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有著悠久的書寫歷史，在印刷不發達、無法大規模機械復制的古代，書寫、抄寫工作成為傳承文明、記錄時代的重要職業。而“書手”，作為擔任書寫、抄寫工作的專職人員，其群體也逐漸趨于定型。目前所能見到的早期書寫文本當是出土于敦煌和羅布泊的紙質文書，如斯坦因發現的粟特人文書、日本大谷探險隊發現的“李柏文書”等，都是魏晉時期的作品，從這些出土文書中，不僅可以看出當時書法的變化，也可以初步看出古代書手工作的端倪。而真正將書手作為一門職業定型并記錄下來，在宋元之際較多，如《輟耕錄》中寫道：“世稱鄉胥為書手。”

《唐代書手研究》周侃 著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書手”這一職業和群體的存在，為我們記錄下了唐代的盛世局面，也可以窺見大量社會基層民眾的生活場景。我們可以從多學科對其進行研究，如書法形式、藝術體現、社會表達方式等。遺憾的是，學界的唐代研究成果較少涉及這一領域，所以，即使現在治唐史的學者，也有很多人對此感到陌生。近期由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的周侃博士的《唐代書手研究》一書，為學界展示了中國古代尤其是唐代書手研究的成果。該成果以大量的敦煌文書和唐代墓志為基礎材料，以書手的身份、職能為切入點，分別對唐代書手的身份職業、士履與生活、教育與藝術三個主題進行了研究，厘清了唐代書手的多重身份和職場的社會變遷軌跡，并考補了六位書手的墓志及其社會生平，從地域空間、時代互動等方面探討了書手的個體技能和整體職業素養、師承關系與時代書風等，解決了唐代書手的身份構成、工作場域、經濟生活等問題。

　　從唐代墓志書寫來研究書手的書法是該著述的重點內容，借助于出土文書、墓志、碑刻等文獻，更能精確地再現書手的工作職能和藝術水平。同時，作者認為唐代書手對于唐代圖書繕寫與傳播、文獻校勘、書法史的研究都有著重要的價值和作用。這些認識非常到位，我們認為，這些書手不僅是廟堂之上的國事記錄者，也是江湖邊緣的社會書寫者，他們記錄著時代，刻畫著歷史。

　　《唐代書手研究》作為研究唐代書手的拓荒之作，正如該著作前言中傅永聚先生所言，該書“首次全面呈現了唐代無數不知名書手的生存狀態和書法風貌，包括給‘書手’這一名詞合適的界定，并具體指出其涵蓋范圍，有利于全面總結唐代書寫者與書法和文化的關系，為全面研究唐代書法與社會的互動提供了一個嶄新的視野”，同時指出，該作者之所以具備跨學科的研究能力，與其自身有著史學學習經歷、書法專業學習經歷有關，尤其與跟從歐陽中石先生、劉守安先生等書法大家學習熏陶密切相關。

　　當然，任何一本著述，都有其研究提升的空間，該著述也存在一個很明顯的問題，即對西域文獻尤其是出土文獻的使用不夠系統和全面。實際上，在西域出土且與書手相關的資料非常豐富，包括漢簡書寫、魏晉時期的簡紙并用，至晉唐時期的紙質文書等，都有相應的作品，而且出土墓志、磚志數量繁多，體現了書法的原生態、連續性的特點。如果該著作再版和繼續研究，可以對其進行豐富補充。

　　《光明日報》（ 2021年08月23日 1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