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張傳官(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古文字與中華文明傳承發展工程”協同攻關創新平臺副研究員)

先秦秦漢時期的字書,主要不是后世一般認為的字典,其犖犖大者,實為啟蒙教材。這類蒙學類字書,最早或可追溯到周代的《史籀篇》。只是由于時代久遠且散佚亡失,而《說文解字》中殘存的篇中籀文則多為單字,我們已難以考究其具體內容。

秦漢時期蒙學類字書非常流行,或屬自創新篇,或為增訂舊籍,共有十數種之多。《漢書·藝文志》記載了秦漢字書的基本情況:

《蒼頡》七章者,秦丞相李斯所作也;《爰歷》六章者,車府令趙高所作也;《博學》七章者,太史令胡毋敬所作也:文字多取《史籀篇》,而篆體復頗異,所謂秦篆者也……漢興,閭里書師合《蒼頡》《爰歷》《博學》三篇,斷六十字以為一章,凡五十五章,并為《蒼頡篇》。武帝時司馬相如作《凡將篇》,無復字。元帝時黃門令史游作《急就篇》,成帝時將作大匠李長作《元尚篇》,皆《蒼頡》中正字也。《凡將》則頗有出矣。至元始中,征天下通小學者以百數,各令記字于庭中。揚雄取其有用者以作《訓纂篇》,順續《蒼頡》,又易《蒼頡》中重復之字,凡八十九章。臣復續揚雄作十三章,凡一百二章,無復字,六藝群書所載略備矣。

 可以看出,這一時期的字書,皆以《蒼頡篇》為準繩,或順續其書,或取其正字,此均可見《蒼頡篇》之首創性與影響力。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名為《蒼頡篇》的并非只有一部書:一種是李斯編寫的七章本《蒼頡篇》;另一種是漢代閭里書師合篇、斷章本《蒼頡篇》,全文收錄了李斯《蒼頡篇》。

 漢人將秦代的三本字書合稱為“秦三蒼”,這可以說是合篇斷章本《蒼頡篇》的一種別稱。至晉代又將閭里書師《蒼頡篇》(秦三蒼)、揚雄《訓纂篇》、賈魴《滂喜篇》合稱為“漢三蒼”。這些字書的關系略如圖所示:

 由于字詞艱澀、文辭古奧、篇幅過長、內容繁復,以及《急就篇》迅速流傳、魏晉以后蒙書層出不窮等,《蒼頡篇》最終也沒有逃脫亡佚的命運,只留下片言只語散見于各類古籍之中。后世歷代學者曾費心網羅搜集,致各種輯本多有十數種。

 《蒼頡篇》一書終究是湮沒無聞了。前人的諸多輯本,雖然前赴后繼、后出轉精,在書闕有間的情況下,可謂居功至偉,但仍然是“杯水車薪”,無法充分展示《蒼頡篇》的總體面貌,也無法填補原書散佚帶來的許多遺憾,甚至正是由于這些零零碎碎的字詞文句,人們反而對《蒼頡篇》全篇充滿了好奇。在這種情況下,也只有新出文獻才有可能讓關心《蒼頡篇》的學者一償夙愿。

 20世紀以來,大量漢簡《蒼頡篇》殘本得以出土,為我們了解該篇提供了非常豐富的新資料。這些新資料,不僅直接展示了許多可供復原全篇各章的文本,而且借助于文本的細致比對和考辨,為考察《蒼頡篇》的不同傳本提供了全新的證據。經過一百多年來數代學者的研究,學界對《蒼頡篇》的研究取得了豐碩成果,大大拓展了對《漢書·藝文志》相關記載的認識。

 漢簡《蒼頡篇》大致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西北地區出土的零散簡牘(包括削杮),簡上往往抄錄了部分《蒼頡篇》文句(以開篇首章居多)。除了部分比較整飭者外,簡文大都稚嫩樸拙,形體亦多有訛變,應該是習字所書。這些零散簡文,包括削杮上的少數幾字,對于復原篇中若干文句往往具有重要的價值,然而同一批材料畢竟文句太少,除了極少數存字較多者外,它們對于考察《蒼頡篇》的流傳助益有限。

 另一類則是作為教材或書籍抄寫的成篇文獻,包括阜陽雙古堆漢簡《蒼頡篇》(共120多枚,存540多字)、北大漢簡《蒼頡篇》(共80多枚,存1300多字)、水泉子漢簡《蒼頡篇》(共130多枚,存900多字)。這些漢簡所抄錄的內容,雖然比起《漢書·藝文志》所載的篇幅都有不同程度的殘缺,但畢竟它們都是不可多得的原本,提供了大量連貫的文句甚至整章的內容。學者根據這些篇幅不一的殘本,在文本考證的基礎上,對其傳本性質進行了考察,獲得了不少新知。

 總體來說,這三種漢簡殘本都是新見的傳本,與《漢書·藝文志》所載皆有所不同。雙古堆漢簡《蒼頡篇》和北大漢簡《蒼頡篇》都是抄自“秦三蒼”的傳本。其中,北大本章末記錄的字數多寡不均,更可見其時代在合篇斷章本之前。這很可能反映了“秦三蒼”初并時的面貌,提供了史籍記載以外的一種新傳本。北大本“漢兼”章以及居延漢簡9.1中不見于雙古堆本的“胡無噍類,菹醢離異。戎翟給賨,百越貢織”四句,直接體現了漢人對“秦三蒼”的增補;至于“漢兼天下”之“漢”則展示了漢人的改編或新增。從雙古堆本、北大本以及居延殘簡相關文句的不同來看,漢代對“秦三蒼”的改編和增補并不限于一時一地;也就是說,彼時漢代《蒼頡篇》的文本尚未定于一尊。這很容易理解。從情理上說,朝代更替和授課需要等原因,以“秦三蒼”為教材之人皆可隨時進行改編、增補;只是后來經過某種官方(至少是官方認可)的統一整理,定為《漢書·藝文志》所記載的共3300字的合篇斷章本。正因為此本原成于眾人之手,史籍只能以籠統的“閭里書師”來稱呼作者。而這一稱呼所代表的人群,也體現了秦漢之際對“秦三蒼”的改編、增補是一個具有一定時間跨度的過程。

 水泉子漢簡《蒼頡篇》則是前所未見的七言本,為《蒼頡篇》的傳本系統增添了彌足珍貴的新“品種”。其內容是在四言本《蒼頡篇》的基礎上每句增加三個字,從而對四言本原文進行解釋或補充。從目前所見簡末標記的每章字數皆作“百五字”(共九支)來看,水泉子本是漢代合篇斷章之后的一種增補本:四言本“斷六十字以為一章”,則七言本一章正為“百五字”。這種增補應該與當時的字書由四言改為七言這一背景有關。

 綜合以上的考察,我們可以將傳世典籍和出土文獻中的《蒼頡篇》傳本按照時代先后羅列如下:

 李斯七章本—秦三蒼—雙古堆本—北大本—合篇斷章本—水泉子本

 新出大宗材料,以新見漢牘《蒼頡篇》最為珍貴。這批漢牘共50多板,存2160多字,是迄今所見字數最多的傳本。其內容涵蓋了漢代《蒼頡篇》的大部分內容,而且往往是整章保存,許多文句以往未見;尤為難得的是,其中還出現了趙高《爰歷篇》和胡毋敬《博學篇》的開篇內容(《爰歷篇》首句此前亦見于雙古堆本和水泉子本),據此我們可以基本分清“秦三蒼”各篇的內容。凡此種種,均可見漢牘本學術價值之一斑。

 關于漢牘本的性質,整理者劉桓先生對比出土諸本,認為漢牘本有部分章有120字,有部分章序號重出,因而認為它是“西漢中期以后經閭里書師改定的五十五章本的一個增補本”。不過,已有多位學者指出所謂重見的數字很可能并不存在,它們應該是不同的章序。基于這些研究成果,我們認為漢牘本應該就是合篇斷章本《蒼頡篇》,是其在西漢晚期至東漢前期的一種傳本。

 《蒼頡篇》(尤其是李斯《蒼頡篇》)是秦漢蒙學類字書的范本,兩漢時期多有仿擬續補之作,典籍所載者已如前文所列,出土漢簡中亦不乏其例。如《敦煌漢簡》639、1462、1463記載有“書人名姓”的內容,與《急就篇》的姓名部分可以對照,應屬字書無疑。又如與漢牘本《蒼頡篇》一起公布的、由同一書手抄寫的《史篇》二種更是以往從所未見的漢代蒙書,具有很高的學術價值。其中,《史篇(一)》開篇自述“寧來學書,告子之方。《蒼頡》之寫,五十五章”,可見是自命為《蒼頡篇》續書的。而《史篇》二種與以往以字詞并列句式為主的蒙書不同,其文句皆為陳述式,其內容則多涉漢代的意識形態、道德觀念和社會生活,可以視為后世《三字經》等注重倫理道德教育的蒙書之濫觴。

 秦漢時期是蒙學類字書大放異彩的時代,典籍所載和出土所見者數量甚多,而《蒼頡篇》則是它們的淵源和代表,值得我們重視。出土文獻所見漢代簡牘《蒼頡篇》,不僅揭示了亡佚兩千多年的文本,還為典籍記載的該篇流傳情況提供了直接證據和不容忽視的新材料,更值得我們深入研究。

 《光明日報》( 2022年08月27日 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