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傳》有“昭公十九年矣，猶有童心”的說法。《史記》沿襲了這一記載。《魯周公世家》載：“昭公年十九，猶有童心。”也可以說這是較早使用“童心”這一詞語的文獻。不過，《左傳》以批評的口氣言“童心”，《史記》卻沒有明顯的否定性傾向。裴骃《史記集解》引東漢學者服虔對“有童心”的解釋，是“言無成人之志，而有童子之心”。現在我們回顧歷史，似乎“有童子之心”恰是許多有文化貢獻的人們共同的值得肯定的資質。閱讀《史記》這部中國史學童蒙時期的杰作，是可以通過其氣質與筆法的樸實、清純、天真，親切體味著家的“童心”的。

                                                   司馬遷(公元前145年—前90年)

司馬遷與《史記》研究的名家李長之在《司馬遷之人格與風格》一書中，對司馬遷于他所處時代的另一代表性人物漢武帝進行過比較。他注意到這兩位歷史名人有共同之處：“漢武帝之求才若渴，欣賞奇才，司馬遷便發揮在文字上。漢武帝之有時而幼稚，可笑，天真，不實際，好奇，好玩，好幻想，司馬遷也以同樣的內心生活而組織成了他的書。”所謂“幼稚”“天真”“好奇”“好幻想”，正是“童子之心”的表現。

對于司馬遷的“好奇”，西漢揚雄《法言·君子》早有評價：“多愛不忍，子長也。”“子長多愛，愛奇也。”因此才取得“《太史公》，圣人將有取焉”的非常成就。揚雄所謂“愛奇”，后人或直接稱贊其“好奇”。歐陽修《帝王世次圖序》說：司馬遷“博物好奇之士，務多聞以為勝者”。徐孚遠《史記測議序》也寫道：“太史公志大而好奇”，“包舉廣矣”。

“好奇”而務求“多聞”，首先表現為歷史資料收集之求之“若渴”，對于其中富有“奇”的意味的信息之深心“欣賞”。司馬遷對于歷史現象“包舉”之“廣”，可以說到了極致。就通過實地考察豐富歷史體驗、充實歷史見識而言，王國維《觀堂集林》卷一一曾經說：“史公足跡殆遍宇內，所未至者，朝鮮、河西、嶺南諸初郡耳。”司馬遷勇敢敘寫“當代史”為許多評論家所贊許。顧頡剛肯定對于“武帝之世”歷史的記錄，是“《史記》一書，其最精彩及價值最高部分”。又說，“武帝時事為遷所目睹，其史料為遷所搜集，精神貫注”，因而實現了“光照千古”的文化成就。

“好奇”還表現為歷史觀察視角之新異的追求。有學者評價：“《史記》記載同他有交往的，他常從他們吐談中尋取這種便利……最可貴的，他還把這種關系深入到野人田父身上……”(盧南喬：《論司馬遷及其歷史編纂學》)《史記》避免了一般史書“不載民事”“未睹社會之全體”的痼病，能夠“大抵詳察社會，精言民事”(朱希祖：《中國史學通論》)。于是梁啟超《中國史學革命案》寫道：“(《史記》其書)常有國民思想，如項羽而列諸本紀，孔子、陳涉而列諸世家，儒林、游俠、刺客、貨殖而為之列傳，皆有深意存焉。”他關注司馬遷此奇異之“深意”，于是感嘆：“太史公誠史界之造物主也!”

“好奇”表現為歷史探索之創意，使得歷史革新、歷史推進的真實得以發現。正如有的學者所指出的，“司馬遷使到了他的筆下的人類的活動永遠常新，使到了他的筆下的人類的情感，特別是寂寞和不平，永遠帶有生命”(李長之：《司馬遷之人格與風格》)。

基于“童心”的“好奇”,還使得《史記》的文獻形制和語言風格超越了以往的歷史典籍。陳繼儒《史記定本序》寫道：“余嘗論《史記》之文，類大禹治水，山海之鬼怪畢出，黃帝張樂，洞庭之魚龍怒飛，此當值以文章論，而儒家以理學捃束之，史家以體裁義例掎摭之，太史公不受也。”司馬遷突破了舊有的史書記述風格的局限，使得其“文章”呈示全新氣象。俞正燮說《史記》可以看作司馬談與司馬遷合著，然而，“至其馳騁議論，談無與焉”(《癸巳類稿》卷一一《太史公釋名義》)。蘇轍《上樞密韓太尉書》贊美《史記》“其文疏蕩，頗有奇氣”。所謂“馳騁”“疏蕩”顯現的“奇氣”，無疑也是“好奇”追求的收獲。人們公認《史記》成就了中國史學和中國文學共同的經典。班彪曾經贊譽這部名著“今之所以知古，后之所以視前，圣人之耳目也”(《后漢書》卷四○上《班彪傳上》)。班固也說《史記》“貫穿經傳，馳騁古今”(《漢書·司馬遷傳》)。梁啟超肯定“《史記》自是中國第一部史書”(《要籍解題及其讀法·史記》)。崔適也稱《史記》為“群史之領袖”(《史記探源》卷一《序證·要略》)。然而又多有學者指出，《史記》不僅于史學建設多所創制，還體現出全面的文化優勝。朱熹說“《太史公書》疏爽”(《朱子語類》卷一三〇《歷代史》)。章學誠也有“深于《詩》者也”“千古之至文”(《文史通義·內篇五·史德》)的稱譽。魯迅也說《史記》不僅是“史家之絕唱”，亦“無韻之《離騷》”(《漢文學史綱要》)。讀《史記》，正是高等級的美學享受。從司馬遷著寫的這部名著中可以品味真實的美，充沛的美，深沉的美。

李長之說“漢武帝之有時而幼稚，可笑，天真，不實際，好奇，好玩，好幻想，司馬遷也以同樣的內心生活而組織成了他的書”。說到與“幼稚”“天真”“好奇”并列的“好玩”的“內心生活”，也許有人會聯想到與漢武帝頻繁出巡類似的司馬遷的長途旅行。蘇轍《上樞密韓太尉書》說，《史記》的“奇氣”，由自“太史公行天下，周覽四海名山大川，與燕趙間豪俊交游”。馬存說，“其文奔放而浩漫”，“其文停蓄而淵深”，“其文妍媚而蔚紆”，“其文感憤而傷激”，“其文雄勇戟健，使人心悸而膽栗”，都與司馬遷廣泛游歷對于不同的地理景觀與人文遺跡的親身體驗有關。他說：“子長平生喜游，方少年自負之時，足跡不肯一日休，非直為景物役也，將以盡天下大觀以助吾氣，然后吐而為書，觀之，則其平生所嘗游者皆在焉。”(凌稚隆《史記評林》卷首引馬存語)這里所說的“方少年自負之時，足跡不肯一日休”，是可以與我們討論的“童心”相互對照理解的。

對于自然的親近，也是“童心”的表現。《史記》以較多篇幅引錄漢賦文字，曾經受到一些《史記》《漢書》比較研究者的批評。比如明代學者王鏊《震澤長語》卷下說，《史記》沒有載錄賈誼的《治安策》和董仲舒的《天人三策》，是“疏略”于《漢書》。梁啟超《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也曾寫道，對于賈誼，“專載他的《鵩鳥賦》《吊屈原賦》，完全當作一個文學家看待，沒有注意他的政見，未免太粗心了”。其實，司馬遷重視漢賦作品，除了內心的文學偏愛之外，可能還由于漢賦對自然景觀的細致描繪，亦切合他熱愛自然的心理。《文心雕龍·比興》說，漢賦有“圖狀山川，影寫云物”的優長。有學者甚至說：“漢賦有繪形繪聲的山水描寫，是山水文學的先聲。”(康金聲：《漢賦縱橫》)有的學者分析漢賦“所鋪陳的事物內容”，首先指出“山川、湖澤、鳥獸、草木”(姜書閣：《漢賦通義》)。司馬相如《上林賦》有關草色林光“延曼太原，麗靡廣衍，應風披靡，吐芳揚烈，郁郁斐斐，眾香發越”等文句被收錄在《史記》中，體現了司馬遷特別的情趣，也為我們保留了寶貴的生態史料。

特別注意對事物細節的觀察并有所思考，是兒童心理的特征之一。《史記》對歷史人物表情的細致描繪，也與作者的“童心”有關。例如《史記》關于秦史，有一個特殊的語匯值得注意，這就是“得意”。秦始皇二十八年瑯邪刻石：“立石刻，頌秦德，明得意。”又說：“普天之下，摶心揖志。器械一量，同書文字。日月所照，舟輿所載。皆終其命，莫不得意。”秦二世回顧先帝事業，言“作宮室以章得意”(《史記·秦始皇本紀》)。李斯以述職表功為主題的上書，也說到“治馳道，興游觀，以見主之得意”(《史記·李斯列傳》)。《史記·六國年表》寫道：“秦既得意，燒天下《詩》《書》。”賈誼《過秦論》中秦“得意于海內”的辭句為司馬遷所重視，《史記·太史公自序》也使用了這一說法。對“得意”的關注，從這一政治表情分析政治心態，是《史記》政治史記錄的獨到之處。類似的例子，又如劉邦看到秦皇帝時感嘆“嗟乎，大丈夫當如此也”(《史記·高祖本紀》)，項羽則言“彼可取而代也”。鴻門宴歷史記憶之深刻，主要由于因《史記》所記述項羽、范增、項莊、劉邦、張良、樊噲等人物表情之生動(《史記·項羽本紀》)。

對兒童生活的關注，是《史記》超越諸多史書的獨有特點。扁鵲為“小兒醫”的故事(《史記·扁鵲倉公列傳》)，劉盈兄妹幼時隨呂后參與田間勞作的故事(《史記·高祖本紀》)，竇太后的弟弟竇少君“年四五歲”被拐賣從事苦工的故事(《史記·外戚世家》)，童年漢景帝與吳太子游戲時發生爭執，以博局擲擊對方致死的故事(《史記·吳王濞列傳》)，張湯兒時審鼠處刑，“其文辭如老獄吏”，后來成為司法名臣的故事(《史記·酷吏列傳》)等，都為司馬遷所關注，一一載入史籍，成為我們研究漢代未成年人生活的重要史料。

我們在考察漢代的兒童勞動與勞動兒童時還注意到，司馬遷在《史記·太史公自序》中回顧自己早年經歷時，說到在“年十歲則誦古文”之前，他曾經“耕牧河山之陽”。司馬遷童年親身從事“耕牧”實踐的勞動生活，使得他與“野人田父”能夠情感融匯，心靈相通。《史記》注重下層社會的物質生產與物質生活，也理解勞動階級的精神體驗，自然與這樣的童年生活有關。《史記》于是如梁啟超所說，能夠“以社會全體為史的中樞，故不失為國民的歷史”(梁啟超：《中國歷史研究法》)。我們思考漢代社會史、漢代未成年人生活史，乃至漢代文化史和漢代史學史，都不能不關注這樣的事實。

(作者王子今系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