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書者說】

　　作者：寧稼雨（南開大學文學院教授）

竹林七賢圖 范增

　　近日，安徽文藝出版社出版了筆者編纂的《世說新語》（全文全注全譯全解）。這是一個與學界論著不同，面向大眾的讀物。

　　所謂“全文”，是指本書選取了《世說新語》原書的全部原始文字。“全注”，是指本書沒有采用《世說新語》原書中的梁代劉孝標注，而是針對今天的讀者在閱讀古文時可能遇到的障礙，如重要人名、地名和典章制度乃至艱澀的古漢語詞匯等，重新做注釋。“全譯”，是指該書為全部原文做了白話文翻譯。而“全解”，筆者認為是本書的亮點——在每一條故事后面，加上點評和導讀，這些點評、導讀，是筆者多年來研究《世說新語》和魏晉風度的心得。能夠把這些原本深藏在學術象牙塔的成果，以通俗的語言與大眾分享，可謂幸甚。

　　“名士教科書”

《世說新語》（全文全注全譯全解） 寧稼雨 著 安徽文藝出版社

　　為什么在《世說新語》問世已逾一千多年，且現有圖書市場上已有琳瑯滿目的關于該書的作品時，還要繼續推出其全文全注全譯全解版呢？筆者思索，這也許與今天的編纂者對該書的期待有關。

　　大約70年前，翻譯家傅雷先生給他遠在歐洲學習音樂的兒子傅聰寫信時，說過這樣的話：

　　“你手頭沒有散文的書（指古代散文，作者注），《世說新語》大可一讀。日本人幾百年來都把它當成枕中秘寶。我常常緬懷兩晉六朝的文化風流，認為是中國文化的一個高峰。”（摘自《傅雷家書》）

　　作為一位一生致力于譯介西方文化典籍的中國翻譯家，給自己學習西方音樂的兒子寫信，卻特別強調《世說新語》代表的中國文化精神，這除了能夠說明父子二人對自己民族傳統文化高度重視之外，還說明傅雷這位文化大家認為——《世說新語》所代表的兩晉六朝風流，是中國文化的一個高峰。

　　那么，《世說新語》是一部什么書？它果真具有這么重要的價值和意義嗎？

　　《世說新語》是南朝宋臨川王劉義慶（403－444）編纂的一部筆記體小說，它可稱為一部東漢至魏晉文化的百科全書，也是中國古代志人小說的代表作。書中主要收錄東漢至東晉之間士族文人的言行軼事，內容大都采集漢魏以后的筆記小說和諸子、史傳散文中的故事成分，廣泛反映了當時的風尚習俗。尤令人矚目的是，書中以大量篇幅記載了魏晉文人的清談玄學和人物品藻的活動。與玄學和清談活動相關，書中還記載了很多魏晉文人在苦悶的精神狀態下的放達行為和奇妙玄遠的言行，反映了他們的審美情趣、人生態度和鮮明個性。這些言行，代表了魏晉文人的精神，是“魏晉風度”的真實寫照，以至于魯迅也認為，它是一部“名士教科書”。

　　與風流共鳴

　　《世說新語》（全文全注全譯全解）所依據的底本——光緒十七年（1891）思賢講舍刊本

　　按照文化批評的觀念，在當前多元化的世界，單一的生活內容和重復的行為方式，足以使人們生理厭倦和審美疲勞。然而，用什么去撫慰疲勞、沖淡厭倦，卻見仁見智。

　　魏晉名士風度，也許正是從這個意義上，可以滋養我們的人生態度和生活方式。

　　誠然，積極理想、遠大抱負可以而且應該成為我們人生的主要色塊。然而，對于較多青年朋友們來說，缺少的并不是正面積極的人生引導和理想抱負教育。筆者認為，他們比較缺少的，倒是遇到坎坷和挫折之后的一份承受能力，一份平衡自我心態的素養，甚至遇到重大變故的應對能力，尤其是面對人生福禍榮辱的一份平常和超然心態。魏晉風度，或許剛好可以成為自我意志和精神建構的補充。

　　魏晉時期特殊的社會歷史環境，造就了魏晉名士的獨特群體人格精神。其主流價值取向就是，以超然的精神追求取代現實的物質欲求；以個體的自由灑脫取代社會意志的規矩樊籠；以士人的道統良知取代皇權的勢統控馭；以審美的人生態度取代現實功利的人生態度。這些特征固然不應該是任何一個時代的人們所需要全盤吸收和繼承的品質，但它作為中國文化史上的一個亮點，中國古代士人曾經有過的驕傲，其參照和借鑒價值還是不言而喻的。

　　何晏王弼之談，出神入化。王謝大族堂前，簪纓不絕。劉伶輕狂、阮籍醉酒，竹林名士放誕不拘。顧愷之寫照傳神，謝道韞巧對詩句，東晉名士大展才藝……

　　這些膾炙人口的魏晉人物故事，歷代為人們青睞，千百年來廣為傳誦，本不足為奇。在今天，我們的生活環境與魏晉時期相比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然而人們對魏晉風流向往的風潮和力度有增無減。這恰恰說明，我們在心靈深處與魏晉風流有共鳴。

　　渴望自由是人類的天性，然而任何人類社會對自由的許可容納都會采取必要的限制。如果說，封建社會對人的自由限制多半基于專制管理需要，那么現代社會的限制則是出于對人們環境安全的考量。物理的限制是一方面，心靈上的痛苦（亦可視為“限制”）則更為多見。于是，受到限制時尋求自由則成為古今乃至中外人們的共同之處了。從這個意義上看，今天的人們青睞魏晉名士的灑脫不羈，并非沒有緣由。

　　“道優于器”現于言行

　　我們還時常能聽到這樣的話：“太有才了！”“有才”，其實也是一種時代心聲：現代社會的進步，對個人的才華和能力都提出了更高要求。渴望才能、欣賞才能、實現才能是每個時代弄潮兒的愿望。以有才之士的能力、行為、故事作為榜樣，分享其成功的愉悅、體味其過程的艱辛，也是時下的常見之舉。何況，王羲之、顧愷之、謝道韞這樣的風流名士，比起當今某些領域的明星，更為德才兼備呢？

　　當下，社會經濟的發展改變了人們對財富的認知。人們在擁有物質財富之后，如何追求精神世界的充實和富有呢？一個人物應該有怎樣的內涵、氣質和舉止呢？被譽為“名士教科書”的《世說新語》里，或許能找到一些答案。

　　然而，筆者想說的是，表面可見的風流，仍不過是魏晉風流的皮毛。魏晉風度的內在魅力，在于它將中國傳統文化中“道優于器”和“得意忘言”的高深哲學理念，演繹成一種具體的人生實踐過程。

　　于是，那種放誕不拘、瀟灑飄逸、曠達超遠的氣質風采，也就不僅是一種歷史過程，更重要的是，它具有《蘭亭序》那樣的審美價值和永恒魅力。當人們為現實得失而煩惱、為理想暫時失落而沮喪時，當人們得意忘形時，魏晉風度永遠像一面鏡子，照出我們心靈深處的塵埃，使我們精神得到蕩滌。從他們那里，我們不僅能得到美的享受，更能得到人生的給養。這也就是歷代文人不絕如縷地傾倒于魏晉風度的理由吧。

　　《光明日報》（ 2021年11月29日 1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