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限娛令”不獨為當下熱詞，古代也有，尤以明清為甚。古代娛樂的主要品種單一，主要是“戲曲、說書”等，于是“限娛”火力也集中于此。

朱元璋在“限娛”的問題上，很注意“方法”，比如大張旗鼓地“抓典型”。《琵琶記》就是朱元璋為弘揚“主旋律”，親自主持策劃、制作的經典作品。

宋朝時，《琵琶記》就在民間廣為流傳，但因主人公蔡二郎是陳世美，戳痛了富貴而背棄良心的那些權貴，因此盡管宋元時沒遭封殺，但很不受政府待見。明初，高則誠改編《琵琶記》，主人公“蔡二郎”搖身變成當權者推崇的典型：比如他參加考舉，以無法照料雙親為由“辭試不從”;宰相強迫他做女婿，他“辭婚不從”;被欽點為狀元，他又以父母年邁，需回家盡孝道為由，“辭官不從”。重新“裝修”后，這出戲馬上引起了朱元璋的關注，當然，他看重的不是劇中的“插科打諢”，而是看重了結尾的四句詩：“極富極貴牛丞相，施仁施義張廣才。有貞有烈趙貞女，全忠全孝蔡二郎。”朱元璋多次贊揚該劇中的人物形象，希望天下臣民都要學習蔡二郎事跡和精神，始終遵守“孝義廉恥”，于是，在老朱的親自策劃下，《琵琶記》迅速“華麗轉身”，成為明政府“每節必演”的御用曲目，而改編該劇的高則誠也被老朱提拔重用。

朱元璋通過大力倡導《琵琶記》等“主旋律”作品，目的有二：一是教化臣民;二是擠壓其他娛樂節目的生存空間。但總有些人不怎么聽話，總要制造點擾亂視聽的“雜音和噪音”，對此，朱元璋則毫不留情、嚴厲打擊，比如《大明律》規定：“凡樂人搬做雜劇戲文，不許裝扮歷代帝王后妃、忠臣烈士、先圣先賢神像、違者杖一百;官民之家，容令裝扮者同罪。”

不僅老爸“限娛”，兒子也不甘落后。永樂九年(1411年)，明成祖朱棣頒布一項國策：“今后人民倡優裝扮雜劇，除……義夫節婦、孝子順孫、勸人為善及歡樂太平者不禁外，但有褻瀆帝王圣賢之詞曲、駕頭雜劇，非律所該載者，敢有收藏、傳誦、印賣，一時拿送法司究治。”

戲曲業在清代非常發達，在優伶云集的城市，通常建立有地方戲曲自治組織———“梨園公會”。當時的闊綽人家、達官貴人辦個喜慶、宴請個貴客什么的，如果沒有叫來“戲班子”，就算不上“有檔次”。乾隆皇帝是個出名的戲迷，他曾指令大臣編寫“宮廷大戲”，但就是這個熱愛戲曲的皇帝，也熱衷于“禁戲、限戲”。

乾隆四十年，皇帝欽指戲文《喜逢春傳奇》有“不法字句”，諭令地方官“查明所有紙本及板片，概行呈繳”，于是拉開了嚴厲禁毀戲曲的序幕。乾隆四十五年，乾隆再次下發“禁戲令”，要求各省督撫：“再查昆腔之外，有石牌腔、秦腔、弋陽腔、楚腔等項，江、廣、閩、浙、四川、云貴等省皆所盛行，請敕各督撫查辦。”

乾隆一朝，禁了大約300場戲。同治年間，江蘇巡撫丁日昌也主持過一場雷厲風行的禁戲行動，查繳“淫詞唱本”數百種，其中洪昇的《長生殿》、孔尚任的《桃花扇》、王實甫的《西廂記》、湯顯祖的《牡丹亭》等著名節目也都赫然在列。其“禁演”理由是：“不知調情博趣，是何意態，跡其眉來眼去之狀，已足使少年人蕩魂失魄、暗動春心，是誨淫之最甚者。” 清政府以老百姓的“精神保姆”為己任，他們的“良苦用心”是：“防止愚昧的老百姓被不健康的娛樂節目毒害。”

然而，直接“禁戲”，只是清政府限娛“組合拳”之一，除此，清政府還組織力量對允許演出的劇本進行修改。如乾隆就特別交代地方督撫，對“有應刪改”的戲曲“務為斟酌妥辦”，并且“粘簽解京呈覽”。

道光年間，分管意識形態的“內閣中書”徐時棟提出過戲曲創作的指導意見———即各類戲班表演的節目，要弘揚“忠孝節義為主”，如果劇情涉及“山海之荒唐，鬼怪之變幻”，則“要以顯應果報為之本”;戲文中凡是有“忠臣義士之遇害捐軀者，其結果應受賜恤、成神仙”，凡是有“亂臣賊子之犯上無道者，其結果應被誅殺、正國法”。

盡管乾隆的“限娛令”頻頻出臺，但實際收效甚微，比如“陜西梆子”唱紅京師，已經有四十多年的歷史，市井觀眾更是迷戀。為適應需要，一些戲班就不顧禁令，明里暗里兼演梆子;或者移花接木，或者改頭換面，很快就成了禁而不絕。“禁戲令”頒布幾年后，朝野上下慢慢發現很難執行，盡管禁令還在，但實際上“不廢而弛”，于是，高壓逐漸解除，“梆子戲”故態復萌，以后京城的戲曲演出，就成了昆曲、皮黃、梆子三足鼎立。

明清兩朝為何對百姓消遣的文藝節目“如防大敵”呢?個中原因，徐時棟曾“一語道破天機”：“場上竊玉偷香，則觀者淫心生;場上巧偷豪奪，則觀者貪心生;場上任氣力爭，則觀者斗心生;場上使智用巧，則觀者詐心生。反而是演忠孝節義之事，則觀者之良心不覺而自動矣，官府必須嚴格控制。”于是，像宣揚暴力與造反的《水滸傳》、《說唐》、《反唐》等歷史戲，當然被清政府堅決禁毀。

明清兩朝極力提倡的劇目，卻往往曇花一現，結果未能振興，而“陜西梆子”等民間戲曲雖屢遭打擊，卻屢挫屢奮。由是，娛樂方式之勃興，往往來自民間，盡管小百姓力量看似弱小，實則生命力強，它活在人心，怎能禁除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