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古譜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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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應時解譯敦煌古譜音樂會上海音樂學院供圖

【熱點觀察】

敦煌，古代絲綢之路上璀璨的明珠，東西方文明交匯的咽喉，孕育了千年藝術寶庫——莫高窟。當敦煌壁畫上的古老樂器和精美服飾走出洞窟，和中國民樂一道，走到人們身邊時，會是一種怎樣奇妙的相遇？

在上海音樂學院，記者見到了“古樂·新聲——陳應時解譯敦煌古譜音樂會”的主創團隊。繼去年首次亮相“上海之春”國際音樂節，隨后參加上海市文廣局大型舞臺藝術作品展演、赴敦煌參演“古樂重聲”音樂會，再赴奧地利參演維也納中國新年音樂會，一路收獲中外觀眾的熱情和學者的真誠建議，讓團隊成員興奮不已。最近，他們正在對音樂會的曲目和舞臺呈現進行第三輪打磨，4月15日剛剛完成作曲部分的修改。

“我們希望將陳應時教授通過數十年研究解譯出的敦煌樂譜進行‘再創造’，既遵循古譜的原來含義，讓觀眾能領略到古代韻味，又通過民族樂器，按現代人的審美需求進行配器創作。”擔綱音樂會總策劃的上海音樂學院院長辦公室主任、東方樂器博物館館長史寅說，這也是音樂會定名為“古樂·新聲”的考慮——千年古樂出新聲，敦煌古譜“活”起來。

破譯千年“天書”

敦煌古譜，距今有1000多年的歷史，是我國現存最早的樂譜之一，在中國古代音樂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敦煌樂譜P.3808全卷現存25首，為唐代世俗歌舞樂，抄寫于長興四年(公元933年)前，其譜式為琵琶譜，封存于敦煌莫高窟。清光緒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重見天日，但又輾轉流落到了法國巴黎國家圖書館。古譜有《品弄》《傾杯樂》《急曲子》《撒金砂》《又慢曲子西江月》等樂曲。

這些古譜素有“千年天書，百年解釋”之謂，譜字與符號極其晦澀，解譯困難。百余年來，世界各地的學者皓首窮經，孜孜不悔。

最早致力于敦煌樂譜解讀的，有法國漢學家伯希和、日本古譜學家林謙三，接著中國學者也開始著手研究。其中，上海音樂學院教授陳應時的研究獨樹一幟。從1982年發表《解讀敦煌樂曲的第一把鑰匙》至今，陳應時已公開發表近40篇敦煌古譜研究論文，在中國古譜學、樂律學等領域作出了杰出貢獻。2007年，憑借專著《敦煌樂譜解譯辯證》，陳應時獲中國音樂金鐘獎理論評論獎一等獎，2014年獲第26屆小泉文夫音樂獎。

“敦煌樂譜是認識中國古代音樂極為重要的窗口，上海音樂學院的敦煌古樂研究在學界一直處于領先地位，并產生廣泛影響。”史寅介紹，上世紀80年代初，上海音樂學院教授葉棟發表《敦煌曲譜研究》一文，并將25首樂曲根據自己研究所得，全部解譯付諸演奏錄音，在國內外引起強烈反響。而陳應時發現，“這些譯譜無疑都各具價值，但仍沒有達到令人滿意的結果”，比如敦煌古譜中的符號，究竟代表什么還沒弄清楚。陳應時由此開始了自己的研究。

陳應時對敦煌古譜研究的一大貢獻是首創“掣拍說”理論。他從北宋沈括《夢溪筆談·補筆談》和南宋張炎《詞源》中得到啟發，于1988年發表論文《敦煌樂譜新解》和25首譯譜，對敦煌曲譜的定弦、節奏、同名曲重合等疑難問題作了合乎邏輯的解譯，樂句結構謹嚴，旋律運行通順，調性、調式感清晰。

當這些古譜譯成現代樂譜之后，它們便不再僅僅是紙面上的文物了。沉睡千年的古曲，穿越時間隧道悄然回到人間。

賦予古樂新生

古樂譜“解碼”之后，能否真正“活”起來，在當代進行舞臺呈現？

這一次，當《品弄》《傾杯樂》等陳應時研究成果中的敦煌古譜解譯精品，經過數位專家學者尋律編配后，以竹笛、琵琶、揚琴、古箏等中國民族樂器奏響時，有專業聽眾感慨：千年前的敦煌古樂終于重獲新生。

將古譜用舞臺藝術呈現，也是陳應時敦煌古譜研究的著力點之一。1989年，他發起成立中國古樂團，舉辦《唐朝傳存的音樂》音樂會，奏唱了日、英、德、中等國學者解譯的敦煌曲譜及其他唐傳古譜，讓公眾對古樂有了更直接的感知和了解。

古代音樂和當時的社會生活緊密相連。日本學者林謙三將敦煌古譜按其三種抄寫筆跡分為三組：第一組10曲、第二組10曲、第三組5曲。陳應時注意到，敦煌樂譜第一組所用的音階和現今新疆維吾爾族音樂的音階基本相同。古老的樂譜與當下生活有千絲萬縷的關聯，這讓陳應時無比欣喜，他嘗試根據自己的譯譜探索敦煌樂譜中的西域古曲。他還拿出了一些沒有公開發表的敦煌譯譜，交給新疆當地的音樂工作者，他們結合民族音樂的特點譜出了新的旋律。

讓古樂“活”起來，借由古老的音符和旋律，探究社會生活史和藝術史的變遷，從中回溯歷史的源流，讓歷史走進當下，或許是古代音樂研究者的共同愿望。《品弄》為敦煌古譜第一首，明代王驥德《曲律》錄《樂府混成》有“大品小品”之謂并附《小品譜》兩首。“品”，近于古琴“品弦”“調意”“開指”，即按調弦法調好琴后的一個試奏小品或小曲，沒有特定內容。在陳應時解譯敦煌古譜音樂會上，青年作曲家李墨以古譜為基礎進行編配，以琵琶、中阮、古箏等彈撥樂器為主奏樂器，樂曲在打擊樂和笙、笛、篳篥等吹打樂器的襯托呼應下，緊湊遞進，表現出鏗鏘有力、莊重肅穆的氣勢氛圍。

“敦煌古譜的文化內涵極深、翻譯難度極高。古譜樣本本身由于原來是琵琶樂器的單旋律樂段，所以信息較少且單一，并不能夠用直接彈奏的辦法來進行舞臺呈現，也不符合現代舞臺展演的要求。”史寅告訴記者，策劃這場音樂會時，明確將工作的主要方向放在二度創作上，即展現古譜的獨特神韻，以現代人的認識、現代創作的意識、現代表演的手段，及運用多媒體展示學術成果的形式，來再現這一輝煌的學術成就。

值得一提的是，為了原汁原味地呈現古樂之“古”，作曲家們首先把每首曲子的曲調原封不動地呈示出來。呈示完之后，再根據這些音調去發展和延伸，將十幾小節構成的樂段，巧妙發揮，編配成一首首完整的作品，令人耳目一新。

展現國樂魅力

這場跨越千年的音樂對話，呈現形式豐富多樣，既有民族室內樂，又有民族管弦樂。在樂隊編制上，打破了原有琵琶單聲部旋律，加入了竹笛、笙等吹管樂器，古琴、古箏等彈撥樂器，編鐘、排鼓等打擊樂器；還選用了二胡、中胡等拉弦樂器以及柳琴等近代民族樂器，因此旋律更具歌唱性，音效也更為活潑靈動。

“因陳出新，卓爾立派，究釋古樂之譜；應時生化，斐然成章，演繹敦煌之曲。”關于音樂會，上海音樂學院黨委書記林在勇寫下一段感言。

在他看來，對敦煌古樂的傳播還不夠。進一步開發優質學術資源，把中國音樂的故事講好，把多彩的中國傳統文化呈現給世界，是他下決心推動創作這臺音樂會的初衷，也是上海音樂學院理當承擔的使命。

《長沙女引》為敦煌古譜第二十首，文學家任二北曾據唐人詩句“姑蘇太守青娥女，流落長沙舞柘枝”，推測《長沙女引》即唐代名曲《柘枝引》。音樂會上，以琵琶、古箏、揚琴、笛簫四重奏演繹這部作品，琵琶主奏旋律，配以笛簫、揚琴的長音伴奏，悠揚典雅。當舞臺燈光聚焦在舞者身上時，仿若壁畫中的女子婀娜而出，勾勒出一幅令人神往的畫卷。

民族管弦樂合奏曲《水鼓子》是整場音樂會的最高潮，由上海音樂學院教授、上海音樂家協會理事朱曉谷編配，是敦煌古譜第十八首和第二十五首的結合體。全曲氣氛熱烈，節奏急促，富有變化，樂器的演奏與舞蹈演員、聲樂演員的演繹相映生輝，展現出大唐盛世的宏偉氣度。

史寅告訴記者，音樂會將25首敦煌古樂編配成13首樂曲，樂隊編制各不相同，有的增加了演唱，并復原了一些當時的樂器(如篳篥、排簫、笙、古琴)，有的增加了一些宋朝以后才出現的樂器。主創團隊結合上海音樂學院東方樂器博物館、亞歐研究中心、古譜研究中心等多個部門的研究成果，加強對敦煌樂器復原的研創，為這臺音樂會定制了十余種“敦煌樂器”，從而讓音樂的表達更加完美。

用音符奏響神秘又古老的“天書”，不僅限于給古譜音樂進行配器，也不僅僅是演變為樂隊形態，還要通過系統學習、實地臨摹和反復研讀古譜，進一步考察了解當時的文化背景，深挖古譜當時的音樂語境，對古代音樂的呈現方式作進一步思考。

史寅說，“敦煌樂譜作為琵琶曲，作曲家們巧妙地采用琵琶的伴奏音型進行發揮。但要完全達到古代樂曲的思維邏輯是很難的，還有待深入研究。我們期待通過這臺音樂會，推動對敦煌音樂和古代樂器的進一步研究，假如相關成果能引起國際社會的共鳴，對‘一帶一路’沿線樂器的傳播、演變和相互交匯帶來積極影響，那我們的收獲就更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