的發揚光大

進入21世紀，我國經濟建設取得令人矚目的成就，但同時也出現了資源無序過度開發，貧富分化嚴重，區域、行業發展不平衡，社會矛盾凸顯等許多不和諧現象。“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成為社會發展的戰略目標。這一時期研究孟子和諧思想成為熱點。

孟子有“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和諧思想理念，學者認為孟子和諧思想的核心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

其一，認為強調經濟和諧是孟子社會和諧的思想基礎，孔子首倡“仁”，仁就是要求建立一種人與人之間的友愛和諧關系。孟子將仁上升到“政”的高度，提出了“仁政”理念。孟子和諧思想非常重視物質利益在“仁政”中的基礎地位，認識到物質經濟因素是政治統治及社會和諧的基礎。認為要實現以人際和諧為實質的仁政，就必須有一個和諧的經濟基礎，沒有一個和諧的經濟基礎，一個人人友愛和諧的仁政王道的統治秩序就不可能出現。因此，孟子非常重視構建人與人之間在物質利益和經濟生活上的和諧關系。孟子強調三點，一是制民之產，二是發政施仁，三是通功易事，百業俱興。認為一個和諧的社會，必須使每一個普通百姓擁有一份能供養全家所需的生活資料、能滿足發展需要的物質資料。“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有恒產者有恒心，無恒產者無恒心”，指出沒有基本的生活保障和生存所需，人們無以為生就易于違法犯罪，如此，人際和諧、社會穩定就是空話。“是故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家有基本的生活所需，能滿足人的基本生存發展需要，才能促進社會和諧。同時，孟子的經濟和諧思想中，高度重視和關心弱勢群體的生存狀態，認為要實現社會各個階層和諧相處，必須在物質生活上對社會底層百姓和弱勢群體關心和撫恤。“鰥、寡、獨、孤，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一個仁政化的社會，決不能忽視、歧視弱勢群體及其生存狀況，要“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另外還要通功易事，百業俱興。孟子和諧思想中還包含著一個獨特的和諧觀，重視行業和產業協調發展、均衡發展，認為這是“天下之通義”。孟子認為“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為備。如必自為而后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要求充分認識到“通功易事，以羨補不足”的必要性，認識到社會上有“或勞心，或勞力”的分工的合理性，反對那種“尊”一行“輕”一業的思想行為。若能“天下之士，皆悅而愿立于朝”、“天下之商，皆悅而愿藏于市”、“天下之旅，皆悅而愿出于其路”、“天下之農，皆悅而耕于其野”、“天下之民，皆悅而愿為之氓”，“則無敵于天下。”士、農、工、商“皆悅”，各行各業協調發展，才是真正的社會和諧。

其二，認為強調道德和諧是孟子和諧思想的核心。孟子把物質經濟條件視為和諧的王道仁政的基礎，并沒有把經濟因素視為通往和諧社會的唯一大道。孟子認為經濟因素對于構建和諧社會只是打下了一個必不可少的物質基礎，而和諧社會建設更為重要的是道德建設，道德建設是和諧社會建設的核心。和諧社會其本質是社會人際的和諧，主要內容是建立與人為善、助人為樂、團結協作的人際關系，這樣的關系并不會直接必然從物質經濟因素中引申出來。孟子認為人們只有基于仁義道德，才能形成一種真正友愛和協作的人際關系，才能形成一種真正融洽和諧的社會狀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仁，就是要人人對他人充滿仁慈友好的愛心;義，就是要人人做正當合理的符合各自身份的事。人人依仁據義，社會必然和諧有序。“未有仁而遺其親者，未有義而后其君者”，孟子的社會和諧論本質上是一種仁義和諧論。

在中國共產黨的領袖學說中，孟子的民本思想也閃爍著光輝。《孟子》在新時期依舊煥發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