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儒學的傳承創(chuàng)新既是早期儒家自身傳承的結果，又是在排拒與融合其他學說的結晶。墨子“非儒”與孟子“辟墨”是儒、墨兩家爭鳴的重頭戲，對儒、墨學派的發(fā)展產(chǎn)生了深遠影響，尤其凸顯出早期儒學的傳承與創(chuàng)新路徑。

一

儒家以修身為前提，以禮儀訓練與文化教養(yǎng)為己任。但在戰(zhàn)國時期，世襲宗法貴族的統(tǒng)治地位已被軍功新貴族取代。新的統(tǒng)治者忙于富國強兵事務，對儒家倡導的禮文化毫無興趣。百姓迫切要求停止戰(zhàn)爭，期待早日過上安寧的生活。墨子作為一名普通的下層手工業(yè)者，對民眾的疾苦與訴求了如指掌。他認為，儒家宣揚的禮文化很可能成為貴族的幫兇，無益于百姓民生。墨子認為儒家在社會上起到了極壞的作用，遂展開了對儒家的激烈批判。

《墨子·公孟》篇批評儒家有“四政足以喪天下”。其一，儒家不重天、不信鬼，導致社會上的惡人毫無宗教敬畏感，民眾也失去了批判社會的武器。其二，厚葬久喪，既耽誤生產(chǎn)，又靡財費時，加劇生活貧困。其三，弦歌鼓舞，助長統(tǒng)治者的奢侈腐化生活。貴族們的一頓飯“目不能遍視，手不能遍操，口不能遍味”(《墨子·辭過》)，如果再沉溺于弦歌樂舞之中，奢侈之風會更加興盛。其四，宣揚“命定論”，使貴族與平民各安其位，泯滅了民眾奮發(fā)有為、積極向上的斗志。墨子認為，儒學之所以不能惠及普通民眾，根源在于儒家“仁”說。“仁”首先是血緣之愛，以“孝”為中心，然后在家庭宗族、鄰里鄉(xiāng)黨、朋友君臣中次第展開。墨子認為，戰(zhàn)爭爆發(fā)的根源就在于人們各私其親，不能以對待自己親人的方式對待他人。鑒于此，墨子提出了“兼愛”的主張。如果人們“視人之國若視其國，視人之家若視其家，視人之身若視其身”(《墨子·兼愛中》)，那么，天下就會實現(xiàn)真正的和平與安寧。與“仁”相比，“義”是針對非本血緣宗族之人的關愛。墨家推行“兼愛”，以利天下百姓的理念踐行天下大義。只有打破狹隘的宗法觀念與本位主義，才可以做到“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財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勸以教人”(《墨子·尚賢下》)。君主行義，惠及民生;百姓行義，兼愛交利;天下之人行義，社會和諧安定。

墨子心目中的天是至善的，至善之天關愛百姓，就選拔至善之人作天子，天子又選拔賢人做官吏。如果天子不善待民眾，就辜負天意，喪失天職，不僅會遭到鬼神的懲罰，還會失去百姓的擁護。天與鬼神保佑百姓福祉，因此，墨子倡議天下百姓都要莊重地祭祀天鬼，回報天鬼保佑之恩。墨子的全民祭天祀鬼學說打破了天子祭天的專利，在人神關系中彰顯了人的主觀能動性，符合百姓的普遍的神靈信仰與利益訴求。如果說，儒家“敬鬼神而遠之”的態(tài)度體現(xiàn)了“以人為本”的思想，那么，墨子的“天志”、“明鬼”主張則彰顯了民本理念，提高了民眾的社會地位。

墨子及其弟子的“非儒”運動，聲勢浩大，獲得了最廣泛的民眾支持。這使本已陷入困境的儒家雪上加霜。墨家在批評儒學貴族氣質(zhì)的前提下，推動了“祭天祀鬼”、“勤儉節(jié)約”、“互愛互助”等簡易實用的平民文化的發(fā)展。墨家在儒家之后成為“顯學”的根源正在于其平民文化迎合了戰(zhàn)國時期廣大百姓的利益需求。

二

孟子“學于子思之門人”，是孔子、曾子、子思這一系早期儒家譜系的傳人。孟子時代，“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孟子·滕文公下》)。面對咄咄逼人的墨家，孟子以“欲平治天下，舍我其誰”(《孟子·公孫丑下》)的“浩然之氣”，毅然起而“辟墨”。

“仁愛”與“兼愛”是儒墨之爭的核心問題。要擊退墨家的進攻，必須徹底揭露兼愛的危害。恰好，墨者夷之厚葬其親的舉動暴露了墨家的理論缺陷。墨家贊同薄葬，批評儒家的厚葬主張，而墨者夷之厚葬其親的做法正違反了自家學說。當孟子批評夷之時，夷之卻以儒家主張的“若保赤子”為借口，辯解說“愛無差等，施由親始”亦為儒家所贊同。孟子對夷之的論調(diào)予以堅決的反擊，他指出，喪禮的真正內(nèi)涵不在于財產(chǎn)的多寡，而是源于子女發(fā)自內(nèi)心對父母的真愛情感。這種特定的情感體驗由血緣關系決定，而絕不可能來自外部，也不可能依靠推論方式獲得。但墨家既承認有發(fā)自內(nèi)心的情感之愛，又認為這種愛可以用語言與推論方式施于他人。墨子津津樂道的“視人之國若視其國，視人之家若視其家，視人之身若視其身”的兼愛精神，實際上是把特定情感庸俗化了。孟子認為，墨家把他人之父視為己之父，消弭了父親的特定內(nèi)涵。仁愛是儒家的核心價值觀，儒、墨在仁愛與兼愛問題上有著不可彌合的分歧，因此，孟子才尖銳地批判墨家的“兼愛”學說會使人成為無異于“禽獸”的“無父”之學。

傳統(tǒng)說法認為，孟子辱罵墨子為“禽獸”，遂以為孟子與墨子的學說是對立的。但如果把墨學置于孔孟之間加以分析，就會發(fā)現(xiàn)一個不爭的事實：孟子在捍衛(wèi)儒家仁學核心價值的同時，亦悄然對墨學進行了吸收。性善論與仁政學說是孟子對儒學的新貢獻，但如果我們只注重孟子對儒學的傳承的一面，很容易忽略墨學對孟子的影響。簡帛《五行》篇出土后，我們從子思五行說中發(fā)現(xiàn)了性善論的直接來源。但是，子思與孟子對“仁、義、禮、智”的論述尚有一定距離。子思的仁、義、禮、智既重外在之行，又重內(nèi)心之德，德行并重。而孟子已經(jīng)把仁、義、禮、智完全轉(zhuǎn)化為內(nèi)心之德、人性之善。子思并沒有把人性與善畫等號，而孟子直接說人無仁義禮智則“非人”。可見，善性已經(jīng)成為做人的必然條件。那么，孟子性善論的至善源頭到底是什么呢?

如果我們考慮到墨子對儒家的批評，不難發(fā)現(xiàn)，墨子對“天”與“善”的論述正被孟子悄然吸收了。《墨子》書中“天民”一詞出現(xiàn)2次，《孟子》書中出現(xiàn)了3次。值得關注的是，這個詞卻不見于其他早期儒墨兩家著作。墨子把至善之天與民連接以來，為人性找到了至善之源。“愛人利人以得福”(《墨子·法儀》)，扶危救困、愛人利人之人，獲得天佑而得福。墨子雖未明言人性善，但推行兼愛之人必定以人之善性為前提。墨子“官無常貴，民無終賤”(《墨子·尚賢中》)的主張，從“農(nóng)與工肆”選拔官吏的提議，均是墨子提升民眾地位的舉措。經(jīng)過墨家的宣傳及實踐，墨子的這些主張已經(jīng)喚醒了民眾積極爭取自身利益的意識。在風起云涌的墨家“革命”之后，孟子提出“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民本思想也就順理成章了。此外，孟子“仁，人之安宅;義，人之正路”(《孟子·離婁上》)的論述，既堅持了儒家仁愛的核心價值觀，又受到了墨子“行天下大義”的影響。墨子“非樂”，孟子則勸導統(tǒng)治者“與民同樂”，把墨子認為貴族專享的樂舞文化轉(zhuǎn)化為君民共享的社會財富。

經(jīng)過孟子對墨學的排拒、吸收與融合，儒學已不再是曲高和寡的貴族式的內(nèi)圣修身之學，而是發(fā)展成為兼濟平民的外王之學。從孔子到孟子，儒家在堅守仁學核心價值的前提下，又吸收墨學之“義”，走出了一條主體性傳承與包容性創(chuàng)新之路。

(作者單位：北京交通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本文系北京市哲學社會科學規(guī)劃項目11ZXC008、中央高校基本科研業(yè)務費專項資金資助項目2011JBM308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