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其山而鑿之曰摩崖”。摩崖石刻是石刻中一個獨特的類型，摩崖石刻作品均為唯一的、不可替代的、不可移動的文物遺存。

　　湖南摩崖石刻沿瀟湘等水路通道分布，石刻文物與沿江分布的丹霞地貌的水石環境融為一體。湖南浯溪為湘江支流，在永州城北一百余里，祁陽縣南五里，自雙井發源，經漫郎宅，過渡香橋，匯入湘江。浯溪碑林摩崖石刻《大唐中興頌》《大宋中興頌》和《大明中興頌》，構成了中華中興頌的宏大主題，突出反映了中國人對于國家統一、繁榮富強的美好期盼。

　　《大唐中興頌》拓片 資料圖片

　　前代圣賢的手澤真跡，蒼崖丹壁，點畫猶然，于此便與古人親接，衣冠音容，如在目前，光風霽月，通透和暢，千古圣法，會然于心。

　　湖南摩崖石刻:內涵豐富，源遠流長

　　王士禎《浯溪考·自序》云：“楚山水之勝首瀟湘，瀟湘之勝首浯溪。”徐霞客《楚游日記》寫道：“余念浯溪之勝，不可不一登……沿江市而南，五里，渡江而東，已在浯溪下矣……浯溪由東而西入于湘，其流甚細。溪北三崖駢峙，西臨湘江，而中崖最高，顏魯公所書《中興頌》高鐫崖壁……崖前有亭，下臨湘水，崖巔石巉簇，如芙蓉叢萼。”

　　元結頻繁稱道“瀟湘水石”，此“水”指的是江南河川的活水，此“石”指的是整個山體，或者現出高崖，或者現出溶洞，而非人工切割的碑版。摩崖往往坐落于城市的郊外，人跡罕至之處，而非城市的中心。“不有君子，則斯巖之興猶有待。”一方面摩崖常常孤寂著，靜待百世之后的知音，另一方面摩崖因為不可移動，而多少避免了人為破壞。

　　湖南摩崖石刻就其文本內容而言，在文學方面，可以稱之為“石刻上的文學史”，或者徑稱為“摩崖文學”。在書法方面，因為載體與環境的不同，書家的多樣化和作品的總量巨大，亦足以形成單獨的一類，可以稱之為“摩崖書法”。摩崖內涵豐富，除了文學和書法的內容以外，同時又與史學、文博考古學、哲學、圖書館文獻學、文字學、民俗學相關，是名副其實的交叉領域。

　　湖南摩崖石刻具有強烈的人文內涵。摩崖原本是冰冷的死體，一經品題就有了溫度。“真樂不在巖，只在吾淵衷。人茍能尋之，旨趣固無窮。”摩崖是從水石到人文的創造性轉化，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載體。先圣后圣，鄉賢寓賢，湖南摩崖石刻勾勒出一幅圣賢之旅長卷。元結《欸乃曲》、柳宗元《漁翁歌》、宋迪《瀟湘八景圖》、米芾《題瀟湘八景詩》，映照出一片瀟湘意象，是瀟湘美景的生動體現。縱橫交錯的摩崖石刻景群，是古代的旅游觀光地圖，同時就是現代的“跟帖”“打卡”勝地。

　　湖南碑刻具有清晰的歷史內涵。唐虞之道、盛唐氣象、理學淵源、明清吏治，乃至民族文化融合、中外文化交流，一步步標記著文明的進程，一篇篇表達著人文教化的燦爛。

　　湖南摩崖石刻具有突出的地理、地質內涵。大量摩崖沿瀟湘水路分布，成點成線成片，摩崖、捫石、剜苔、剔蘚，成為湖南碑刻的習語。喀斯特地貌的石林、天坑和溶洞，丹霞地貌造就的含鐵質石灰巖的色彩，襯托出“瀟湘水石”。杜綰為此而著《云林石譜》，徐霞客為此而有《楚游日記》。

　　湖南碑刻具有獨特的書法內涵。摩崖猶如湖南的巨幅書法走廊。岳麓山有岳麓書院、麓山寺，麓山寺碑、忠孝廉節碑等，琳瑯滿目。衡山道教、佛教并興，宮觀數百，碑刻遍布。浯溪在永州北百余里，祁陽縣南五里，山溪諸水匯流于此，流入湘江。《大唐中興頌》一篇，自唐人皇甫湜，宋人黃庭堅、范成大、洪邁、岳珂、米芾、李清照以下，各有品題。大多沿江分布的湖南摩崖石刻，水清石白，風景秀麗，書法藝術得江山之助而閃爍古今。

　　中興頌：雄文健筆，煥耀今古

　　位于浯溪碑林的唐代元結撰文、顏真卿書丹的大幅石刻《大唐中興頌》，燦爛金石，清奪湘流，世稱“摩崖碑”，又因其年代之遠、碑面之大、字數之多，被譽為“摩崖三絕”，成為“浯溪八景”之一。

　　《大唐中興頌》石刻高300厘米，寬320厘米，字徑約15厘米。正書，左行。正文中敬語挪抬。共計21行，每行滿格20字。形制巨大，世稱之曰“摩崖碑”。

　　唐至德二年（757年），唐軍收復兩京，唐玄宗回到長安，移居太極宮。上元二年（761年），先后擔任山南東道節度使參謀和荊南節度判官、整兵拒賊的元結，寫下《大唐中興頌》，盛贊玄宗、肅宗兩朝“復兩京”“還京師”，“宗廟再安，二圣重歡”，將之與前代帝王盛德大業相提并論。朱熹《跋程沙隨帖》云：“唐肅宗中興之業，上比漢東京固有愧，而下方晉元帝則有余矣。”大歷二年（767年），元結任道州刺史，奉母居于湖南祁陽，購溪筑室。到了大歷六年（771年），元結改寫了《大唐中興頌》原文，此時他任容州都督，仍家浯溪，號其居曰“漫郎宅”。此年閏三月，顏真卿罷任撫州刺史，夏六月到達浯溪。元結請顏真卿書寫《大唐中興頌》，大字深刻，鐫石于湖南永州境內湘江崖岸的浯溪，一篇大字摩崖碑誕生了。

　　宋洪邁《容齋隨筆》云：“次山《中興頌》，與日月爭光。”元辛文房《唐才子傳》云：“《大唐中興頌》一文，燦爛金石，清奪湘流。”近人柯昌泗《語石異同評》云：“湖湘間唐碑，宋人著錄本不為少，惜皆湮逸。巨擘推麓山寺碑，宋代即已重剜……余則元次山諸刻。海內求次山之跡者，必于永道間，亦湘中石刻之特異者也。”元王榮忠《重修笑峴亭記》：“次山愛君憂國，不以進退生死累其心，乃撰立《大唐中興頌》，魯國公顏真卿為之書，雄文健筆，煥耀今古。發明君臣父子之義，千載不磨。”

　　《大唐中興頌》之所以千古流芳，也與書寫者的愛國情懷有關。安史之亂后，河朔盡陷，顏真卿與從父兄顏杲卿起兵抗敵，河北十七郡同日歸順，橫絕燕趙。其后顏杲卿被擒，罵不虛口，一門死于刀鋸者三十余人。史稱“真卿大節，炳著史冊”。歐陽修《集古錄》云：“《大唐中興頌》，元結撰，顏真卿書。書字尤奇偉，而文辭古雅，世多模以黃絹，為圖障。碑在永州，磨崖石而刻之。”明王世貞《弇州四部稿》云：“摩崖碑《中興頌》，元結撰，顏真卿書，字畫方正平穩，不露筋骨，當為魯公法書第一。”明蕭泰登《題浯溪詩》：“靈武歸來大難紓，忠臣孝子義何如。浯溪石刻人爭重，只為平原太守書。”

　　《大宋中興頌》寬710厘米，高452厘米，共計49行，滿行26字。洋洋千言，形制巨大，文字俊美。宋朝皇室率多精于書法，頌文亦非虛美。

　　北宋傳九帝，國祚167年，國家結束了唐末五代軍閥割據的混亂局面，五星聚奎，文運大興。南宋亦傳九帝，國祚152年，南方經濟得到長足發展，國家走向了歷代文治的頂峰。乾道二年（1166年），時任永州通判的皇宋宗室趙不憂寫下《皇宋中興圣德頌》，即《大宋中興頌》，盛贊高宗、孝宗兩朝“揖遜之風，孝治之美，自唐虞以來未有盛于今日”。趙不憂，字仁仲，紹興二十七年（1157年）進士，歷官金華縣丞、永州通判、開州知州、夔州路轉運判官。其父趙士圃被金人所俘，隨宋徽宗北遷五國。金朝完顏烈來宋朝，趙不憂為使館副伴，與金使相見，對揖抗禮。趙不憂平生敬重朱熹、張栻。曾上書請啟用朱熹，并為張栻請謚；與葉適交友，葉適為趙不憂撰寫了《行狀》，有云：“平生所敬重者朱熹、張栻，嘗請賜張公謚，且乞用朱公，云‘某與公相見晚……’所著《論語解》一編，他文未次第。永州時為《宋中興圣德頌》，刻諸崖石，楚、蜀間傳之。”《宋史》記載他：“性篤孝，生戒嚴歲，遭父北遷，每思慕涕泣。長力學，母曹氏止之，答曰：‘君父仇未報，非敢志富貴也。’……居官所至有聲，立朝好言天下事……所敬者朱熹、張栻，栻死為請謚，又請用熹。其好尚如此。”

　　乾道七年（1171年）刻石于夔州，嘉定二年（1210年）再刻于浯溪，位于《大唐中興頌》之側。鐘興嗣詩“盍觀我宋朝，崖上中興碑”，曾煥詩“元頌顏書山谷詩，還鐫我宋中興碑”，李祐孫詩“浯溪崖石與天齊，兩刻中興大業碑”，皆詠此頌。書寫者趙公碩，浚儀人，紹興二十一年（1151年）進士，歷官余杭知縣、四川總領、福建路轉運副使、建州知州、寧國府知府、巴州知州、浙東提刑，為趙宋宗室，與魏了翁交友，學者評價《皇宋中興圣德頌》“不在魯公《中興頌》下”。

　　《皇宋中興圣德頌》原文作于永州，后翻刻于浯溪，有款跋。初刻在夔州府奉節縣，縣有瞿塘峽，峽口稱為夔門。夔門兩側為高山，其南名為白鹽山，白鹽山至夔門間的陡峭巖壁，古稱粉壁堂。吳式芬《金石匯目分編》：《皇宋中興圣德頌》在“峽門石壁上，字大如斗，端楷莊重，遠望可讀。惟壁陡逼江，水急風高，不便模拓”。2002年，初刻因修建三峽水庫，切割搬遷到重慶中國三峽博物館。

　　《大明中興頌》寬300厘米，高240厘米。明萬歷三年（1575年），丁懋儒在永州知府任上，修建朝陽巖零虛山，刊刻《宋濂溪周元公先生集》，同時撰文、書寫了此碑。丁懋儒，字聘卿，號觀峰，別號三觀主人，山東聊城人，萬歷二年（1574年）任永州知府。明武宗荒淫無度，朝政敗壞，外有異族進犯，內有宦官擅政，“悍夫豎孽，中外洶洶”，危機重重。繼之而起的三朝君主，世宗嘉靖帝、穆宗隆慶帝、神宗萬歷帝，用張居正改革，嚴懲貪官污吏，裁汰冗員；用戚繼光總督薊、昌、保三鎮練兵，鎮守長城；又有王陽明總督兩廣，創辦陽明書院，倡導“知行合一”“致良知”，出現了嘉靖中興、隆慶新政、萬歷中興的新跡象。丁懋儒率永州官屬共同鐫刻《大明中興頌》于浯溪崖壁，盛贊世宗、穆宗、神宗三朝以來唯精唯一、右文守成、威加漠北、海內以寧的中興景象。

　　“經亂年年厭別離，歌聲喜似太平時。詞臣更有中興頌，磨取蓮峰便作碑。”（司空圖詩）大唐中興，大宋中興，大明中興，三朝中興頌蟬聯刻寫在永州浯溪高崖之上，悠久高明，吉祥止止。浯溪摩崖石刻寄托了一代代中國人對于國家富強、民族昌盛的期盼，同時也構成了湖南碑刻中最為宏大的人文主題。

　　《光明日報》（ 2021年07月05日 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