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十三年(1924年)，攀丹《唐氏族譜》中“耕讀傳家”的畫面。 海南日報記者 陳耿 攝

海口府城金花村是丘濬故居。　海南日報記者 李幸璜 攝　海口府城金花村是丘濬故居。　海南日報記者 李幸璜 攝

任何社會現(xiàn)象，既有大環(huán)境使然，更有家庭環(huán)境在起作用，因為家庭是最基礎的社會組織，它所塑造的個體有對社會產(chǎn)生積極或消極的作用。

一個家庭，好的家道、家風、家教、家學，對子孫后代的熏陶是具有延續(xù)性的。

海南古代的文教，發(fā)軔于唐宋，盛榮于明清，一方面有官方的重視，文人的推動，一方面也要歸功于家庭對教育的推崇。

我們在回顧歷史和直視當下的時候發(fā)現(xiàn)，不論是官至朝廷內(nèi)閣宰輔的府城金花村丘濬世家，還是進士、舉人接踵誕生的府城攀丹村唐門，或是文昌雲(yún)氏、邢氏和瓊海黎氏等家族，他們對教育的重視，并不局限于或停留在對知識的獲取，對功名的追求，而是更加注重對品德的塑造，把“品行”、“修德”、“忠厚”、“勤儉”等放在第一位。

海南周刊從本期開始推出“海南家風”欄目，陸續(xù)刊發(fā)展現(xiàn)海南家風文化的報道，敬請關注。

明朝初年，朱元璋升瓊州為府，譽海南為“南溟奇甸”。其時文教鼎盛，學者才人，燦如星斗，大臣通吏，飲譽京華。成化二年(1466)秋，薛遠擢授戶部尚書，邢宥擢任都御史，丘濬擢拜翰林學士，均在一月之內(nèi)。當時，京都哄動，時人評議：即便天下望郡，亦屬罕見。時論稱此為“海外衣冠盛事”，海南被譽為“濱海鄒魯”。

及至清代，海南還誕生了兩對父子進士———張岳崧、張鐘彥和王映斗、王器成。

這些在科考上的輝煌，其背后都有一個個家庭，甚至是一個個家族很多代人豐厚的家風、家道和家學積淀。

家道：丘濬世家，以濟天下

終明一代，海南中進士者有62人，中舉人者達594人。丘濬、邢宥、薛遠等一大批學子，登上了朱明王朝的文化巔峰與權(quán)力殿堂。尤其是丘濬，明《名臣錄》述評：“本朝大臣律己之嚴，理學之正，著述之豐，未出其右者。”《四庫全書》收錄瓊?cè)酥鞑贿^12種(包括存目)，其中就有丘濬的《大學衍義補》等5種。

丘濬好學，過目成誦，史稱“三教百家之言，無不涉獵”。他歷任翰林院庶吉士、翰林院學士、國子監(jiān)祭酒、禮部尚書、會試總裁官、文淵閣大學士、戶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丘濬一生研究范圍涉及政治、經(jīng)濟、哲學、文學、醫(yī)學、戲劇等方面。他提出“勞動決定商品價值”的觀點比英國古典經(jīng)濟學家威廉·配第的“勞動價值論”要早180年。

由于丘濬對明代理學的非凡建樹，被明孝宗御賜為“理學名臣”。由于丘濬對文化的突出貢獻，被史學界稱之為“有明一代，文臣之宗”。丘濬一生，“詩文滿天下”。錢謙益的《列朝詩集》稱他：“七八歲能詩，敏捷驚人。”一部《瓊臺詩文會稿》，全書24卷，洋洋30多萬言，被清初學者焦映漢稱其“炳若日星，垂諸史冊，以繼往而開來可也!”

丘濬與海瑞一同被譽為“海南雙璧”，與海瑞、王佐、張岳崧同稱為“海南四絕”。是什么原因使海南鐘靈毓秀，集于丘濬一身?是明代海南文化沃土使之長成參天大樹?是聰明睿智使之登峰造極?還是家庭教育、父母培育造就了一代文化巨匠?都是，但最重要的，是丘氏的家庭教育，是“可繼堂”孕育了優(yōu)秀男兒，賢臣俊杰。完全可以這樣說，沒有祖父丘普和慈母李氏的諄諄教誨，不可能成就絕代英華。

丘濬7歲，父親去世，祖父丘普“惕厲自持，不敢失墜”，寄希望于丘濬兄弟。丘普自題“可繼堂”匾額，并書聯(lián)“嗟無一子堪稱老，喜有雙孫可繼宗”。丘濬曾在《可繼堂記》中追記，說祖父囑咐兄長丘源，要他“承吾世業(yè)，學為良醫(yī)，以濟家鄉(xiāng)”;希望丘濬“拓承祖業(yè)，志為良相，以濟天下”。正是“以濟天下”的遠大抱負，塑造了理學名臣。

尤其是丘濬母親李氏，出身士紳之家，知書識禮。她年廿八喪夫，守節(jié)教子，“課其學業(yè)”，孜孜不倦。每日五更，雞鳴即起，伴兒誦讀;入學歸來，問其功課，詢其交游。及至游學帝京，為官廟堂，仍然致書“戒諄諄以忠謹，圖報國為言”。正是這種家庭教育的潛移默化，造就了一代儒學大師濟民、養(yǎng)民、安民、親民的思想品德和高尚情操。

丘濬與夫人吳氏繼承良好家風，重視兒女培養(yǎng)。長子丘敦，入讀太學，深研《素問》，著有《醫(yī)史》;次子丘京，以父蔭補中書舍人。丘敦子以祖蔭補尚寶司丞，其孫也以祖蔭補尚寶司丞;五世孫，為例監(jiān)生;六世孫，為郡庠生;七世孫，為舉人，任縣令……古人有說，“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可是理學名臣丘濬之家，以德為本，以學立身，甲第延綿了7代之久。

家風：丘海高誼，“樂耕”情深

丘濬世家不僅在科舉方面有成就，還有著良好的家風。這從海瑞與丘濬曾孫丘郊之間的一段美談，可以窺見一斑。

清代的《瓊山縣志》記載：明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時為瓊山生員的海瑞，應丘濬曾孫丘郊邀請，到“樂耕亭”談古論今，切磋學問，寫下了《樂耕亭記》與《樂耕亭詩》。

丘郊，號“西野”，“以文莊之后，蔭尚寶司丞”。其時，海瑞失孤，母親謝氏訪親威故舊，聘請嚴師教授兒子，“以琢以磨，兼有父道”。海瑞孝敬母親，奉守家訓，篤力勤學，曾撰《嚴師教戒》《客位告辭》《訓諸子說》等文抒發(fā)刻苦自勵，報效國家的志向與抱負。

在《樂耕亭記》中，海瑞坦言，交游之前，丘郊給他的印象并不好，認為仕宦子弟，恃祖上福蔭，不過是“豢養(yǎng)之人”。以海瑞的個性及其在瓊山郡學的聲望，他并不想結(jié)識此“紈绔子弟”。交往幾年，見丘郊品行端正，處世謙和，倒覺得自己有點比不上對方。

丘氏家學，海氏家教，成就一代英賢。在海公看來，“世祿之家”，要守“仁篤檢約之行”，實屬不易。丘郊筑亭，并非“流連光景，假此亭為游聚之地”，而是避免成為“谷粟之靡”“布帛之蠹”。為此，海公提出：“今之為民者五……士以明道，軍以衛(wèi)國，農(nóng)以生九谷，工以利器用，商賈通焉而資于天下。”如果不屬于此，就是“游懶之民，君子之所不齒”。

由此看來，沒有走上仕途之前，海瑞慨然以家國大事為己任的高尚情懷在《樂耕亭記》中已表現(xiàn)得淋漓盡致。與其說這是海公對丘郊筑“樂耕亭”的贊賞，毋寧說是他對丘氏先祖道德文章與人格學養(yǎng)的推崇。推而廣之，更是對丘公的家庭教育與慈母謝氏的家規(guī)庭訓的推崇。

為一座亭而作文賦詩，海公為今人留下了明代“樂耕亭”純樸美麗的自然景色。

《樂耕亭記》與《樂耕亭詩》流傳很廣，尤其是詩，更受歡迎。一首好詩，幾百年傳唱不衰，現(xiàn)不妨抄錄于下：“源頭活水溢平川，桃色花光總自然。海上疑成真世界，人間誰信不神仙。棋驚宿島搖深竹，歌遏行云入九天。良會莫教輕住別，每隨流水惜芳年。”

借詩言志，借亭抒懷。你看，田疇平川，潺潺流泉，亭榭園庭，灼灼桃花，躬耕之余擺開棋局，或歌或詠欣然忘懷，歡笑之聲驚動宿鳥。這般景致，料想神仙之樂，也不過如此。然而，更可貴的是海瑞與丘郊的鄉(xiāng)情厚誼，是瓊州先賢“耕讀傳家”的高貴品質(zhì)。

家學：攀丹唐氏，書香世澤

攀丹，海南文化古村，唐氏開基之地。立村于宋，歷祖歷宗，崇文重教，子孫尚學，丹桂飄香，仕宦輩出，聞名遐邇，難怪明人贊嘆“天下無雙唐氏，瓊州第一攀丹”。

郡志與譜牒均記：遷瓊始祖唐震，乃南宋名宦，為官純廉，執(zhí)法嚴明，政績卓著。南宋淳佑初年(1275～1277)，唐震、唐叔建父子已建“唐子藏書樓”，藏史書、醫(yī)書、兵書、藝文等書數(shù)萬卷，供弟子習讀。唐氏“授儒學，啟士民”，于郡東筑“攀丹義學書屋”，遣教于榕頭、涼亭、庭院……“父子修圣賢之學，興禮教以化黎民，郡人曾立碑頌之”。

進入元代，唐氏后人將“攀丹義學書屋”擴建為“攀丹義學書院”，由唐氏賢能任書院山長。及至明代，攀丹書院聲名鵲起，唐氏英才聲名遠播。明初，唐英“教鄉(xiāng)人弟子一十余年，束修絕無道及。”其時，郡縣文教大振，科甲鼎盛，丘濬、王佐、海瑞等名賢均出于唐氏門下。丘濬及曾孫丘郊均是唐家女婿，王佐是唐胄氏外甥，海瑞是唐胄的門生。

特別是唐胄，白衣進士，歷時廿年，崇尚教化，主張“治國莫先于立學以教士”。他育學興才，先是掌教“攀丹義學書院”，后來易名為“養(yǎng)優(yōu)書院”“西洲書院”，提倡“廣文宮冷未為貧，木鐸聲高道自尊”。清代，唐煥章、唐丙章先后執(zhí)教于瓊臺書院、東坡書院等書院。據(jù)統(tǒng)計，唐氏在島內(nèi)外任提學、教諭、訓導者才多達42人，可謂教育世家。

明代科考，攀丹唐氏子孫有6人考中進士，其中有唐舟與唐亮、唐胄與唐穆2對父子進士。如此衣冠禮樂，名宦蟬聯(lián)，不僅在瓊島絕無僅有，就是縱觀全國也很罕見。除了明代進士之外，科舉時代唐氏子孫有38人考中舉人，其中有4對父子舉人，有2名解元，有2名亞元。唐胄官至察院右副都御史、戶部右侍郎，《明史》稱其為“嶺南人士之冠”。

特別值得稱頌的是，唐胄用20年時間廣集史料，修成海南最早的一部志書《正德瓊臺志》44卷，內(nèi)容涉及疆域、郡署、地理、水利、風俗、賦稅、書院、兵防、古跡等方面，為今人留下珍貴的文化史料。此外，唐胄還編撰《廣東通志》《江閩湖嶺都臺志》12卷，《西湖存稿》《海瓊摘稿》6卷，文集《三賢祀集》《傳芳集》，并為王佐編刊《雞肋集》。

此外，唐氏子孫還著有《唐舟詩文集》《唐亮詩文集》《唐絹詩文集》《唐鼐詩文集》《唐翱詩文集》《唐瑤詩文集》《唐煥章詩文集》《唐丙章詩文集》;還有唐正的《榕崗集》，唐維的《歸田詩集》，唐宗憲修《唐震家譜》，唐穆《海天詩文集》《余學錄》，唐秩《海天孤鶴集》《唐秩詩集》;還有唐繼祖夫人的《馮銀詩集》，丘濬夫人的《唐夫人詩集》等。

真無愧為海南文化古村，攀丹唐氏子孫為海南文化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家教：家規(guī)族訓，正己修身

在海口市龍華區(qū)龍橋鎮(zhèn)道貢村，懸掛在吳氏宗祠里旌表教諭吳和謙和吳龍海父母的御賜匾額，雕刻雙龍戲珠和題寫“圖書重典”的歷史文化遺存，銘記了那個年代，千年古村吳氏宗族彰顯的社會風尚和價值理念。

“奉天承運：爾吳大權(quán)乃廣東廉州府合浦縣教諭吳和謙父，雅尚素風，長迎善氣，弓治克勤于庭訓，箕裘丕裕夫家聲……爾陳氏廣東廉州府合浦縣教諭吳和謙母，淑范宜家，令儀昌后早，相夫而教子，俾移孝作忠……”

這是傳統(tǒng)教育的內(nèi)容之一。朝廷褒揚，家庭顯揚，宗族榮耀，皆大歡喜。于是，族訂族訓，家立家規(guī)，強調(diào)正己修身。儒家思想，只有正己，才能修身;只有修身，才能齊家;只有齊家，才能治國平天下。雖然這里面有光宗耀祖的宗族宣揚，但也不乏思想精華。

取其精華，除其糟粕，這是中華文明生生不息的文化原動力。追念當年羊山古村的文化典范，不妨引用“家規(guī)族訓”中關于人文教化的良苦用心。其大意是：世風不古，習俗移人，制訂家規(guī)，冀圖“振一族之綱常，正人倫之大節(jié)，凡我族眾，當樹儀型于后裔……”

海南趙氏舊譜也有家訓十條，言簡意切：“敦孝悌”，“睦宗族”，“力本業(yè)”，“慎交游”，“和兄弟”，“訓子弟”，“尚勤儉”，“戒爭訟”，“遵法律”，“禁非為”。于今看來，古人垂教，兢兢業(yè)業(yè)，苦口婆心，不遺余力。

縱觀“家規(guī)”“家約”“族訓”“祠規(guī)”，其文化基石莫非“厚生族人，光輝族黨”，其文化蘊涵莫非是“孝、睦、慎、讀、和、勤、儉、約”等方面，歸根結(jié)底是為了讓子孫平平安安，居家樂業(yè)。至于從“厚生”向“光宗”轉(zhuǎn)化，那是歷史文化的產(chǎn)物，勿須苛責。

海島邊遠，移民文化，尤重耕讀。清道光九年(1829)，吳氏宗祠立了“常住流芳”石碑，碑曰：“吾吳族自營建祠堂以來，祖宗之祀典肇興，子弟之書聲不輟矣。但祭費與學資尚俱苦，其莫給恐無以厚先靈而篤培后學也。歲在己丑，興懷全族，齊心喜捐以為常住，由是恒產(chǎn)既置，隆俎豆以薦馨香，學校宏開，敦詩書而悅禮樂，則異日之人文蔚起……”

龍橋道貢吳氏重教，新坡卜宅曾氏重教，宗族祠堂合議，寫入族譜條文，明確祠堂田產(chǎn)收入，除供祭祀香燈開銷之外，剩余部分全用于學堂延師助讀資費。《曾氏族譜》載：英公本支學田收入谷子163擔全部用于“學中資費”，并做出“輪管學田”“延師教讀”等項規(guī)定。

從文化探索，到教化漸興，鄉(xiāng)土海南走過漫長歷程。回顧瓊島掌故，追念歷代先賢，聆聽書院弦歌，閑聊天涯軼事，絕非炫耀陳舊，奢談宗族榮光;更不是抱殘守缺，而是沙中淘金，是觀今宜鑒古，意在古為今用，旨在觀文成化，增強文化自覺，促進文化發(fā)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