贈張大同卷跋尾(局部) 宋 黃庭堅

 清明至,春和景明,花草萌動。春暖花開時節,趁著清明放假,我們可以發條信息招呼好友就近郊游野炊,若不是因為疫情,我們也可以一張機票或高鐵票輕松到各地尋山問水,即便足不出戶,也可以在朋友圈欣賞“春季攝影大賽” ……在信息、交通都欠發達的古代,人們是如何消遣春日時光的呢?從古代書法碑帖可略窺古人春景。

 【盡享春日】

 嚴寒褪去,春暖花開時節,蟄伏了一個冬季的古人盡享春日時光自是必不可少。

 說起在春日里極盡暢快之人,那必繞不開東晉王羲之。“暮春之初”時節,“天朗氣清,惠風和暢”的天氣里,與好友于“崇山峻嶺,茂林修竹”之處“流觴曲水”。酒酣之時作《蘭亭序》,歷經千載,仍被奉為“天下第一行書”。雖無照片、影像留存,但王羲之與好友集會的熱鬧仍能透過文字讓今人仿佛身臨其境,對王羲之“信可樂也”的心情感同身受,高呼人生快哉!

 不同于王羲之與朋友小聚,宋代陸游在嘉泰四年(1204年)的春日選擇在屋內揮毫潑墨,將近期自作八首詩書寫成卷——《自書詩卷》。作《自書詩卷》時,陸游已80歲,告退歸里。這時的陸游非常輕松,故而創作時筆隨心出,揮灑自然流暢。從《自書詩卷》又可以看出陸游詩人氣質和書家風范的高度統一——無論是用筆、結字和布白都與其詩渾然一體。于是,陸游的春日揮毫,成就了一幅詩書佳作。

 新春時節,蘇軾心情大好,正月初二便高高興興給至交好友陳慥去信,即今日《新歲展慶帖》,信中滿是對春日與好友游玩的期待。蘇軾信中說,過了上元節有另一位好友要來,邀請陳慥到時一起過來游玩,還接連問“如何?如何?”其迫切心情躍然紙上。轉眼,蘇軾又想起那時可能會有事情要忙,很可惜地告訴陳慥可能不能一同夜游上元節燈會了,“竊計上元起造,尚未畢工。軾亦自不出,無緣奉陪夜游也”。此時的蘇軾,好似想和朋友出去玩,卻又被迫要先完成作業的小學生。信中除了相約一起玩耍,還說了諸多和好友交流有趣物件之事,蘇軾真是一個“好玩”之人。即便寫信時蘇軾諸事繁冗,卻還說了這諸多閑事,“冗中恕不謹”;即便意識到自己還有很多事情要做,蘇軾還是舍不得放下筆,又繼續向陳慥打聽“八卦”和安慰他有錢不愁沒有好畫。不知好友陳慥是否已經習慣蘇軾的碎碎念,筆者讀完此信,實覺蘇軾太可愛了,可愛得像一個純真的孩子。

史晨碑(局部) 東漢 故宮博物院藏

 【春日之紀】

 在古代祭祀制度中,春秋兩季的大祭極其重要。為了配合大祭,古人時常在春季立碑。

 漢碑《史晨碑》即講述了建寧年間一件春祭之事。建寧元年(168年),河南人史晨從越騎校尉改任魯相之職,他認為孔子為天地所生大賢之人,所以到任魯地后便選擇吉日拜謁了孔子的舊宅。在春祭之時,史晨發現當地并沒有為孔子設定公費祭奠制度,他認為這是對孔子的不敬,并為此憂慮到“寢息耿耿”(不安而難以入眠)。因此在春祭時,史晨參照天子禮辟雍和祭谷神的制度,向尚書奏請在孔宅以公費祭祀事宜。在上級批準經費之前,史晨便先自出經費為孔子舉行了祭奠典禮。在祭奠典禮時,“國、縣員冗吏無大小,空府竭寺,咸卑來觀”。據碑文可知,典禮上各種樂器合著六律的節拍和諧演奏,人們舉起酒杯祈禱祝福,整日都沉浸在歡樂之中。那場面莊嚴而和諧,官民上下都感受到了上天所降的福澤。世人將史晨上奏的奏章及史晨的作為刻石記下以紀念,便有了《史晨碑》。《史晨碑》在紀史的同時,也成為后世書法范本,與《乙瑛碑》《禮器碑》并稱為“孔廟三碑”,歷代對其書法評價甚高。

 東漢靈帝中平三年(186年)驚蟄時節,一個叫孫興的石匠忙著接到的刻石“訂單”——陽氣行于天地之時,曾經造福于谷城(今山東平陰縣西南東阿鎮)的谷城縣長張遷改任別處后,谷城故吏集資為其立一座功德碑,“賃師孫興,刊石立表,以示后昆”。此碑即后世所稱《張遷碑》。谷城縣長張遷有何為,竟引百姓為其立碑?碑文介紹,每當春季養蠶時節,他四門不關,勤于政務;當歲末年初,則假釋囚徒歸家賀年。每年八月征收百姓的稅賦,也不以此來煩擾鄉民。他經常巡視于鄉間村落,慰問年邁之人。在他的治理下,谷城縣民風淳樸,路不拾遺,即使農人們把犁鋤、谷種遺留在田野地頭也沒有關系。由此可知,難怪此縣長能受百姓喜愛,此種作為值得紀念。如今已無從得知碑文撰寫者為何人,亦無法窺見碑文墨跡原貌,但不得不說石匠孫興此一訂單完成得不錯,為后世留下一書法佳作。

新歲展慶帖(局部) 宋 蘇軾 故宮博物院藏

 【春日憂愁】

 常言“幾家歡喜幾家愁”,再誠如魯迅所言“人類的悲歡并不相通”。古人的春日里也是有人歡喜有人愁。

 前文所述蘇軾在新春之初對春季充滿了期待,但是同樣寫于宋元豐五年(1082年)的《黃州寒食詩卷》卻表明,糟糕的境遇讓蘇軾的這個春天大多時間都不快樂。被貶至黃州的第三個寒食節,蘇軾在《黃州寒食詩卷》中,長嘆“年年欲惜春”,卻終究是“春去不容惜”。這一年春天雨水泛濫,兩月之間,秋風蕭瑟,天氣衰寒,蘇軾甚至懷疑是造化之神在暗中把春光偷換了,蘇軾的心緒灰暗煩悶至極,直言自己像病中的少年,病起之時估計頭發都白了。屋外春江水漲,逼近家門,以致“小屋如漁舟,濛濛水云里”;屋內蘇軾想熱一熱剩菜填飽肚子,卻只能“破灶燒濕葦”,后又想起這天是寒食節,更不能點火了……真是這次第怎一個“愁”字了得。

 宋元符三年(1100年)的正月三十,黃庭堅的外甥張大同整理行裝將要歸去,求黃庭堅作書,但當時黃庭堅身體有所不適,后又找了一天閑暇時間寫了一篇書作,如今書作已遺失,但是通過留存的《贈張大同卷跋尾》可知當時黃庭堅的一些境況。那時的黃庭堅從黔南遷至僰道(今四川省宜賓市)已經3年了,居住在一個村莊邊上,住在蓬草搭建的屋子里,田鼠時常在周圍出沒,即便生活條件簡陋至此,黃庭堅仍安慰自己“至于風日晴暖,策杖扶蹇蹶,雍容林丘之下,清江白石之間,老子于諸公亦有一日之長”,即到了風和日麗、天氣情暖之際,用拐杖支撐著病足,從容行走于山水之間,黃庭堅認為自己是不輸別人的。想必黃庭堅也是知道這只是自己的心理安慰,想想自己已經56歲,因為腿腳有病,見客行禮都已是難事,也袒露出“心腹中蒂芥,如懷瓦石”的苦悶心情,甚至自己以后寫文章都困難了,“未知后日復能作如許字否”。

 蘇軾、黃庭堅不是孤獨的,還有人同樣處在春日愁苦中——北宋隱逸詩人林逋行書《自書詩卷》中《春日齋中偶成》一詩寫道:“落盡海棠人臥病,東風時澓動柴扉。”宋代書法家蔡襄《入春帖》寫道:“日來氣候陰晴不齊,計安適否,貴屬亦平寧。襄舉室吉安,去冬大寒,出入感冒。(積)勞百病交攻,難可支持。”趙孟頫《俗塵帖》寫道:“近一病兩月,幾至不起,得鮑君調理,方似小差,然眠食未復常,氣力惙惙,春憂之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