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谷豐登：中華文明進程的重要密碼

——訪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趙志軍研究員

自古以來，五谷豐登寄寓著人們對農業豐收與美好生活的向往與祈愿。而在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趙志軍研究員等植物考古專家看來，這絕非簡單的歌頌贊美之詞，而是中華文明形成的必要條件。文明進程中的五谷、六畜、百工，都可以成為打開某個區域文明演進之門的鑰匙。粟、黍、麥、豆、稻或麻，遺址中殘留的農作物不僅讓我們了解先民吃什么、穿什么，甚至能從中解讀出某些文明興衰的密碼。到底何為五谷，它們在我國古代是如何馴化推廣的，早期農業與文明形成發展之間有哪些關聯？圍繞這些問題，光明日報記者對趙志軍進行了專訪。

記者：我們都知道《論語》里有句話，“四體不勤，五谷不分”，可能大部分人關于五谷的概念都由此而來。五谷包括哪些農作物，與先民的生活有哪些關聯呢？在中華文明早期星羅棋布的農業聚落里，有哪些不同的農作物種植方式？

趙志軍：《論語》里的這句話是孔子說的，因而后世儒家對其進行過多種解釋。其中最著名的是東漢的兩位學者，趙岐說五谷是水稻、糜子(黍，即黃米)、谷子(粟，即小米)、小麥、大豆。鄭玄同意后四種，但認為第一種不是水稻，而是大麻。過去我們不太關注古人的日常生活，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這些也許決定歷史發展的細節被遮蔽了。其實，很多古代文明都有一個顯著的共同點，其形成過程都是建立在以農業生產為特點的經濟基礎之上，換言之，古代農業經濟的發展是古代文明形成的必要條件之一，因而復原早期農業經濟特點對探討中華文明形成具有重要意義。近些年來由于科技考古的發展，特別是浮選法的普遍應用，考古工作者從全國各地考古遺址浮選出土了數量巨大的植物遺存，為探討中國古代農業的形成提供了直接的實物資料。

我們對這些農作物遺存進行梳理，結果發現了一個很有趣的現象：在秦漢以前的文化遺址中，中國大地上出土的農作物遺存只有6種：稻米、谷子、糜子、大豆、小麥、大麻。說明這是中國古代最重要的6種農作物，大麻是棉花傳入之前我國古代最重要的植物纖維來源，如果講食用的谷物，確確實實是5種。

研究顯示，距今8000年前后，中國南方和北方都出現了早期農業生產的考古證據，當時的生業形態表現為以采集狩獵(或采集漁獵)為主、以農耕生產和家畜飼養為輔的特點；距今6500年前后，北方旱作農業率先完成了由采集狩獵經濟向農業經濟的轉變過程；距今6000～5000年間，長江中下游地區也相繼完成了向稻作農業社會的轉變；距今4000年前后，外來的小麥日益推廣，逐漸奠定“南稻北麥”的農業生產格局。

當然，我們現在一說就是“南稻北麥”，這是今天的農業生產格局，而歷史遠比這要復雜。對距今5500～3500年間中華大地上的農耕生產特點進行復原，我們發現當時存在4個不同的農業區劃：一是分布于西遼河流域地區和西北地區的北方旱作農業，特點是以種植谷子和糜子為主，后期出現了極少量的大豆或小麥；二是分布在長江中、下游地區的南方稻作農業，特點是僅種植水稻，未見其他農作物品種；三是分布于黃河下游地區的稻旱混作農業，特點是水田作物水稻和旱地作物小米并重；四是主要分布在黃河中游即中原地區的多品種農作物種植，即同時種植谷子、糜子、水稻、大豆和小麥5個農作物品種。

記者：不同的農作物種植對這些地區的古文化發展產生了哪些影響？

趙志軍：我們知道，包括良渚文化在內的其他地區的古代文化系統后來都衰落了，而黃河中游地區的中原古代文化系統則愈加強盛。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肯定是多方面的，以往考古學界也提出了各種各樣的假說，但毫無疑問不同地區的農業生產特點也是重要因素之一。

在現今社會，單品種農作物種植是一種先進的農業種植制度，但是在農業生產技術尚不發達的古代，卻具有很大的風險性，特別是在遇到專門針對它的自然災害，如天災、瘟病、蟲害等時，其后果往往是災難性的，對整個區域的農業生產可能造成全面摧毀。例如，長江下游的良渚文化發展水平之高讓人驚嘆，但到距今4500年前后卻突然衰亡；又如，西遼河流域的夏家店下層文化曾經非常輝煌，但大概在距今3600年前后也突然衰亡。其原因可能比較復雜，但不可忽視的是這一時期，長江中下游地區、西北地區和西遼河流域地區的農業生產都是以單品種農作物種植為特點，這很有可能是造成這些地區古代文化突然衰亡的重要因素。

不同的是，這一時期中原地區則是多品種農作物種植，即同時種植生產條件需求不同的多種農作物，比如水田和旱田、秋收作物和夏收作物等，由此采取相應的生產方式如混作、套作、連作等。這樣能夠充分利用區域內各種不同的自然條件，提高農業生產的產量，提高土地使用率，例如在低洼濕地種植水田作物水稻，在干旱的高地種植旱地作物小米，或者在同一塊田地內種植秋收作物和夏收作物；也可以有效應對各種災害，還能為引進新農作物品種提供新的人工生態環境。黃河中游地區的多品種種植農業，具有可持續發展的優勢，為中華文明的形成提供了穩定的物質基礎。

記者：古代先民之間有著遠超我們想象的文化交流，這也為不同農作物品種的傳播提供了便利條件，比如水稻、小麥都經歷了遠距離的傳播。從這一角度來講，似乎考察早期農業起源發展的歷程也能夠使我們對中華文明多元一體、兼容并蓄等特點有更多更深的理解？

趙志軍：中國的農業起源是分成了不同源流的，其中一個是長江中下游地區的稻作農業起源，另外在北方沿黃河流域存在一個旱作農業起源區域。以黃河流域為重心的北方地區的農業生產特點表現為“谷豕是饗”，即以種植粟和黍為代表的旱作農業和以飼養豬為代表的家畜飼養業；以長江流域為重心的南方地區則表現為“飯稻羹魚”，即以種植水稻為主的稻作農業，以漁獵為獲取動物資源的主要方式。考古發現證實，早在仰韶文化時期水稻已經開始北傳到黃河中游地區，自龍山時代起，水稻開始在北方黃河中下游地區普遍種植，這種狀況一直延續到商代早期。

小麥的傳播或許更能說明問題，它起源于西亞，傳入我國初期種植并不順利，存在水土不服、飲食習慣等障礙，但先民創造出一整套新的種植技術和加工方法，使得小麥得以廣泛地普及開來，就整個中國北方地區而言，小麥代替小米成為主要糧食作物可以看作是一場伴隨中華文明形成的農業革命。此后中外之間的農業交流愈益緊密，比如漢代經西域傳入葡萄、苜蓿、核桃等，明朝玉米、番薯、馬鈴薯、西紅柿等的傳入，對人口增加和經濟社會發展起了巨大的推動作用。這些都說明多元一體、兼容并蓄是中華文明的重要特征，中華大地各主要文化區之間的交流日益密切和深入，同時中華文明在形成過程中也開放性地吸收了外來的先進文化因素，取長補短，與時俱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