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漫長的歷史長河中，史前玉器，商周青銅，秦漢古璽，魏晉書法，唐宋繪畫，明清瓷器，就如同中國文學之有楚辭漢賦、唐詩宋詞般著稱世界，并被公認為世界之瑰寶，藝術之巔峰。它們構成中國藝術品發展的基本源流和成就特征，鮮明地刻上了中國文化的烙印，更是歷代鑒藏家財富和見識的驕傲，價值和精神的寄托。

中國藝術品鑒藏的歷史，與藝術的發展歷史有著密切的關系，但它與人類藝術行為起源并不同步。不過人類收藏活動的源頭仍可推溯至人類的原始本能時期，即早期對食物的貯存和生產資料的收藏。經過漫長的文明進化，歷經不同的歷史階段，鑒藏活動成為一項獨立的社會活動。在技術和文化的支撐、催化下，藝術品鑒藏不斷地借用了更多的其他手段、灌注了收藏者更多的動機和精神寄托，成為了一種更復雜、更高級的人類社會行為。

考古發現有力地證明了這一點。玉器也許是中華民族最早具有被“鑒藏”屬性的藝術品之一。以此為起點，中國的藝術品鑒藏活動開啟了至少5000余年的漫長歷史。從此，中國人高超的藝術創作，與發達的鑒藏活動相伴相生，鑒藏活動的起伏，又與國家社會的政治、經濟盛衰休戚相關。歷朝歷代的藝術品為國人鑒藏活動之發育和成長，提供了豐富的物質對象，而偉大的文明進程和長期穩定的社會形態，為鑒藏活動的繁榮提供了堅實的存在基礎。

中國藝術是華夏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漫長的發展時期形成了獨有的根脈和系統，它與華夏民族的宇宙觀念、意識形態、思維方式，以及技術工藝緊密相關，特別是技術的發展在藝術創作中發揮了關鍵作用，它使藝術家的奇思妙想有可能成為千姿百態的物之形態，使眾多的實用器物，變成了藝術品而留存于這個世上。

在漫長的歷史長河中，史前玉器，商周青銅，秦漢古璽，魏晉書法，唐宋繪畫，明清瓷器，就如同中國文學之有楚辭漢賦、唐詩宋詞般著稱世界，并被公認為世界之瑰寶，藝術之巔峰。它們構成中國藝術品發展的基本源流和成就特征，鮮明地刻上了中國文化的烙印，更是歷代鑒藏家財富和見識的驕傲，價值和精神的寄托。偉大的藝術成就為藝術品鑒藏提供了客觀條件，但作為鑒藏者的活動仍受制于外在的社會和技術條件，更與文化觀念和時代風尚緊密相連，兩者都深刻地影響著不同時期鑒藏者的主觀思想。

古代皇家收藏是歷代鑒藏活動的主體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中國歷代的鑒藏活動的主體是皇家。這一現象無論是傳世藝術品自身，還是在各種史志、著錄中，都有充分的體現。數千年以來，歷代帝王也一直以他們的統治下的國土為文明之邦為標榜，有著崇尚文物，聚蓄典籍、寶藏的傳統。

早期的藝術品從其基本特性中延伸的品類群生、彰顯教化、煊赫治功的功能，就是王權有意宣示的各種表現，因而為帝王所看重。而隨著藝術品形象、直觀、美化、娛情等藝術本體特性發育得愈加顯著，藝術創作的精神性溝通和悅目游藝的自由舒懷，得到了鑒藏者，尤其是王室的更為充分的認識。歷朝帝王，尤其是那些對藝術品抱有濃厚興趣、鑒賞眼光高人一籌的帝王，大多利用地位和權威，建府立制，或笑納各方朝貢進獻，或收羅天下珍品異寶，充棟內府禁苑;或調集天下名工巧匠，以為己用，形成以禮制政教為主體的“官家”宮廷藝術;他們的作為和標榜，直接影響了當時及后世鑒藏活動的方方面面。因此，中國歷代的鑒藏活動的主體是皇家。這一現象無論是傳世藝術品自身，還是在各種史志、著錄中，都有充分的體現。

《歷代名畫記》所記漢武帝“創置秘閣，以聚圖書，漢明(帝)雅好丹青，別開畫室，又創鴻都學以集奇藝，天下之藝云集”，或許是史料記載下的皇家首次大收藏行動。后代的帝王紛紛效仿，尤以新朝初立為甚，并不斷在體量上擴充，在管理機制上完善。鑒藏之物供帝王“聽政之余，旦夕披玩”。而社會穩定、王朝延續，宮廷往往累世接力，有的帝王自雅才藝，嗜好尤深，古之珍異，已充牣內府，仍更搜葺，以至天下寶物，收羅殫盡。如此高度聚藏的結果，就是所藏文物命懸國運，而最終等待的是王朝傾覆、寶物毀損流散的悲劇。秦漢之前不計，僅舉此后的二例足可令人扼腕悲慟。如漢末董卓之亂，內府“圖畫縑帛，軍人者皆取為帷囊，所收而西，七十馀乘，遇雨道艱，半皆遺棄”(《歷代名畫記》)。東魏侯景之亂，“太子(蕭)綱……所有畫皆載入江陵，為西魏將于謹所陷。元帝(蕭繹)將降，乃聚名畫法書及典籍二十四萬件卷，遣后閣高善寶焚之……”被史家盛贊的“自江左以來，年逾二百，文物之盛，獨美于茲”(《南史·梁武帝本紀》)的累世所藏毀于一旦。類似浩劫幾乎每遇重大戰亂、帝都失控之際，歷朝都會悲

劇重演，屈指數來，宮廷庋藏之殤，竟有十次之多，而造成的損失，實是華夏文明的一次又一次災難。宮廷收藏是封建帝王專制統治下的必然產物，作為鑒藏史之主要構成，其始末成因，所得所失，洵足后人深刻探究和反省。

文人風尚引領了民間私藏活動的潮流

雖然皇家收藏是歷代鑒藏活動的主體，但文人風尚，卻引領了民間私藏活動的潮流。與皇家相對應的是民間，不過這個鑒藏群體的主要構成是貴族、官宦和富商，一般平民布衣是無法躋身這個以財富為基礎的特殊領域的。這其中文人士大夫是這個群體的主流。他們有的以開闊的知識視野、深湛的學問、較高的藝術品味，不斷探尋和開掘了鑒藏活動的內在精神世界，有的甚至親身參與藝術創作，將思想趣味與藝術表現相融合，標榜藝術品的文化價值，分野雅俗之間，形成了不同時期的風尚。知識階層大范圍介入藝術品鑒藏活動，也起端于魏晉時期。這與當時王權相對松弛、藝術創作活躍、精神文化需求等多種因素有關。從此，鑒藏活動與文人結緣。沿著這個軌跡，文人與中國藝術的各種形式發生了更加緊密的關系，并逐漸成為中國藝術的重要特性。當然，魏晉時期的鑒藏活動之所以繁榮，還與藝術品歷經漫長的兩漢物質和文化鋪墊準備，進入了市場流通領域，才得以沖破皇權禮制的禁錮，成為了一項可以留存于民間的文化活動，這是重要的準備條件。“有收藏而未能鑒識，鑒識而不善閱玩者，玩閱而不能裝褫，裝褫而殊亡銓次，此皆好事之病也。”(《歷代名畫記》)以書畫鑒藏為標志，知識階層的介入，大大推動了鑒藏活動內涵的完備和形式的豐富。如謝赫姚最之外，南北朝時期尚有羊欣、陶弘景、虞和、王僧虔、任昉、阮孝緒、袁昂、庾肩吾、顧愷之、宗炳、王微等一大批具有品鑒眼光的文人士大夫介入到書畫鑒藏活動之中，不僅開啟鑒藏著錄一科，更以各自的學識大大推進了藝術品鑒的實踐總結和理論研究。及至北宋，鑒藏風氣蔓延到整個文人階層，書畫典籍的收藏，更是形成世家傳統;歐陽修、趙明誠、呂大臨等以博通經史之才，以金石學開啟了鑒藏研究的嶄新門徑，且為鑒藏學體系的建立做出篳路藍縷之功。到了明清兩季，隨著手工業的發達、海外貿易以及地下碑刻器物出土的增多，公私鑒藏異常繁盛，受樸學的影響，一些閣僚高官和學界大家發揮了至關重要的學術探究、引領鑒藏的作用，如文徵明、項元忭、董其昌、錢謙益、翁方綱、孫星衍、阮元、何紹基、陳介祺、吳大澂等，都在多個藝術收藏領域內，成為知名的學者型鑒藏家。文人士大夫在鑒藏活動中地位的不斷凸顯，與他們在中國社會階層的地位變化極為有關。

縱觀歷朝的藝術品鑒藏之發展，每逢政治清明，社會安定，經濟繁榮，正是鑒藏活躍發展的大好時期，而鑒藏的重要對象———各種藝術品，包括字畫和瓷器、銅器、玉器等各種古器物，本身也是前、當代社會昌明文化發達的結晶，這印證了與藝術有關的技術條件和創作水平的不斷提升。鑒藏活動開掘了藝術品的經濟價值，推進了藝術的實踐探索和與之相關的工藝發展，對社會經濟文化的繁榮產生了積極的影響。但隨著財富特性的愈加彰顯，藝術品也誘發著人類本性中自私奢靡乃至貪婪的陰暗一面，因而隨之產生了巧取、豪奪、賄賂、厚葬、盜墓、作偽等等與鑒藏相伴隨的種種骯臟行為。

域外中國藝術品鑒藏也是十分重要的內容

無論是從中國鑒藏史完整性還是從世界文化交流的不同視角來看，域外中國藝術品鑒藏也是一個十分重要的內容。域外鑒藏首先要研究中國的藝術品是如何“走出去”。古代中國雖然西困高原沙漠，東瀕滔滔大海，但藝術品鑒藏活動的范圍絕不僅限于中國本土，這是華夏優異燦爛的文明和堅韌不拔的民族秉性所決定的。最為著名的絲綢之路和海上交通，分別最晚于秦漢完成了與周邊鄰國的溝通。借助貿易和外交活動，中國藝術品必然早早地擔負起文化、經濟交流的使命，絲綢、瓷器因最受域外民族的歡迎而成為了主角，甚而演變為中國的代名詞。到了盛唐，對外貿易線路發展到了共計七條之多，距離、規模均創空前。宋元以后，隨著羅馬帝國的衰亡和中國經濟的南遷，陸上絲路逐漸為海上“瓷路”完全取代，至明以鄭和下西洋為標志達

到鼎盛。此后朝廷屢頒海禁，海上貿易雖難以真正禁絕，但規模無疑大大受限。直至鴉片戰爭，國門被西方船炮徹底轟開，但此后的貿易主導和“走出去”的方式完全顛倒，中國藝術品流轉海外的方式和影響，也截然改變，鑒藏活動的性質發生了根本變化。與中國近代歷史的轉折一樣，鴉片戰爭成為中國域外鑒藏活動的轉折點。

1860年10月的圓明園劫難，更是將災難與中國藝術品直接掛上了鉤，英法聯軍劫掠園中珍寶11天，并縱火焚毀三天三夜。這不僅導致了這座曠世園林和150萬件藝術品直接被損毀劫掠，更開啟了近世中國文物不斷流散的噩運，成為中國鑒藏史上最大的一次浩劫。就在清王朝命數將絕之時，又先后發現了震驚中外的殷墟書契和敦煌寶藏，正值動亂的中國無力看護這些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重大發現，僅敦煌文物就被英法俄日美等國以多支探險隊名義巧取掠走至少26000余件。進入民國，仍國事動蕩，戰亂連綿，從出土到傳世，從故宮到民間，國內外各種勢力和個人利用搶掠、偷盜、賄授、騙奪、私販、交易等種種手段，導致中華文物頻頻流向海外，以至無法計數。所幸的是在這段時期，雖然頻遇戰亂，中國藝術品最重要的遺脈———皇家珍藏，歷經萬險，雖此后海峽相隔，但大體未損，仍在中華子孫手中，也算創下一個鑒藏

史上最慶幸的奇跡。直至新中國建立，動蕩逾百年的一段傷心史終于劃上了句號。

中國被當時國際媒體譽為最具藝術氣質的國度之一

中國藝術品身處異邦的命運及其產生的影響，是鑒藏研究的另一個重要內容。囿于地理和語言的阻隔，我們對于域外的中國藝術品鑒藏史料知之甚少，海外公私藏家的文獻尤其急需今天的學者去努力尋訪、挖掘。在日本，我們至今還可以看到奈良正倉院，它的價值，不僅僅是因為擁有保存完好的諸多中國珍寶，還因為它是八世紀遺留至今的中國藝術品在日本被鑒藏的原生態標本。鴉片戰爭后　(至新中國建立前)，中國藝術品流出呈現兩個特點，其一是流出量大，其二是流出等級高。就導致域外鑒藏的結果看，也形成兩大狀況，一，快速流散，數量龐大，現世界各地都有中國藝術品的大型收藏，其獲取時間大多正是這段近世中國文物大量流出的時間;二，流散的文物多為國寶，其中許多為新出土文物。這些高等級的藝術品的流散固然是我們民族文化的傷心事，但從另外某個角度看，客觀上增強了域外他國對中華文明的更多認識，中國藝術品的價值被一定程度地提升。典型的例證，是1935年，英國皇家藝術院

在倫敦舉辦大型“中國藝術國際展覽會”。這是在大量文物流出的背景下，由英國一些著名藏家和博物館聯合征集的包括故宮在內的世界藏中國藝術珍品，是世界歷史上首次集中展示中國的藝術成就，吸引了前所未有的參觀人群，成為轟動全球的藝術盛事。中國被當時媒體譽為最具藝術氣質的國度之一,足以與古希臘、古羅馬相媲美。展覽極大地加深了西方對中國文物鑒藏和研究的認識。

海外收藏家和古董商曾扮演了推廣主要角色

在這個過程中，歐美和日本的收藏家和古董商在此前后扮演了主要角色，他們與一些中國商人一起，施用種種手段，推動了中國藝術品成為世界鑒藏活動中的重要內容，多次掀起世界范圍內的中國熱潮。這其中最為著名的藏家如英國的斐西瓦樂·大維德　(Perciva1David，1892-1964)，他后來成為20世紀英國乃至世界最有實力、最有影響力的中國文物收藏家和學者，藏有1400多件中國瓷器，多數為官窯中的精品和帶重要款識的標準器。美國則有弗利爾(Char1es Lang Freer1854—1919)和顧洛阜(John M.Crawford,Jr.1913-1988)。弗利爾以收藏東亞美術而著名，后受來華傳教

士福開森(John C.Ferguson)影響，來過中國，收有大量一流中國青銅器、玉器、陶瓷和雕塑，創建著名的弗利爾美術館;顧洛阜則憑自己的悟性和見識，以鐘愛并致力收藏中國古代書畫珍品聞名，1984年前陸續將自己所藏捐獻給美國最大的博物館—美國大都會博物館。日本最出名的古董商山中定次郎，乘中國文物流散之機，向各國藏家、拍賣行銷售了大量的各種中國藝術品，其中包括宋官窯青瓷和清朝秘寶官窯琺瑯彩瓷;還有祖籍中國而游走海外的古董商盧芹齋(1880—1957)，以古玩店學徒出身，對鑒識中國藝術品有精湛眼光，先后在中國、美國、法國開設古董店，據傳歐美所藏中國文物，多半均經其手。

如今，即使從近世算起，中國藝術品在域外的歷史也已經將近有兩個世紀的歷史了。在如此漫長而又背景不同的歷程中，尤其是在近代以來付出慘重代價，我們歷數那些人和物，心中不由泛起復雜的感情。但總體而言，中國的歷史文化和藝術成就逐漸贏得了世界的尊重，尤其在今天，中國綜合影響力的上升，更推動了中國藝術品珍貴價值的再認識?？陀^上，域外的中國藝術品收藏，與其他國家或民族的文明成就一起，匯聚成了人類共同進步的精神財富。

(作者系中國文物研究專家、上海書畫出版社社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