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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術經(jīng)典】

一個在畫壇上有著重要影響的畫家，一定與其時代相表里。不論古今中外，概莫能外。關山月的藝術與他所處的二十世紀，就是這么個互動相生的關系。從關山月進入藝術創(chuàng)作的抗日戰(zhàn)爭開始，幾乎他所有的創(chuàng)作都緊扣著時代的特征、思潮，緊扣著時代的脈搏。

關山月是畫家高劍父的學生，這似乎從一開始就決定了關山月一生的命運。關山月原名關澤霈，連關山月這名字，也是在1936年入高劍父的“春睡畫院”，繼而又直接成為高劍父的入室弟子時，老師給取的名。這在關山月一生中是一個轉(zhuǎn)折性的變化。

高劍父是被后人稱之為“嶺南派”的“二高一陳”(即高劍父、高奇峰、陳樹人)的核心人物，他一心以“藝術救國”為己任，試圖從文化藝術、從國人心性的改變來進行革命。值得指出的是，在“嶺南派”眾多學生輩中，直接繼承了老師輩的社會與文化使命的人似乎只有關山月與方人定兩人。而關山月，則從一開 始，就因為自己在藝術與時代關系的自覺把握上，占盡天時地利人和的條件，成為20世紀中國畫壇的風云人物。

走上與時代共鳴道路的第一件事，是關山月畫抗戰(zhàn)畫。早在1932年，“九·一八”以后，才20歲的關山月還未正規(guī)學畫，就已經(jīng)開始畫抗戰(zhàn)題材的作品。1932年他畫的第一幅抗戰(zhàn)宣傳畫，題目是《來一個殺一個》，是用一塊白布畫的，當時這幅畫就掛在家鄉(xiāng)陽江最熱鬧的南恩路上。這期間，關山月還創(chuàng)作 了幾十幅抗戰(zhàn)作品。

1938年，關山月26歲，他在澳門普濟禪院創(chuàng)作的一套抗戰(zhàn)組畫則更為著名。廣州淪陷之前，關山月費盡千辛萬苦隨大量難民徒步逃難至澳門。路上難民的艱難、日軍的殘暴，使這位本身尚在窮厄之境中的年輕畫家，憤然而起作畫紀實以助抗戰(zhàn)之心，這幾乎是年輕的關山月第一次創(chuàng)作較為大型的組畫性質(zhì)的創(chuàng)作。這套組畫有《從城市撤退》《中山難民》《漁民之劫》《三灶島外所見》……由于這些作品所繪，全為逃難者一員的關山月親身經(jīng)歷，故畫面有強烈的情感感染力。

關山月這位有著強烈社會責任感的青年畫家，在自己的生活還未安定之時，就在澳門的寺廟里臨時擺起的兩張八仙桌上，開始了自己熱血沸騰的巨幅創(chuàng)作。光《從城市撤退》一畫，就是六張六尺整紙的六聯(lián)屏尺幅。加上以前創(chuàng)作的一些作品，關山月已積累至一百余幅。由此可見，關山月從初入美術界一開始，就是以他與時代社會的緊密聯(lián)系的形象而出現(xiàn)的。

抗戰(zhàn)時期到達四川的關山月，認識了趙望云、吳作人、龐薰琴、馬思聰、黃獨峰、劉開渠及美術史家蘇立文，還在成都的展覽會上認識了大名鼎鼎的張大千，且成了很好的朋友。物以類聚，人以群分，這些朋友或以反映社會而著名，或以現(xiàn)實主義相標榜，或因藝術傳統(tǒng)之精研而名世，年輕的關山月在這些前輩兄長面前不僅拓寬了眼界，也打開了專業(yè)的局面。抗戰(zhàn)后方的四川文化界，掀起一股西北寫生考察的熱潮。張大千率先去了敦煌，王子云接著組建西北文物考察團考察整個西北的文物，董希文、吳作人也去西北寫生……這其中，趙望云、關山月、李小平和張振鐸的西北寫生是其中重要的一支。

西北考察寫生充分反映了關山月與時代自覺而緊密的關系。當時還無正式工作的關山月正當考察準備之際，忽接陳樹人先生推薦去陳之佛任校長的國立藝專任教授的推薦信。在一份優(yōu)厚穩(wěn)當且地位頗高的工作面前，關山月為了藝術本身，為了研究傳統(tǒng)，為了積累生活閱歷，積累繪畫素材，毅然放棄國立藝專教授的誘人職位，踏上去西北寫生考察之路。事實證明，這是關山月一生中一個重要而成功的決定。其間他游歷了華山、河西走廊、祁連山，探訪了藏族、哈薩克族的生活， 尤其在敦煌臨摹寫生月余，認真研究了敦煌壁畫的畫法、風格、色彩及結構特征，還與常書鴻、趙望云與張振鐸徹夜長談，分析中國古代佛教壁畫的造型特征與印度繪畫風格上的聯(lián)系與區(qū)別，得出民族性特征很早就形成的結論。

在敦煌研習臨摹月余，關山月臨得一百多幅敦煌壁畫，獲得中國古代繪畫的第一手研究資料和心得。關山月與李小平在趙望云和張振鐸走了之后，仍繼續(xù)他們的西北之旅，他們在甘肅與青海前后待了四個多月，不僅打開了一個為中國美術所從未涉及的地域，了解了那里的歷史和人民的生活，創(chuàng)作了一大批反映西北的作品，又因研究敦煌，真切而具體地了解了我國古代的美術傳統(tǒng)。從西北回到四川之后，關山月在重慶舉辦了他的《西北紀游畫展》，畫展中展出了包括敦煌臨摹的作品及西北各地山水及民俗寫生作品一百多幅。

在關山月的畫壇地位上有著極重要意義的，是1959年和傅抱石一起畫的人民大會堂大型繪畫《江山如此多嬌》。這幅放置在中國國家標志性建筑中最顯赫位置上的作品，使二人成為中國家喻戶曉的畫家。有關部門邀請傅、關二人到人民大會堂作畫，本是各作一幅，但因臨時決定二樓宴會廳一處顯要位置要作巨幅毛主席詩意畫《沁園春·雪》，才讓二人合作完成該畫。《江山如此多嬌》一畫，懸掛于人民大會堂最顯著之位置，也以旭日東升、萬象更新、朝氣蓬勃的意象而成為那個火紅的時代的標志。亦如多年后，關山月在回憶與傅抱石共同創(chuàng)作這幅作品時所說：“由于我們有了一個時代脈搏與傳統(tǒng)根源的共同基礎，有了‘筆墨當隨時代’共同遵守的原則，都本著‘師古不泥古’‘師自然要主宰自然’和‘藝術不脫離政治，但不是政治的附屬’等共同的見解，以及在實踐上各自均有一定的創(chuàng)作經(jīng)驗和較深厚的生活積累，這些都是我們能合作得好的條件。”你看，“時代脈搏”正是《江山如此多嬌》的靈魂，當然也是關山月一生藝術的靈魂。

關山月一生的藝術創(chuàng)作總是與時代相共振。從上述抗戰(zhàn)時期的抗戰(zhàn)主題畫創(chuàng)作，民族文化復興思潮中的西北寫生之作，到社會主義建設時期之《新開發(fā)的公路》(1954年)、《山村躍進圖》(1957年)、《向海洋宣戰(zhàn)》(1960年)、《綠色長城》(1973年)，無不如此。關山月那緊扣歷史、緊扣時代的藝術創(chuàng)作，都是20世紀這個歷史時段的藝術見證。

(作者系四川大學藝術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