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文史研究而言，家譜均有重要價值。每一部家譜，照例都要記載該家族全部成員的名字、排行、生卒年，以及科名、官職、婚姻、子女等，除因犯罪而有礙門風被開除出族者外，沒有故意的遺漏。因此，從某種意義上說，家譜比官方的記載要完整。同時，某些家譜中的序跋、誥命、奏章、田地房契、碑傳、日記、詩詞等，往往在史籍、地方志、詩文集、筆記小說中見不到，其文獻價值極其珍貴。當然，在家譜修纂中，也存在攀龍附鳳的陋習，因而作偽的現象時有發生。那么，怎樣鑒別、使用家譜文獻呢？卞孝萱、武黎崧的《名人家譜叢考》一書做了成功的嘗試，其研究方法主要是譜學與文學、史學互動，特別具有啟發意義。

《義門陳氏宗譜》之一頁  選自《名人家譜叢考》

《名人家譜叢考》卞孝萱 武黎崧 著 遼海出版社

　　以家譜補文補史，是《名人家譜叢考》一書譜學與文學、史學互動的第一種方法。其中，一方面是以家譜補文。如清代著名文學家趙翼有《甌北集》傳世，收詩2000多首，但是世上從未見其文集，更沒有見過其駢文。所以，盡管我們比較了解其文章學思想，但是沒有經過其作品印證，所以對其研究很難深入下去。然而卞先生在整理《西蓋趙氏宗譜》時，發現《譜》中保存趙翼文22篇，其中散體文19篇，還有駢文3篇。這樣便為我們進行全面、深入的研究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另一方面是以譜補史。如翁心存、翁同龢父子兩代帝師，家族顯赫，是名副其實的晚清名臣，但是，外人誰知道這父子二人本來不屬于翁氏家族呢？經卞孝萱、武黎崧師徒二人通過對《海虞翁氏族譜》的整理研究，真相大白：翁氏第七世為翁萬春（號芳庵），《海虞翁氏族譜》中記載翁萬春本來無子，又不以侄輩繼承，卻抱鄒氏之子為兒。《譜》中在記述翁萬春之子翁長庸生平事跡時揭示了這一事實：“本姓鄒氏。父諱孟孝，字達所。生七日而芳庵抱以為子。幼孤，奉母至孝……”由此可知，翁心存、翁同龢作為大清名臣，本非翁氏后裔，實當姓鄒。這是驚人的發現，補了正史之不足。

　　以家譜解詩文、證史事，是《名人家譜叢考》一書譜學與文學、史學互動的第二種方法。其一是以家譜解詩文。如清代著名文學家趙翼《甌北集》卷五十有《悼亡》三首，其中有“生甘荊布無交謫”“敝居常理屋牽蘿”及“營奠遺言戒費錢”等句；卷五十一有《正月十九日為亡室程恭人忌辰，脫缞輟泣，老淚已枯，孑然顧影，轉覺神傷也》一詩，在沒有看到《西蓋趙氏宗譜》之前，我們只知道是悼亡詩，具體亡者是誰，一無所知，因此對詩難求甚解。而《名人家譜叢考》中通過對《西蓋趙氏宗譜》的整理與考辨，一方面考證出趙翼《繼室程恭人行略》中“程恭人”的真實身份，另一方面也確認了趙翼《甌北集》卷五十《悼亡》三首及卷五十一《正月十九日為亡室程恭人忌辰，脫缞輟泣，老淚已枯，孑然顧影，轉覺神傷也》一詩哀悼的對象，從而對這些作品的內涵有了比較全面的了解。

　　其二是以家譜證史。如《清史稿·列傳》卷一百七十二中對翁心存出生年月、字號及科第的記載是：“翁心存，字二銘，江蘇常熟人。父咸封，官海州學正。知州唐仲冕見心存有異才，奇之，授之學。道光二年（1822），成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大考擢中允，督廣東學政……”《名人家譜叢考》一書中用《海虞翁氏族譜》關于翁心存的記載加以印證：“十四世，翁心存，字二銘，號遂盦。乾隆辛亥（1791）五月十四日生，同治壬戌十一月初七日薨，年七十二。嘉慶丙子舉人，道光壬午（1822）進士，翰林院庶吉士，散館第一，授編修，大考升中允。”通過家譜的印證，使《清史稿·列傳》中關于翁心存出生年月、字號及科第的記載更加堅實可信。其他如《清史稿·列傳》卷二百十四關于翁同書出生年月、字號及科第的記載：“翁同書，字藥房，江蘇常熟人，大學士心存子。道光二十年（1840年）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大考屢列二等，擢中允……”《名人家譜叢考》一書中利用《海虞翁氏族譜》關于翁心存的記載加以印證：“十五世，翁同書，字祖庚，號藥房。嘉慶庚午六月九日生，同治乙丑十月廿七日卒，年五十六。道光壬辰順天舉人，庚子（1840年）進士。翰林院庶吉士，授編修，充癸卯廣東鄉試正考官，貴州學政。歷左、右春坊中允……”經過這樣的印證，《清史稿·列傳》中關于翁同書出生年月、字號及科第的記載便堅實可信。

　　以正史糾家譜中文史資料之謬，是《名人家譜叢考》一書譜學與文學、史學互動的第三種方法。從實而論，古人家譜雖多選擇族人中有名望者掛名主修，但實際編纂者多為塾師。因其學養所限，特別是攀附名人為榮的陋習之影響，作偽的現象經常出現。對此，《名人家譜叢考》一書做了大量的糾謬工作。

　　其一，以正史糾家譜中詩文之謬。如泰和三塘《鐘氏族譜》中載有南朝文學家鐘嶸所撰《序》，此《序》中竟然有這樣的記載：“其與子壽、道濟之通譜，蓋同符而合轍矣。彼元振之妄拜，正倫之求附，又焉可同言而語哉！”《名人家譜叢考》一書依據《舊唐書》《新唐書》兩部正史，考出鐘嶸所撰《序》中的“子壽”為唐時宰相張九齡，“道濟”為唐宰相張說，“元振”為唐人郭元振，“正倫”為唐人杜正倫。鐘嶸是南北朝時期梁朝人，他的《序》文中竟然寫到幾百年后的唐代人，其荒謬可想而知。據此，卞先生得出結論：“這篇序文，與鐘嶸之生平、家世、思想皆不合，還運用了鐘嶸絕不可能知道的后世的典故，足以說明它是冒名之偽作。”卞先生的嚴謹，糾正了其家譜中的謬誤。

　　其二，以正史糾家譜中史事之謬。從歷史上看，有些家譜修纂者以攀附名人為榮，于是在其家族史事上作偽。如《中山劉氏宗譜》就對其家族歷史事實作偽，將其祖先托始于漢中山靖王劉勝，并且自稱其劉氏為唐劉禹錫之后裔。《名人家譜叢考》一書中將劉禹錫《子劉子自傳》與正史《魏書》《周書》《隋書》等文獻進行比對，首先舉劉禹錫《子劉子自傳》為鐵證：“七代祖亮，事北朝為冀州刺史、散騎常侍，遇遷都洛陽，為北部都昌里人……墳墓在洛陽北山。”然后列舉《魏書》《周書》《隋書》中三條正史中的材料，佐證劉禹錫的自述，揭示其家世的真相，最后得出結論：“可見劉禹錫自述的‘七代祖亮’‘遇遷都洛陽，為北部都昌里人’‘墳墓在洛陽北山’，與以上三條資料相合，他是隨著拓跋氏政權南遷的胡姓劉氏之后。”由此證明，劉禹錫應系隨著拓跋氏政權南遷的胡姓劉氏之后，而非漢代楚元王劉交或中山靖王劉勝之后，從而還歷史以本來面目。

　　這樣，經過上述三種譜學與文學、史學的互動，家譜的整理與研究獲得了雙重效果：一方面其文獻價值得到科學的利用，另一方面也使家譜去偽存真，還歷史以真實的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