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現(xiàn)實與傳統(tǒng)之間——讀荊永鳴《北京時間》

(《北京時間》,荊永鳴著,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14年5月出版)
多年來,荊永鳴一直以“外地人”的身份和姿態(tài)進行小說創(chuàng)作。他的《北京候鳥》《大聲呼吸》《白水羊頭葫蘆絲》等為他贏得了較大的聲譽,他成了“外地人”寫作的代表性作家。長篇小說《北京時間》仍然是他以外地人的視角寫的北京故事。
小說中的主人公“我”是一個來北京開餐館的外地人,因租房與大雜院里的住戶做起了鄰居。最初曾擔心坐地戶欺生排外,“我”和鄰居們有意保持著距離。后來“我”漸漸發(fā)現(xiàn),在物換星移的時代變遷中,這些“老北京”已不是現(xiàn)實的主宰者,而是被大時代甩在后面的小人物。他們和外來者“我”一樣,需要面對 具體的生存壓力,有著各自不同的難處與窘境。在柴米油鹽的交往中,“我”與大雜院里的鄰居由疏遠到相知相近,并結(jié)下了友誼。與此同時,“我”也漸漸地喜歡 上了借以棲身的小院和具有濃郁傳統(tǒng)文化底蘊的北京胡同。整部作品以一個都市外來者的視角,切入北京底層生活,娓娓道來,以立體化的敘述方式,再現(xiàn)了老北京 的傳統(tǒng)文化與風土人情。通過對各色人物的刻畫與描寫,展示了在時代變遷與社會轉(zhuǎn)型時期,多元文化碰撞、交融過程中,北京底層市民復雜的心理嬗變以及不同的 價值取向和命運結(jié)局。
實事求是地說,這些年“北京故事”或“北京往事”漸次退出了作家筆端,書寫北京的人與事已不多見,其間的緣由暫付之闕如。荊永鳴的“北京故事” 與以往老舍等“京味小說”并不完全相同:老舍的“京味小說”是身置其間的講述,他就是老北京,因此,關于北京的四九城、風物風情、習俗俚語都耳熟能詳信手 拈來。而荊永鳴則是外來視角,是通過觀察和認知來描摹北京的。但有一點相同的是,他們寫的都是平民的北京。這一點非常重要,今天的北京從表面看早已不是平 民的北京,它是政治、文化、商業(yè)精英和中產(chǎn)階級以及白領階層的北京。是這些人物在主導著北京的生活和趨向。因此,如果沒有北京平民生活的經(jīng)驗,要想寫出北 京平民的魂靈是沒有可能的。
荊永鳴多年“飄”在北京,他的生活經(jīng)歷注定了他對當下北京的熟悉,在他的小飯館里,五行八作、三教九流都穿堂而過。作者又是一個喜歡并善于交結(jié) 朋友的人,這些條件為他的小說創(chuàng)作提供了豐富的資源。北京發(fā)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但是北京的底色沒有變。什么是北京的底色,荊永鳴描述的32號院就是。北 京時間一日千里,但北京人、特別是北京胡同里的底層人,他們還是遵照過去的生活方式,特別是在處理人際關系方面,還是那老禮兒和熱情。在這部小說里,荊永 鳴寫了眾多的小人物:房東方長貴和方悅、鄰居趙公安、外來人胡冬、八旗后裔海師傅、小女孩楠楠、李大媽、馮老太太、整天坐在胡同里無所不知的老楊頭等,這 些人是北京胡同常見的人物,也都是小人物。他們和老舍筆下的《四世同堂》《駱駝祥子》里的人物身份大體相似。但是社會環(huán)境變了,這些人甚至與陳建功“轆轤 把胡同”里的人物也大不相同。荊永鳴在處理這些人物關系的時候,幾乎用的是寫實手法,比如找房子租房子,找朋友牽線搭橋;比如與趙公安“抄電表”時的沖 突,海師傅的從中調(diào)停;小酒館里的溫暖話語;小女孩楠楠和小朋友的對話……整部作品都充滿了北京的生活氣息。不僅如此,荊永鳴的過人之處還在于他對所有有 文學價值的生活細節(jié)的關注,比如他初入出租屋時發(fā)現(xiàn)的那個小日記本記錄的個人收支賬目。用敘述者的話說:“ 這些不同的物件和信息,既樸素又動人。它讓我發(fā)現(xiàn)了生活的豐富與多彩,同時給了我多少關于生命的想象!我在想,原先的房客,無論他們有著怎樣不同的生活煩 惱、不同的生活激情、不同的生活目標和不同的生活信念,對于這間小屋而言,都已成為過去了。我們是現(xiàn)在。作為暫時的棲居之地——這間小屋,將會賦予我們一 種全新的意義,并給了我們無限的期待。收拾它的時候,那種心情與感覺,就像是在布置我們的洞房。”這樣的文字并不驚心動魄,但字里行間所隱含的對于生活的 理解,卻遠遠高于正確而空洞的說教。
雖然“外地人”有自己生活的難處,雖然皇城北京人有先天的優(yōu)越,但他們都是好心人,都是善良的普通平民。小說中的房東方悅就是一個毫無“排外” 意識的善良女性,她與作為外地人的“我”平等相處,并建立了深厚的友誼,后來她因婚姻破裂而移居海外。小說最后,方悅從日本打來了電話,與小說敘述者有一 段非常爽朗又曖昧的對話,重要的是,方悅回國還要和他在“老地方”見面。他們要說什么和做什么已經(jīng)不重要,重要的是,普通人之間建立的那種不能磨滅又發(fā)乎 情止乎禮的情感。趙公安是個喜歡抬杠、愛發(fā)牢騷的人,他大事做不來,小事又不愿意做,心理上卻始終有一種生活在“天子腳下”的優(yōu)越感,但與其他鄰居一樣, 在這個人物的身上依然有著老北京人的許多優(yōu)秀品質(zhì):講禮數(shù)、通世故、自尊、熱心、生活得閑適而快活。
在這部小說中,最重要的一筆是寫到十余年間北京所發(fā)生的巨大變化,揭示了在社會轉(zhuǎn)型與城市變遷中各種人物的不同心理。比如,大雜院的突然拆遷使 街坊鄰居四散而去,趙公安和馮老太太卻成了老宅的堅守者,面對推土機的轟然進攻,他們就是不搬。只是老城區(qū)改造方興未艾、勢不可擋,作為“釘子戶”的趙公 安,最后雖然爭得了多于其他人的經(jīng)濟補償,但還是因為買不起市內(nèi)的房子而搬到了郊區(qū),而馮老太太卻被送到郊區(qū)的養(yǎng)老院。這期間,“我”這個外鄉(xiāng)人經(jīng)過多年 打拼,在市區(qū)買了房子,成了這個城市的新型市民。與此同時,更強有力的“闖入者”是胡冬,這個當年租房時被趙公安從院子里趕出來的人,幾年之后成了拆遷隊 的隊長,他不僅娶了一個城里的姑娘為妻,還親自拆掉了趙公安的老宅。幾年后,“我”與趙公安在過去居住過的地方不期而遇,悵然回首,五味雜陳,分手時又各 奔東西。在“我”的目送中,趙公安瘦小的身軀漸行漸遠,如同一個時代的背影。正因為小說中有了這樣一些鮮活的細節(jié),《北京時間》便顯得意味深長。作品雖然 寫的是當下,在渾然不覺間卻寫出了瞬息萬變轉(zhuǎn)眼即逝的歷史時間,這個變化之快實在是太驚人了。僅此一點,《北京時間》就不同凡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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