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單凹穴

2雙凹穴

3雙排凹穴

4梅花狀環凹穴

引 言

中國巖畫的分布傳統上認為都在邊疆少數民族地區，而本世紀初在河南省具茨山的發現表明，中原地區存在著規模大、分布廣、種類多的古代巖畫。這些以凹穴巖畫為主的具茨山巖畫，與巨石、祭壇、古建筑遺址等組成規模宏大的古文化遺址群。繼具茨山巖畫大量發現之后，又在河南省的方城、葉縣、泌陽、淇縣、鎮平、淅川、南召、舞鋼等地相繼發現了同類的刻鑿巖畫，其分布范圍之廣、體量之巨大、形式之多樣，從整個世界的范圍來看，也是首屈一指的。這不僅是整個世界巖畫界的一個驚喜，同時也是中國考古的驚喜，更是早期中國歷史的驚喜。地處中原腹心地域的具茨山，素與傳說時代的炎黃二帝有著時空兩方面的密切聯系，人們很容易將中原巖畫與中華民族的起源和早期歷史聯系在一起，從而對中國文明的探源有了更多的期待。

所謂凹穴是指古代人類刻鑿在崖壁和石頭表面上的一種圖案，英語稱“cupules”(凹穴)“cup-and-ring marks”(杯-環印)。其造型特征為圓形鍋底或直筒狀坑穴，直徑一般在3-20厘米，深度在0.4-10厘米不等。這種凹穴圖案或單獨或成組出現，也往往與溝槽線條、方格棋盤狀、渦形、圓圈等圖案共同出現，從而組成一種符號象征系統。不過這種凹穴圖案，并不僅僅是由于具茨山巖畫的發現而驀然闖入中國巖畫學者的視野，實際上從本世紀初以來，凹穴巖畫便一直是國際巖畫研究的一個熱點;此前在中國的福建、臺灣、廣東、遼寧以及江蘇等地也發現過數量眾多的凹穴巖畫。許多學者對此已經達成共識，認為凹穴巖畫不僅是文字出現之前的符號象征系統，同時也是最早的藝術形態。法國、印度等地的凹穴巖畫甚至被認為可以早到20萬年前的舊石器阿舍利文化時代。

具茨山凹穴巖畫組合形式及特征

就目前的調查資料顯示，具茨山地區已經發現巖畫點不少于3000處。具茨山的巖畫以圓形凹穴為基礎的抽象構圖為主，間以方形凹穴和各種溝槽，主要形象包括梅花狀圓形凹穴、雙排狀圓形凹穴、棋盤狀網格和混合圖形等。此外，還發現了一些類似字符的巖畫和少量人物形象，以及多處石棚、石圈和疊石等，由此構成了數量眾多、形態多樣、內涵豐富的具茨山巖畫體系。以凹穴為主要元素構成的巖畫，在具茨山巖畫中占的比例最大。盡管在個體形態上凹穴的形制變化很小，但在組合形式上卻多種多樣，可以將其分為單凹穴、雙凹穴、雙排狀凹穴、梅花狀環凹穴、散狀凹穴等類型。

(一)單凹穴

單獨鑿刻在獨立巖石上的圓形凹穴，大者深度可達十幾厘米，淺者2-3厘米。(圖1)

(二)雙凹穴

在一塊巖石上，有兩個圓形凹穴組成，深度一般為2-3厘米。(圖2)

(三)雙排凹穴

具茨山巖畫中，雙排凹穴有很多，凹穴的數目有明顯的規律，以雙排12個的居多，但它們并不是一成不變的，每一組雙排凹穴與旁邊一個、兩個凹穴結合，又構成了各不相同的圖形。(圖3)

(四)梅花狀環凹穴

梅花狀凹穴在具茨山東端的一個名為旋落嶺的山上，分布最為集中。在這個山脊上約200平方米的范圍內，刻有近150幅梅花狀環凹穴。它們一般是以凹穴為基礎，以中間一個較大凹穴為中心，周邊5~12個凹穴共同構成梅花形狀，間或也出現有中央凹穴與周邊凹穴以溝槽相連的類型。(圖4)

(五)無規律凹穴組合

無規律凹穴組合即為圓形凹穴的不規律組合，其數量不等，組合方式不一，表現形式因巖面而異。(圖5)

(六)方形凹穴類

凹穴除圓形之外，尚有正方形和長方形兩種凹穴，一塊巖石上一般為一至兩個，大小不一。(圖6)

(七)溝槽

在具茨山巖畫中，大部分溝槽往往與凹穴組合在一起，有些畫面突出的是凹穴，而有些畫面突出的則是溝槽。如圖7是一塊平面約250×165厘米的巖石，上面是一幅凹穴與溝槽組合圖，但此畫面中溝槽的表現非常突出，望之若河流。在有些溝槽的末端，刻鑿著小型凹穴。(圖7)

(八)字符

在具茨山巖畫中，也偶見字符形巖畫。這類巖畫的周圍，也每每出現凹穴圖案。(圖8)

(九)人物

這類巖畫在具茨山上僅發現一處，畫面由3個人形、1個網格和6個凹穴圖案組成。巖石北部有兩個小人，每個小人的雙腿分立，中間有一個菱形穴，剖面呈V字形。其中一個小人的東面是三個符號，經過辨識，有些學者認為是“入柙子”三個漢字，表示女人生孩子的意思。一個為平行四邊形，深2厘米。在巖石西北部是一個男性小人。(圖9)

(十)復合型

在數量眾多的具茨山巖畫中，除了一些形狀相似、有規律的凹穴排列外，還有一些由凹穴、溝槽和方形凹穴等組合而成的復合型巖畫，在不同的觀察者眼里，它們或似星座，或若地圖、軍事排陣圖等。(圖10)

(十一)巨石遺跡

在具茨山地區，我們還發現許多大型的不規則獨石、疊石、石圈、石棚等巨石遺跡，有些巨石遺跡上刻有凹穴巖畫。刻有巖畫的獨石往往體積龐大，或位于山頂山脊、或孤立突兀地呈現在平地上。這種巨石盡管有巖畫這樣的人為痕跡，但多數獨石(menhir)的形成，應該是自然力所致，即冰川、風蝕雨浸以及溫差崩落等自然因素所致，但也有一些人力所為的巨石遺跡，如疊石和石棚便是人為所致。疊石是巨石遺跡中的一種常見類型，最著名的是英國康維爾的伯德明濕地(Bodmin Moor)有一處被稱作“扭形奶酪”(Cheesewring)的石堆。具茨山亦發現一處明確的疊石遺跡，只是業已倒塌。疊石是由一系列大石片疊摞而成，最底部的一片巨石還位于原處，我們可以清晰看到其底部人工所為的支石，即便是在已經倒塌的大石片之間，也可見到墊在其間的支石。值得注意的是所有的支石石質與疊摞的大石片石質不同，這種支石是我們判定疊石、石棚以及獨石等巨石遺跡的基本要素之一。在新鄭、禹州、方城、泌陽、葉縣、淇縣等地也發現大量的此類刻有巖畫的巨石，鑒于此類巨石本身所具有的景觀考古學意義，所以在此我們將其專門列為一個巖畫的門類，稱之為巨石巖畫。這類巨石巖畫是一種活的文化化石，其上的凹穴巖畫體現著古代人的信仰和觀念，同時巨石本身還承載著包括現代人在內的文化認同，許多巨石前尚有現代人供香設施。(圖11)

凹穴巖畫中大多為接敲鑿法(direct percussiontechniques)制成，如大多數凹穴圖形;少數為金屬工具刻鑿而成，方格棋盤形圖案幾乎全部為金屬工具刻鑿而成(參見圖7)。這意味著巖畫并非一次性完成，而且其間間隔時間還很長。根據制作技法與風格、風化腐蝕程度、疊壓打破、組合與布局結構、地區分布等等，實際上中原地區具茨山巖畫可以進行分期研究。

中原地區具茨山巖畫的分期與交叉斷代

一、分期

我們現在以具茨山的一幅巖畫為例(圖12)，來區分一下不同圖案的相互關系。這幅畫面上刻鑿著不同圖案：圓形凹穴、方形深凹穴和方格棋盤形圖案，我們可以根據相互間打破、疊壓關系以及風蝕程度等，來辨識出它們之間的相對年代關系。畫面中間的是兩排分布不是很規范的凹穴，這些凹穴是用直接敲鑿法制作而成，其風蝕程度最甚，有些凹穴被方格圖案所打破;畫面上部有兩排分布規范的圓形凹穴，根據腐蝕程度和依然可以觀察到的鋒銳邊緣來看，應為金屬工具刻鑿而成;圍繞著這兩種圓形凹穴的外圍，分布有方格棋盤形和方形深凹穴圖案，這兩種圖案均為金屬工具刻鑿而成。特別是方形深凹穴，直接敲鑿法無法制作，只能使用刻鑿方法制作。在這幅巖面上，我們根據打破關系可以確定位于中心部位的用直接敲鑿法制作的圓形凹穴圖案時代最早;而且從構圖的情況來看，直接敲鑿法制作的圓形凹穴也往往位于巖面的中心部位。無論是圓形或方形深凹穴，或方格棋盤形圖案，凡是用金屬刻鑿的圖案，則時代較晚。用金屬刻鑿的圖案中，孰早孰晚，尚難確定：有些畫面上方格棋盤形圖案打破凹穴圖案;而在有些巖面上則情況相反。

如是，我們則可基本上確定直接敲鑿法制作的圓形凹穴屬于早期，而且早期作品全部都是圓形或淺方形凹穴圖案;金屬刻鑿的圓形和方形凹穴以及方格棋盤形圖案屬晚期作品。換言之，從圖案上來看，圓形凹穴自始至終一直流行;晚期除圓形凹穴外，方形凹穴和方格棋盤形圖案開始流行。從制作技法上來看，早期流行直接敲鑿法，晚期流行金屬刻鑿法。

從上面的介紹中我們可以看到，方城等地的巖畫基本上都是早期的圓形凹穴和較淺的方形凹穴，幾乎不見方格棋盤形圖案，亦即不見晚期巖畫;以方格棋盤形圖案和方形深凹穴為代表的晚期圖案主要分布于以具茨山為中心的地區。此外我們還注意到所謂“梅花狀”構圖的圓形凹穴，幾乎全部出自直接敲鑿法，也就是說均屬早期作品，同時也是具茨山巖畫的特色。

將具茨山巖畫分為兩期只能是一個初步和起碼的時間分類，由于整個中原地區巖畫目前除具茨山外尚未進行系統的專業調查，所以對于更為細致和準確的分期恐怕尚難進行，更進一步的分期工作有待于田野工作的充分進展和全部完成。

二、交叉斷代

交叉斷代(Cross dating)是英國考古學家皮特里在整理埃及古代墓葬時使用的一種年代的確定方法，在我國稱作“橫聯法”。交叉斷代用通俗的話來說，就是用已知年代的遺存來類比未知年代的遺存，從而確定其時代。在我國現代考古學研究中，交叉斷代一直作為類型學最基本的方法論之一而被奉為圭臬。

鑒于有效斷代手段的缺乏，巖畫(尤其是巖刻畫)作為一門分支學科的科學性往往受到質疑。同樣，具茨山巖畫的時代由于缺乏有效的直接斷代手段而無法得以確認，從而也影響到對巖畫作為一種文化現象的清晰定位與正確認識。所以對于具茨山凹穴巖畫研究來講，首要問題是斷代。在缺乏有效的直接斷代手段的情況下，我們只能借助傳統的交叉斷代方法，來分析一下具茨山凹穴巖畫的時代。根據目前的材料，我國可以確定這種凹穴圖案時代的考古學材料有如下幾則：(一)遼東半島海城縣析木城石棚，在南壁支石的上端，有兩排共33個規整的凹穴，最小的直徑4厘米，深2厘米。(二)內蒙古赤峰敖漢旗2000年發現城子山和鴨雞山兩處屬夏家店下層文化。(三)內蒙古三座店石城遺址一處保存完整的夏家店下層文化山城遺址。(四)江蘇連云港將軍崖巖畫遺址也發現許多凹穴圖案。

四條材料可以歸納成四種數據，我們來分析一下。時代最晚的是遼東半島海城縣析木城石棚，這類石棚的最早年代經C14測定在距今3300年前左右的商末周初，我們可以將其視作凹穴巖畫時代的下限;第2、3以及4條中與人面像關聯的凹穴材料時代相當，在距今4500-3500年之間，這可以看做是與人面像有共存關系的凹穴巖畫的年代;第三種數據是距今6500-6000年間，來自將軍崖石棚凹穴;最后一種數據最古老，距今11000年前左右，來自將軍崖基巖凹穴。

具茨山的疊石、石棚(以大鴻寨地點為代表，圖13)、將軍崖石棚和遼東半島石棚之間明顯存在著從簡單隨意和不規范到規范定型和進步這樣一個巨石結構的進化發展過程，就類型學的邏輯關系來分析，這個過程所呈現的應該是一個時間上的差別。也就是說大鴻寨帶凹穴的石棚從形制上來看應該遠遠早于將軍崖石棚的年代，即至少是距今6000年之前的文化產品。

以具茨山為代表的中原凹穴巖畫，就以制作技術來看，亦可分成早晚兩期，早期以研磨方式制作，晚期用金屬工具打鑿而成。晚期可以與雙方文化石棚凹穴相對應，大約在距今3000年;而早期則可以與將軍崖、大鴻寨等石棚凹穴相對應，也就是中原早期凹穴巖畫的時代至少在距今6000年以前。

結語

探秘和揭秘是我們人性的一部分，尤其是關于我們自身身世的秘密。中原巖畫發現之后，人們便急著想知道這些抽象符號后面隱藏著什么樣的關于我們自身的身世秘密。于是凹穴圖案便成為學者們一時關注和熱烈討論的對象，或早期文字，或周易八卦，或祭祀天地，或生殖崇拜，或與神話時代黃帝相關等等，見仁見智，各有所執。不僅在我國是這樣，其實在國際上關于凹穴巖畫的解釋同樣也是沒有一致的看法。關于凹穴巖畫的文化象征與功能因地域或因族群而異，澳大利亞著名的巖畫學者貝德納里克最近將國際上關于凹穴巖畫的主要解釋分成11類69種，舉凡人們所能想到的，幾近悉數囊括。盡管關于凹穴巖畫的具體文化內涵，學者們還遠未達成一致認識，但卻一致認為這是我們人類早期象征體系中的重要符號，是我們早期精神生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

那么中原地區凹穴巖畫后面有隱藏著關于華夏民族什么樣的驚天秘密呢?祖先們在最搶眼和最醒目的山野地表上創作出體量如此巨大符號系統，我們這些后代子孫們不但無法釋讀，而且竟然一無所知——我國如此發達的歷代史書方志等各種文獻中的記載居然也一律闕如!這從某個方面也可以說明具茨山巖畫的古老性，已經超出文字記錄的時代。

我們一直認為中國文明的最大特征不僅源遠流長，且綿延不絕，沒有缺環，正如已故著名考古學家俞偉超先生對我國文明的特征曾簡潔地總結為“古今一體”一樣。然而，我們現在卻讀不懂這些凹穴巖畫，為什么?說明我們幾千年文明的源和流之間曾經發生過斷裂。這種斷裂何時發生?何以發生?文明的探源只能溯流而上，探尋源頭。如果說中原地區凹穴巖畫有可能是中華精神文明的源頭，那么證實的方法也只能逆“流”而上，尋找斷口，綴合源流。換句話說，中原地區凹穴巖畫的解釋，只能在中華古代文明、歷史與思想的語境中進行，這不僅是中國自身巖畫理論建設的需要，更是中國文明探源的需要，同時也正是具茨山巖畫發現的重大意義之所在。就中原地區而言，如果其制作時代可以確認為史前，那么關于凹穴巖畫的解釋就應當與漢民族早期歷史與文化緊密聯系起來，因為作為考古文化遺存的巖畫，首先只能在時空的框架中加以定位。

中原自古以來就是主導整個中華文明發展的核心地域，是中國歷史上絕大部分時間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所在地。這里是中華民族的搖籃，也是中華文明的搖籃。毫無疑問，中原地區凹穴巖畫的發現不僅為探索中原史前文化提供了新的考古學資料，同時也為探索整個華夏文明，特別是探索中華民族精神文明體系的起源、形成以及發展，提供了彌足珍貴的物質材料。鑒于凹穴巖畫全球性的分布特征，早日弄清具茨山巖畫的奧秘，對于整個人類早期精神文明的探索，也同樣具有積極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