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主張以經學治世，認為士大夫精通經學義理的目的不僅在于修身，更應在于“變化風俗”“安人、安百姓”的切身政治實踐。如他指出：“學者亦有當務。如孟子論今樂古樂，則與民同樂，乃樂之本，學者所當知也。”(《朱子語類》卷60)在他看來，“與民同樂”乃君主王道政治的一種表現，是樂之“大者”，為學者所必須深入了解的根本。故而樂之“明其聲音節奏”、禮之“修緝禮書”都只是學者之“一事”，乃經義的細微淺表之處，惟其體國經野、治世安民之道才是“源本”。也正因為此，朱熹在治經學時特別看重其在現實政治與社會生活中的應用，尤其是禮學。朱熹曾總結出當時的士大夫、庶民之家“禮有不合者五”，其第一條就是當時所共承用的《政和五禮》沒能及時有效地得到傳布和實施。所以朱熹便要求州縣政府結合各地實際情況，參酌社會俗禮加以簡化，并刻版印行，每年正月在市井村落張貼，力求使庶民盡人皆知。(《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69)而《周禮·天官》稱“大宰”之職曰：“正月之吉，始和布治于邦國都鄙，乃縣治象之法于象魏，使萬民觀治象，挾日而斂之。”《周禮·地官》亦說“大司徒”之職：“正月之吉，始和布教于邦國都鄙。乃縣教象之法于象魏，使萬民觀教象，挾日而斂之。乃施教法于邦國都鄙，使之各以教其所治民。”兩者大意是說，從周歷正月初一開始，一連十天由太宰和大司徒分別向諸侯國及王畿內的采邑宣布治典與教法，主要方式就是將之形成文字掛在象魏上以供民眾觀看。由此可見，朱熹提出上述觀點顯然是受《周禮》的啟發，并結合當時社會制度與風俗人情的實際作了變通。事實上，朱熹的許多具體施政主張都源于《周禮》，與王安石如出一轍。譬如其荒政思想就是如此。

《周禮·地官》對于荒政列出了十二條綱領：“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一曰散利，二曰薄征，三曰緩刑，四曰弛力，五曰舍禁，六曰去幾，七曰眚禮，八曰殺哀，九曰蕃樂，十曰多昏，十有一曰索鬼神，十有二曰除盜賊。”簡言之，則包括了國家放貸、蠲緩租稅徭役、采取降低各種禮儀標準等節約方式，以及祈神禳災、嚴禁盜賊等災后補救措施。《周禮》中這一系列的荒政措施及其觀念體系對朱熹荒政思想的形成產生了重要作用。賈玉英、趙文東曾將朱熹的荒政思想大致總結為六點：一、提出“蠲閣、賑恤本是一事”的主張，即在災區蠲免賦稅和賑濟災民應當并行;二、主張減免苛捐雜稅，備災備荒;三、主張皇帝“直降睿旨”，減少救災運作環節;四、主張從優推賞獻助之人，以籌集救災糧款;五、主張恩威并行，維護災區治安;六、救荒之要，貴在及時。其中大部分都有著《周禮》荒政思想的影子，譬如“蠲閣”“賑恤”，免苛捐雜稅，恩威并行，維護災區治安等措施就和《周禮》中的“散利”“薄征”“緩刑”“弛力”“舍禁”“去幾”“眚禮”“除盜賊”十分近似，只是他根據時代的不同作出了較大程度的更革損益，但其主旨和基本方略則是一致的。

朱熹的政治思想及政治實踐中最為后世所稱道的，是他在福建崇安(今武夷山市)所推行的“朱子社倉法”。“社倉”之名本在隋唐時期就已出現，但真正得到完善與推廣卻主要是朱熹的功勞。宋孝宗乾道三年(1167年)秋，建寧府崇安縣遇到特大水災，以致第二年春夏交替時節民眾無以為食。此時朱熹正賦閑于崇安縣開耀鄉五夫里，為了賑災，知縣諸葛廷瑞委托朱熹和當地士紳劉如愚向富家大戶勸募余糧，然后以平價賣給災民度饑荒。同時朱熹亦上書建寧知府徐嚞，請求發放常平倉(官倉)的存糧以救濟災民，恢復生產，最終得到建寧府借粟600斛。經過此番努力，災民“遂無饑亂以死”，獲劫后余生。同年冬天，災民積極還貸，開耀鄉如數歸還所借之粟。后自乾道五年(1169年)起，每借貸一次，收息二分。乾道七年(1171年)，朱熹遂在取得建寧府的允許并“且命以錢六萬助其役”的支持之后，正式建起了“五夫社倉”。經過摸索和總結實踐經驗，朱熹又詳細擬定了《社倉事目》，并于淳熙八年(1181年)呈請孝宗皇帝批準，“行下諸路州軍”，開始在全國推廣。

事實上，這種依靠倉儲備荒的政策設計早在《周禮·地官》中就已出現。如其對“遺人”之職的規定：“遺人掌邦之委積，以待施惠。鄉里之委積，以恤民之艱厄;門關之委積，以養老孤;郊里之委積，以待賓客;野鄙之委積，以待羈旅;縣都之委積，以待兇荒。”所謂“委積”，即指剩余的糧草。“鄉里”“門關”“郊里”“野鄙”“縣都”均有“委積”，只是職能各有所不同。朱熹所建之社倉則大致相當于其中的“鄉里”和“縣都”之“委積”，只不過是“民辦官督”，其指導思想自然是源于《周禮》。

作為兩宋士大夫政治文化的重要構成部分，朱熹的政治思想受《周禮》的影響至深，從中我們既可看出兩宋士大夫政治文化的基本特點，而禮經學對整個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的影響似乎也由此可見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