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海鷹，男，曲阜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2011級博士生。本文出自其博士論文《孔傳〈古文尚書〉淵源與成書問題探論》。

博士導師：曲阜師范大學教授 黃懷信

通訊評委：中國人民大學教授 梁 濤 清華大學教授 曹 峰

《古文尚書》問題是學術史上的重大課題，清代《古文尚書》辨偽的范式、方法與結論尤為后世學界推重。近年來，一些學者對《古文尚書》案提出反思和質疑，特別對其辨偽證據進行檢討和再辨證。與此同時，這些反思、辨證也受到其他一些學者的反質疑，呈現糾葛狀態。張政烺先生曾講：“什么時候挖出《尚書》就好了。”至今雖未有《尚書》完本出土，但我們認為，有必要借助出土文獻，首先是其中征引《尚書》的部分，更換視角，對《古文尚書》問題進行重新探討。

一、出土文獻與對古書的反思

二十世紀初以來，甲骨卜辭、銅器銘文以及簡牘、帛書等地下文獻相繼問世，并推動學界對相關問題進行反思和新認識。王國維先生通觀學術源流，提出“古來新學問起，大都由于新發見”的卓越論斷。在研究實踐基礎上，王氏提出“二重證據法”，即據地下之新材料以“補正紙上之材料”，從而“證明古書之某部分全為實錄，即百家不雅馴之言亦不無表示一面之事實”，并指出“雖古書之未得證明者，不能加以否定，而其已得證明者，不能不加以肯定”。實際已暗示其對古文獻疑辨過激的質疑和反思。在近代背景下，此學術理念對重新考察古文獻問題深具啟發意義。

20世紀70年代以來，大批與傳世典籍相關的竹簡、帛書相繼問世，使許多被疑為偽托或后出的古書獲得“平反”。同時，這些新材料使許多戰國、秦漢間的部分書籍原貌呈現于世，一些文本甚至形成相對連續的演進序列，引發人們更多地思考古書成書及其體例等問題。

參照簡帛古書，一些學者認識到，古書的最終形成往往要經過復雜的過程。李學勤先生提倡對古書進行新的、第二次的反思，并總結古書成書過程中十種值得注意的情況，包括佚失無存，名亡實存，為今書一部，經后人增廣、修改、重編、合編，以及篇章單行，異本并存，改換文字，等等。李零先生在余嘉錫先生所講古書通例、李先生對古書的反思基礎上，依據簡帛古書，對古書體例進行重新歸納，約為八項。

基于對古書成書、傳流與體例的新認識，大量古文獻辨證、定性呈現“偽→真”的傾向。這看似是一種“保守”甚至“退步”，實際是在新的學術背景、條件下，學術研究由粗而細、由疏而密、由泛而精的一種進步趨勢。這一趨向的影響與意義，已不局限于對某部典籍的真偽辨證，而系直指辨偽方法、范式的反思和檢討，其對《古文尚書》問題的探討，自也將顯示深刻的方法論意義。

二、郭店簡、上博簡引《書》與《古文尚書》問題的新進展

郭店簡《緇衣》《成之聞之》，上博簡《緇衣》，多次征引《尚書》，包括《古文尚書》，使學界得見戰國古文《尚書》的部分原貌，引起廣泛關注。

《成之聞之》篇有“《大禹》曰：‘予茲宅天心’”語，不見于今本《尚書》，其篇名則與古文《大禹謨》相近。廖名春先生認為，“大禹曰”內容當屬于先秦《尚書·大禹謨》，為《古文尚書》晚出的又一鐵證。李學勤先生認為《大禹》即是《大禹謨》，舉《孔叢子·論書》、鄭玄注《書序》等為證，又引《春秋左傳》哀公六年孔子論楚昭王語，指出《大禹謨》《五子之歌》可能與《成之聞之》存在內在思想聯系。郭沂先生同意李先生觀點，并舉《大禹謨》“小序”言“作《大禹》《皋陶謨》《益稷》”為證。

劉義峰先生認為不宜將兩者“對號入座”，為慎重起見，應將“大禹曰”歸入佚篇之文。他認為，先秦《尚書》傳流遠較我們所知的復雜，既存在不同篇名反映同一內容的現象，也存在篇名相同而內容各異的情形。夏禹作為重要的先王，事跡流傳廣泛，必有多種傳本。

王世舜先生指出，由郭店竹簡引《詩》與今、古文《尚書》，可證《古文尚書》與《詩》《今文尚書》一樣，在戰國中期即已流行，而兩漢及魏晉時期的《古文尚書》，很可能就是戰國《古文尚書》的傳本。

郭店簡、上博簡中均有《緇衣》篇，與《禮記·緇衣》對應。姜廣輝先生推測，古文《咸有一德》《君牙》《君陳》等，當系后人抄撮今本《緇衣》引文，敷衍而成。呂紹綱先生則認為這些篇章未必抄自《緇衣》，而是有源自先秦古文的可能，并認為清人關于古文《尚書》乃東晉人偽作的結論并非無懈可擊，仍可再作討論。

虞萬里先生在具體比較《緇衣》與《古文尚書》相關各篇基礎上，指出很難證明《古文尚書》襲取《緇衣》文句而另造新篇。虞氏總結先秦兩漢間《尚書》傳流的若干特征，有篇名稱謂不同，編次不同，用字不同，甚至錯認、錯寫、省變、殘泐，等等。且進而指出，東晉《古文尚書》在文字、篇次上有其獨立立場，并非一味摭拾文獻引文造作新篇。

三、出土文獻引《書》與《古文尚書》問題的再思考

初步來看，郭店簡、上博簡引《書》材料在數量上并不算多，然其內涵卻不容小覷。值得深思的是，面對相同且有限的材料，學者間卻形成截然相反的意見。在一定程度上，這些歧見仍與清初以降《古文尚書》真偽之爭的壁壘有關。至于其研究方法、結論之得失，則應結合對古書的反思這一背景加以衡量。

現代學者對古書的反思的重要一點，就是認識到古書成書的復雜性，并對其傳流、傳本等問題進行相對具體、細致的探討。顯然，呂紹綱、劉義峰、王世舜、虞萬里等先生已觸及并進入這一研究層面。

通過這些研究，學界進一步認識到先秦、兩漢《尚書》傳流的復雜性。立足于這一新階段與新視角，重新審視《古文尚書》問題，已不宜簡單地以“真偽”對其加以評判和定性。以發展、務實的眼光看來，當下《古文尚書》問題研究，應落腳于對其淵源、流變、成書等具體問題的探討上。

在此，我們認為至少應厘清四個階段或方面的認識：

⒈王官傳統與《尚書》的起源問題

“學在王官”，《尚書》源于史官職守，承載歷代先王之道，也是史官所以贊治的工具和途徑。將《尚書》淵源定位于此，才能澄清其本質，立于審視其傳流的最初基點，也才能理解此后《尚書》傳流中形式趨“變”與本質趨“恒”的辯證關系。

⒉東周時期的《尚書》類文獻傳流

地下發現只是當時流行文獻的殘存，東周時期的《尚書》類文獻傳流較我們所見遠為繁復。王室衰微，王官之學下移、擴散，使《尚書》類文獻傳流呈現多線多樣、多本別傳的多元狀態。在此過程中，各國間的不同政治取向、地域文化差異以及閱讀和抄寫習慣的不同等，都會對《尚書》文本的衍化、變異產生重要影響。

⒊孔子與《尚書》的關系

孔子整理《尚書》，對其文本發生重要影響：一為選材，上斷于堯，下迄秦穆公，擇取有關王道治法，具備政治教化意義者，約得百篇;二為編次，即分編序次;三為補綴，典籍稱“詩、書缺”，孔子可能對部分書篇進行補綴、修飾。經此整理，《尚書》傳流史上出現第一個定本。漢代孔壁所出《古文尚書》，就是孔門《尚書》之遺。

⒋孔安國與《古文尚書》關系

《古文尚書》各本，導源于孔壁所出古文《尚書》。孔安國與其關系，比如如何“隸古定”，“以今文字寫之”，以及獻書經過等，均缺乏細致研究。現應綜合各種記載，加以辯證地考察。

由此四方面的綜合認識，可收到既辨章《尚書》學統，又考鏡其文本傳流之效。在此基礎上，或反思《古文尚書》問題，或審視相關新出土文獻，均將立于更為宏闊的新起點和新視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