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新夏先生的《說〈詩經〉》一文，講到周朝以禮、樂為教化之本，伴音樂之詩在民間流傳，最后形成三百篇之編，因其有很高的藝術水平，流傳開來。除了因為《詩經》本身有其獨特的史料價值外，來先生還說：“三百篇為人所重，則因孔子之推重。”至于《詩經》為什么受孔丘推重，來先生沒有細說。

周朝以禮、樂為教化，這沒什么疑問。唯應探討的是周朝所謂的禮、樂各是什么。從現存的文字文獻和出土文物實證來看，夏朝只是傳說中的一個歷史階段，沒什么禮、樂可言，到了商朝，留下來的確鑿可信資料也不多。孔子距離這兩個朝代并不太遠，他已經說“文獻不足”(見《論語·八佾》)，他的弟子對夏商之禮卻說得頭頭是道，這說明他們沒有老師在學術上態度那么端正。

到了周朝，承繼了商朝的文化。商人推崇天神，周朝人不信，持強烈的懷疑態度。但周朝人在現實中也很推崇天神，看起來奇怪，實際也不矛盾：他在自己原來的子民那里，對天神的存在進行質疑，以表示對前朝的否定;而在被他占領的、原來是商朝遺民居住的地域繼續推行天神思想：完全當作愚民政策，來統治信仰天神思想的商朝遺民。在這個過程中，周朝形成了一套嚴格的禮儀，即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類，實際上就是維護統治者統治地位的一套嚴刑峻法。

然而，為了掩蓋真實意圖，統治者又以樂為外衣，給嚴刑峻法罩上一層美麗的彩飾。班固在《漢書·禮樂志》里講得不少，孔子說：“安上治民，莫善于禮;移風易俗，莫善于樂”，這就把樂的作用無限拔高，到了與天齊肩的地步：以為文化發達了什么問題都能解決，人們就能安居樂業。其實，這也是統治者麻痹人民、渙散其斗志的一個手段。當年，德國和日本的文化不可謂不發達，但卻給世界人民留下了慘痛的記憶，這也能從側面否定孔子所夸大的“樂”的作用。

在中國古代，特別是周朝，“樂”的意義很廣泛，不僅僅指音樂、舞蹈、詩歌，也包括繪畫、雕塑、建筑，甚至田獵、廚藝、祭祀儀式等也含在內。從這個意義來說，舉凡人們感官的享受內容，似乎都可以囊括進“樂”這個大雜燴的盤子里。

在周朝時，學者不多。隨著社會的發展，中國學術發展史出現了繁榮的諸子百家的景象，各家對“樂”的態度也是不同的;從他們不同的態度里，也反映出中國古代學者對社會的各種認知和識見。

不用說，墨家主張“非樂”，因為他們認為樂費財費時費力，所以墨子說“為樂非也”;道家更走極端，根本就認為無為最好，五色五聲等“皆生之害也”。

與上述兩家的思想相反，儒家是主張享受的。作為儒家的主要代表人物，孔子并不總是一本正經，一副道貌岸然的樣子。《論語》里就多次記述了他的“樂”生活，例如“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后和之”，活脫脫一個風流倜儻的樂人形象。但是，他并不是為藝術而藝術的所謂知識分子，而是有自己的政治理想，他主張與民同樂，是為了讓人民更聽話，更喜歡這些樂。為達到這目的，就必須進行良好的樂的創造和制作，以使人民熱愛它，利用它，從而能更好地維護封建帝王的統治秩序。而《詩經》恰好是一個良好的載體，因此，孔子研究它，推重它。從學理上說，孔子推動了《詩經》的傳播;從根本上看，孔子是順應其儒家思想體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