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恩寺雁塔唐賢題名帖》(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藏宋拓殘卷,轉引自羅福頤《雁塔題名帖介紹》,載《文物》1961年第8期)

自隋唐時起,科舉制選官形式被不斷完善、沿用千余年,大批士子為此“皓首窮經”,又有多少英才為此沉寂輾轉,直至1906年清廷廢止科舉、興辦新學,中國的教育體制和人才選拔制度才進入了新階段。孟郊及第后欣喜若狂的年代已遠去千年,士人在其間歷經的沉浮,已不僅僅是一句“春風得意馬蹄疾”所能涵蓋的了。本文摘自《從唐詩走進歷史》(新星出版社),著名唐史學者寧欣從唐詩入手,對唐朝的官制、科舉、城市風貌、文化生活、民族融合等進行了深入淺出的生動講述。    

 登科后

 孟郊昔日齷齪不足夸,今朝放蕩思無涯。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

 這首詩是孟郊(751—814)在奉母命于德宗貞元十二年(796)第三次赴京參加科舉考試終于進士及第后所作。

 孟郊少負才名,與著名詩人賈島并有“郊寒島瘦”之譽,并受到大文豪韓愈的推重,但在四十一歲、四十二歲兩次應試落第。此次及第,孟郊已四十六歲,正所謂“五十少進士”,應持重的年齡與輕狂的心態似乎并不對稱,充分表明了進士科應試舉子與錄取數量比例之懸殊,進士及第之艱難。

 孟郊的《登科后》歷史眼落在“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一句。“春風得意”后來常常用來形容人們有了喜事后的心情愉快、奔放洋溢,在這里表現的是孟郊在進士科考試及第以后的狂喜心情。每讀此詩,及第舉子得意的姿態都呼之欲出,似乎萬人仰慕的科舉盛況就在眼前。那么,科舉制如何在唐朝演變發展為占主導地位的選官形式? 它到底給中國社會帶來了什么變化? 參加科舉考試的士子昔日經歷了何種“齷齪”才會在今日有如此放浪的心情?如此令人憧憬的無涯之路會有何種美好的前景呢?

 “一命之官,悉歸吏部”——人才選拔制度的演變

 科舉制是一種選拔人才的制度。路徑是中央設立科目,舉人參加考試,依據成績錄取。它和此前同為人才選拔制度的先秦世卿世祿制、兩漢察舉制和魏晉南北朝九品中正制有什么區別呢?

 先秦的世卿世祿制,主要是依靠與長輩——祖父和父親的血緣關系,基于嫡長子繼承制獲得爵祿。天子的嫡長子繼承天子之位,天子的余子則被封為諸侯;諸侯的嫡長子繼承諸侯的爵位,諸侯的余子受封為卿大夫。如此逐級降封,政治地位及相應的爵祿按親疏、輩分遞減。

 察舉制是西漢武帝創設的一種選拔人才及官吏的制度,東漢沿用。中央設置有不同的科目,計有直言極諫、孝悌力田、賢良方正、賢良文學等,選人的主要標準是人的品行。察舉制的關鍵環節是“舉”,必須有地方長官或中央部門長官的推薦,才能獲得到中央做官的資格。中央會進行一些適當的考試,主要是面試,以考察個人的品行、才能、特長等方面的情況,因人而異授以不同的官職,且并無淘汰,而是全部錄用。

 魏晉南北朝時期,與門閥士族形成與發展的狀況相適應的九品中正制成為主導的選官形式,其是依靠血緣與地緣結合的門第決定做官的途徑和上限的制度。憑借九品中正制,門閥士族子弟可以“平流進取,坐至公卿”。東晉時門閥政治達到高峰,門閥士族也達到鼎盛,但同時也開始衰落、腐朽。南朝“寒門掌機要”已成為歷史發展的大趨勢,九品中正制也就逐漸走向沒落。

 隋文帝楊堅(541—604)統一全國以后,選無清濁,廢止了九品中正制,“一命之官,悉歸吏部”(《通典·選舉二》),將此前被地方門閥大族控制的選拔人才的權力收歸中央。隋文帝沿用了前朝的秀才科、明經科。隋煬帝時,創立了進士科。此后,進士科成為科舉制中最重要的科目,最受世人追捧。新科進士及第后,可謂飛黃騰達、前途無量。孟郊的父親曾任昆山縣尉,不過是名九品小官,但兒子卻可以通過科舉考試,獲得平步青云的可能性。雖然孟郊因種種原因始終官位不顯,但還是有眾多其他中下階層的人士通過參加科舉進入仕途,升至高位,甚至貴為宰相。士子們為了參加進士科的考試,歷盡千辛萬苦,有人多年備考,皓首窮經。《登科后》所透露的孟郊及第后的無限喜悅就能充分說明這一點。而普通百姓也對新及第進士無限仰慕,所以孟郊才有“春風得意馬蹄疾”這樣愉悅、奔放的心情。

 唐繼承隋制,科舉制逐漸走向完善:由國家制訂統一的選拔人才標準和考試的科目及內容,規定有資格參加考試的人選,舉辦全國性的統一考試。凡報考之人,先要獲得地方州郡的推薦,除去受過刑罰之人和從事工商業者及其子弟之外,其他人原則上都可以自由報考。

 科目方面,前朝的秀才科、明經科、進士科,唐朝均加以繼承。但秀才科后來被廢——因為考試內容難度大而錄取人數少,貫徹的是寧缺毋濫精神。明經科和進士科繼續保留,而兩者中又以進士科為重。兩科考試的內容不同,明經科重點是考查考生對經典文獻的熟悉程度,主要考查內容有三:一為帖經,即把一段經的兩邊蓋上,只留一行,默寫空出的部分,相對比較容易應付;二是經義,闡釋儒家經典的義理;三是策論,即對策,或稱時務策,考查對有關國計民生的重大問題的看法。進士科考試內容前后有些變化,主要考查內容亦有三:一是帖經;二是對策,可彰文筆,以顯見識,并能體現出處理政務的能力;三是雜文。最早的雜文并沒有詩賦,只是銘、論、表等形式,唐玄宗天寶年間才加進了詩賦。進士科的考試最能體現人的綜合才能。除了進士、明經以外,還有明算、明書、明法等科目。明法科主要培養法律人才,明書科是培養書法人才,明算科培養的主要是數學、計算等領域的技術官僚。這些都屬于專業和技能型人才的選拔,但終究不是主流。

 唐朝科舉制下有哪些考試

 唐朝的科舉實際分為兩大類別。一為常科,就是上文提及的進士、明經、明法、明書、明算等,是每年都要舉行的考試。一為制科,是根據朝廷需要設立的一些特殊科目。制科主要是考對策,以選拔有特殊才能的人,故其科目包羅萬象,如博學宏詞、賢良方正、直言極諫、才堪經邦、武足安邊等;還有才膺管樂科、志烈秋霜科、文辭雅麗科,不勝枚舉;懂陰陽、術數的人也在制科招攬的人才范圍內。據有人統計,科目多達百余種,隨需要而設。但招考人數不定,也沒有固定時間。

 常科考試,無功名、無身份的人都可以參加,大部分考生是布衣白身。而制科考試,除了無功名、無身份的普通人外,有官在身的人也可以經過推薦來參加,一旦及第,就可以升遷或得到更好的職位。

 科舉考試科目繁多,但為何唯有進士科獨步士林,受到士人的追捧,百姓的仰慕,人們甚至把進士及第稱為“躍龍門”呢?

 首先,明經科以記誦為主,所以難度不高,但進士科不管是考詩賦還是考策論,體現的都是才華見識,士人的才能可以更多地展現出來。其次,進士科錄取名額很少,每年基本不超過二十人,而明經科錄取名額是一百人,相比明經科,進士科更為難考,競爭激烈。民間流傳的“三十老明經,五十少進士”諺語,說的就是如果三十歲考中明經,已經堪稱“老明經”了;五十歲進士及第,還仍然是“少進士”,可見進士科考難度之大。

 武則天時增加了殿試這一程序。所謂殿試,就是皇帝最后面試考生,以示重視,并由皇帝決定錄取的名次,則錄取者均為天子門生。這也說明科舉制越來越受到重視。出身科舉者入仕,被視為清資官。唐中后期,中高級官員和清要官(如尚書省六部郎官、御史臺御史等)基本都被進士出身的人占據了,絕大多數宰相也由進士出身者出任。

 以上所談的考試主要是文舉,屬于文科。武則天時期還創立了武舉,除了考兵法以外,還考武藝、技能,有馬射、步射、平射、舉重等。武舉雖然是常舉,但并未為人所重,因為武將的選拔主要是依據軍功。真正武舉出身而晉升到高位者不多,比較著名的有唐中期平定安祿山、史思明叛亂的中興名將郭子儀。因此,科舉制的重點仍然是在選拔文職官吏。

 除了科舉制外,在選拔人才上,唐朝還有一個重要的制度,即銓選制。科舉主要是面向沒有取得做官資格的人,而銓選是面向已有做官資格的人和已經做官的人。官員任期有一定期限,年滿后就要卸任,停替待選,再到中央參加調選,根據任職期間的政績和參加銓選時的考試成績,決定是升遷、平調還是待選。可見,科舉考試是解決做官的資格問題,銓選考試是解決做什么官或者下一任能注擬什么官職的問題。

 科舉考試最初是由吏部考功郎中主持,后又改由考功員外郎主持。但因科舉考試日益受到重視,考生紛紛責難主考官的官職不高,聲望和職位都不匹配,于是玄宗開元時就將主持考試的部門改為禮部,由禮部侍郎主持科舉考試,吏部則主持銓選考試。如果可以勉強類比的話,科舉相當于現在國家教育部主持的高考,銓選相當于國家人事部主持的公務員考試。

 人才選拔上科舉制到底改變了什么

 通過以上介紹,我們可以知道科舉制和此前的選官制度,在原則、途徑、方式、考試內容和面向的群體上,都不一樣。曾有人提出,科舉制的淵源來自察舉制。二者確實有相通之處,察舉也是分科舉人,也有考試環節。但科舉考試在幾個關鍵點上與察舉制以及世卿世祿制、九品中正制都有不同,主要表現在以下三方面。

 第一,科舉制度的原則是考生可以自由報考。察舉制則不然,考生是不能自由報考的,必須有長官的推薦。長官推薦是最關鍵的一環,被推薦者就可以做官。而科舉制度下,地方上的推薦只是程序,人們可以懷揣自己的履歷表到州縣報名,即“懷牒自列于州縣”(《新唐書·選舉志》),以此獲得推薦。

 第二,察舉制中,考試只是一個環節,并不決定取舍,但科舉考試的成績能夠決定取舍。當然,真正的一切以程文(試卷)為去留,一紙考卷定終身,是在宋以后。唐朝還是科舉制的初期階段,社會輿論、主考官的主觀意志、其他人為因素也夾雜其間,影響到最終取舍。

 第三,科舉考試體現了一種公平競爭的原則,而且這一原則滲透到各個層面和不同類別的人才選拔過程中。如某人的父親或祖父是大官,想通過門蔭入仕(因上輩有功而給予下輩入學任官的優待),可以充當齋郎、挽郎和三衛之衛官等。齋郎、挽郎和衛官都屬于國家重要祭祀活動中的儀仗類職務,屬于虛職,獲得這種職務必須有家庭背景,是權貴子弟進入仕途的捷徑。但是,充任齋郎、挽郎和衛官也是需要考試才能獲得錄用的。再如,一個負責具體事務或是技術性工作的小吏,想要成為國家正式的官員,進入九品流官序列,即“入流”,也要經過考試。當然考試的難度大大低于科舉,粗通文墨、略懂技術就可以,但也是在相對公平環境下的競爭。

 “五尺童子恥不言文墨”——科舉制效應

 進士科注重才華的錄取標準,恰恰與前朝重家世、重品行、重血緣關系、重長官薦舉的選拔方式都不同。注重才華,帶動了整個官僚隊伍文化素養的提高,還帶動了整個社會對文化的追求。史書上說天寶年間“五尺童子恥不言文墨”(《通典·選舉三》),正是這種社會效應的體現。

 策論考試中有一些非常好的文章作為經典流傳了下來,但策論文章畢竟不如詩賦尤其是詩歌那么朗朗上口、清新雋永,在普通百姓中難以傳開,影響有限。《全唐詩》二千多名詩人、近五萬首詩歌流傳下來,就足以說明問題。像白居易的詩,婦孺皆能吟誦,皇帝讀了白居易的詩還感慨萬分,因其去世而悲傷之情溢于言表。這些最為大家敬慕、流傳最廣的詩賦,當然皆非廟堂之逢迎、應試之辭,而是詩人真實情感的流露,有憂國憂民的肺腑之言,有坎坷經歷的由衷感嘆。

 自隋唐時期起,科舉制就逐漸成為主導的選官形式,并不斷完善發展,沿用一千多年,可見其影響久遠。但與此同時,科舉制,尤其是一枝獨秀的進士科,考試內容逐漸形式化,過于重視考生的文才,而忽略處理政務的實際能力;強調“代圣人立言”更是束縛了士人的思想。大批士子為此“皓首窮經”,也造成眾多英才輾轉沉寂,歷朝都受到抨擊和詬病,尤其是不能適應新形勢的要求,阻礙了科技人才和創新人才的脫穎而出。直至1906年清廷廢止科舉,興辦新學,中國的教育體制和人才選拔制度才進入了新的階段。距離孟郊及第后欣喜若狂的年代已經過去了一千多年,其中歷經的起伏、曲折,已不僅僅是一句“春風得意馬蹄疾”或“一日看盡長安花”所能涵蓋的了。

 (本文摘自《從唐詩走進歷史》,寧欣著,新星出版社2023年4月第一版,定價:58.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