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族的家國情懷，是我們民族精神的重要組成部分。對于這種家國情懷的形成，中國傳統文化諸流派都有其歷史作用。儒學強烈的家國情懷，歷來為世人所公認；而道家和佛家的家國情懷尚未被世人充分認識。例如清代思想家唐甄在其所著《潛書·性功》篇中，就曾提出“老養生，釋明死，儒治世”。若果真如此，佛家和道家自無家國情懷可言。但儒、道、佛三家的家國情懷其實是各有千秋，而在價值取向上具有一致性。

《日講禮記解義》資料圖片

一

儒家的家國情懷基于先秦儒家提出的“三綱領八條目”。

相傳為曾子所作的《禮記·大學》云：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于至善……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

朱熹在其所著《大學章句》中，對《大學》的中心思想作出概括，將“明明德”“親民”“止于至善”稱為“《大學》之綱領”，將“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稱為“《大學》之條目”，后世稱為“三綱領八條目”，簡稱“三綱八目”。儒學從其產生之日起便是“為己之學”，即注重儒者自身道德修養的學問，而這“三綱八目”將儒者自身的道德修養與家國情懷聯成一系?！案裎?、致知、誠意、正心”是“修身”的途徑，儒者應當以修身為本，“修身”的目的是“明明德、親民、止于至善”，達到最高的道德境界，而最高的道德境界必須落實于“齊家、治國、平天下”。這就體現了儒家的家國情懷。

基于“三綱領八條目”這個根本理念的家國情懷，被后世儒家不斷發揚。儒家思想在我國歷史上長期居于主導地位，其以天下為己任的宏偉抱負和強烈的社會責任感濡染、浸潤著歷代炎黃子孫，對中華民族家國情懷的形成和發揚產生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二

當儒家、墨家、法家等學派力倡有為于天下之時，老子卻標舉“無為”。面對社會的動蕩不寧、人心的焦灼不安，老子身懷濟世救人的一腔熱忱，在靜觀默想之間，為當時、也為后世，留下了“無為而無不為”這種高明而深邃的智慧。

老子對于當時社會政治問題的基本看法是，產生社會問題的根本原因是人們沒有尊重事物的內在本性，沒有遵循事物發展的自然規律，從而打破了事物之中本來存在的平衡與和諧。因此，解決問題的根本辦法就是“無為”——順其自然，使萬事萬物恢復其本性和秩序。《老子》這部看似玄虛的論“道”著作，從漢代司馬談、班固開始，就指出它是一部討論治國方略(“君王南面之術”)的書。唐玄宗李隆基御注《老子》，進一步突出了書中“理身理國之要”的主題?！端纬聦嶎愒肪砣なW》記載：宋太宗讀老子之書，對身邊的侍臣贊賞老子的“無為”智慧，說：“伯陽五千言，讀之甚有益，治身治國，并在其內。”可見老子的“無為而無不為”思想主要還是一種政治智慧?！独献印と哒隆吩疲骸暗莱o為，而無不為。侯王若能守之，萬物將自化。”《老子·十章》還曾設問：“愛民治國，能無為乎？”對此的回答則見于《老子·五十七章》：“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老子心目中的理想政治是順應大道，無為而治。在他看來，治理國家、安定天下，不必費盡心機地采取各種手段和措施，而可以“治大國若烹小鮮”，實現天下大治。關鍵是“我”(侯王)要遵循自然無為的法則行事，讓各種事物按照其本性去發展，而不要橫加干涉；讓每個人無拘無束地成長，而不要扼殺其生命本性和創造才能。從老子的這些議論中，從他的諸如“愛民治國”之類的話語中，我們可以感受到“無為而無不為”之說中寄托的家國情懷。

道家的另一位創始人莊子，因其“齊萬物”“同死生”“泯是非”等思想，在歷史上曾被視為崇尚虛無、消極遁世的典型代表。后漢高誘在《呂氏春秋·必己》的注中，就說莊子“輕天下，細萬物，其術尚虛無”。其實，正是《莊子·天下》篇最早提出了“內圣外王之道”，認為人內心的道德修養是“圣功”，發揮出來救世安邦則是“王政”。這種“內圣外王之道”表明莊子并非沒有家國情懷的“輕天下”者。

清初學者林云銘在《莊子獨見》中說：“莊子眼極冷，心腸最熱。眼冷，故是非不管；心腸熱，故感慨萬端?！痹谒此评淙舯摹袄溲邸焙竺?，是悲天憫人的熱切情懷。儒家風塵仆仆地奔走于各諸侯國之間，苦口婆心地規勸君王實行仁政、德治，希圖以此救世。而在莊子看來，儒家的救世主張雖然用心良苦，但是這種一廂情愿的主張是行不通的。莊子認為，救世的根本方法在于“救心”，讓人們回歸淳善的本性，即“歸心大道”。所謂大道，就是道家所說的天地萬物的根本之道。

三

中國佛家不僅修煉“菩提心”，而且修煉“忠義心”。

佛學本是“出世”之學，但宋代中國佛家卻多有“入世”之說。其中最典型的是宋代高僧大慧宗杲(1089—1163)提出的“菩提心則忠義心”之說。

“菩提心”即佛家所追求的“覺悟”之心，它代表佛門的最高智慧?！爸伊x心”即儒家所提倡的“忠君愛國”之心，它代表著封建社會世俗生活領域的最高行為準則。在印度佛教傳入中國之初，按照當時的教義，“菩提心”與“忠義心”是不相容的。因為佛教徒乃是脫離了世俗生活的“出家”“出世”之人，已不再具有世俗社會的“忠君”“孝親”等義務，不再具有“家國情懷”。而宗杲則將儒家的“忠君愛國”思想引入了佛教。當時由于金人大舉南侵，“忠君”和“愛國”成為宋代社會最重要的行為準則。宗杲正是適應了當時的社會需要，明確提出“菩提心則忠義心也，名異而體同”，認為佛家追求的“菩提心”與世俗社會提倡的“忠義心”(忠君愛國之心)，名稱雖異，但實質相同。在這方面佛門弟子與世俗民眾之間，不存在“出世間”與“世間”的區別。宗杲還說：“予雖學佛者，然愛君憂國之心與忠義士大夫等?！彼J為就忠君愛國而論，“出世”的佛門弟子與“入世”的士大夫同樣責無旁貸。

不但要忠于君，而且要孝于親，“忠”與“孝”不可分割、相輔相成。這本是封建社會世俗生活領域的觀念，也是儒家的思想，宗杲卻讓它成了佛門教義?！洞蠡燮沼X禪師語錄》卷二十四云：

未有忠于君而不孝于親者，亦未有孝于親而不忠于君者。但圣人所贊者依而行之，圣人所訶者不敢違犯，則于忠于孝，于事于理，治身治人，無不周旋，無不明了。

宗杲不僅強調了“忠”與“孝”的一致性，而且將提倡忠孝的儒家圣人之言，視為佛門弟子的行為準則，認為只要身體力行儒家圣人的“忠孝”之教，也就達到了佛門修行的極高境界。這不僅表明了宋代佛學對儒學的“靠攏和依附”，而且典型地體現了中國佛教的世間化傳統和佛教徒的家國情懷。

這種世間化傳統和家國情懷，在當代中國佛教代表人物趙樸初的“人間佛教”思想中得到了繼承和發揚。趙樸初畢生追求“莊嚴國土、利樂有情”的人間佛教。在1983年12月召開的中國佛教協會第四屆理事會第二次會議上，趙樸初作了題為《中國佛教協會三十年》的報告，明確提出“人間佛教”思想：

在我們信奉的教義中應提倡人間佛教思想。它的基本內容是五戒、十善、四攝、六度等自利利他的廣大愿行……佛陀出生在人間，說法度生在人間，佛法是源出人間并要利益人間的。我們提倡人間佛教的思想，就要奉行五戒、十善以凈化自己，廣修四攝、六度以利益人群，就要自覺地以實現人間凈土為己任，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這一莊嚴國土、利樂有情的崇高事業貢獻自己的光和熱。

此處提出的“莊嚴國土、利樂有情”，表明了人間佛教期盼祖國繁榮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家國情懷。在《佛教常識答問》一書中，趙樸初說釋迦牟尼創立的佛教在中國傳播發展的過程中，在中國的文化土壤上，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一部分，成為“中國的佛教”而非“在中國的佛教”。他還說中國佛教“流傳最廣的宗派”禪宗，“高標‘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表現出“積極入世的態度”，體現了中國佛教的特色。趙樸初的相關論述雖然沒有使用“家國情懷”這個詞語，但他所說的正是中國佛教世間化的優良傳統和家國情懷。他在《中國佛教協會三十年》中提出：“我們應當繼承和發揚這一優良傳統?！笨梢哉f，趙樸初使“菩提心則忠義心”之說得以發揚和升華，使中國佛教世間化的優良傳統和家國情懷得以發揚和升華。

簡言之，就家國情懷而論，儒、道、佛三家雖形態有別，卻具有共同的價值取向。正由于作為中國傳統文化主流的儒、道、佛三家都心系天下、志在報國，都具有或強烈或深沉的家國情懷，才使得中國傳統文化成為培育一代又一代炎黃子孫家國情懷的民族文化。唯其如此，當我們在全社會弘揚家國情懷時，儒、道、佛和其他學派的優秀思想，都能成為我們可貴的精神資源。

余秉頤安徽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安徽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

《光明日報》(2020年05月02日0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