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魯迅有關》，顧農著，鳳凰出版社2014年9月第一版

每得一本新書我總是先睹前言、后記為快，許多書友亦如此。顧農新著《與魯迅有關》到手，它卻沒有后記，而前面的“小引”又很短，竟不足五十字。“小引”只說明書里所談，與魯迅“沒有任何無關的東西”，可謂是書名語義的重復，等于連這個“引”也沒有了。“小引”轉述了一句魯迅關于凡事“都和我有關”的話，那是魯迅的話。顧農自己的，加上魯迅說的，全文印在封面腰套，那么一小塊，我的失望可以想知。莫非補我失望，顧農特意扉頁上手書數語，倒比五十來字多出了一倍。抄如下：

此中諸文寫得拖拖拉拉，前后在三十年以上，而皆不合于橫行四海之西式規范，在當代英雄法眼中必屬野狐外道無疑。幸而學勇道兄一向似乎亦在此道之中，故樣書一到趕緊寄奉，以求其友聲，并乞鼓吹，說明雖野狐亦復有禪，可以同參也。如此，則學界幸甚矣。

其中“西式規范”云，指我近日轉閱給他的劉緒源文《“西式規范”之我見》(我與劉看法很是共鳴)，《文匯報》正討論學術論文寫作受這規范負面影響，針對不如人意的學位論文，有人指出大有學術寫作“去中國化”問題。

顧農本業治古典文學，于兩漢魏晉一段的建樹蜚聲學界，他的魯迅研究恰以魯迅與古代文化的關系見長，此書以此頗具學術特色(可惜書里未得充分顯示)。《與魯迅有關》談了不少魯迅研究中的問題，我不敢置喙。研究魯迅，我年輕時即錯過了學習他人成果時機，也由此失去探討興趣。在學校謀生，課堂上不得不講講魯迅的。所講止于常識而已，從來不敢撰寫關于魯迅的論文，“魯研”是門不小的學問。單說提出新論之前，必須了解別人說過什么，這就得下幾年功夫。因而我也從不鼓動碩士生做魯迅的學位論文——等你弄清了學界成果，差不多逾過了論文答辯時限。

讀《與魯迅有關》，無力評騭書中的真知灼見，感興趣的在于真知灼見的如何表達。正如顧農作為古代文學專家，他的表達充溢中國傳統的治學內蘊，很“中國化”的。譬如《魯迅的“硬譯”與周作人的“真翻譯”》一篇，談的話題較大，內容也分多個層次。周氏兄弟都主張逐字逐句的譯法，兩人表述和實踐程度則不盡相同，魯迅愈加“硬”一點，“寧信而不順”。他翻譯法捷耶夫的《毀滅》，主人公萊奮生的稱呼，不依中國習慣譯“隊長同志”，“硬”循俄文詞序譯作“同志隊長”，讀來好不別扭，不為讀者喜聞樂見，當然也不為后來的翻譯家效仿。然而，魯迅不為讀者、譯者所知曉所理解的苦心乃是，他不只堅持原著翻譯的真實，甚而意在藉此引進西方文法嚴密的長處以補中國文法不很嚴密。顧農文章摘引魯迅致瞿秋白信：

這樣的譯本，不但在輸入新的內容，也在輸入新的表現法。中國的文或話，法子實在太不精密了，作文的秘訣，是在避去熟字，刪掉虛字，就是好文章，講話的時候，也時時要辭不達意，這就是話不夠用，所以教員講書，也必須借助于粉筆。……要醫這病，我以為只好陸續吃一點苦，裝進異樣的句法去，古的，外省外府的外國的，后來便可以據為己有。

顧農接著感慨：“原來他有這樣深遠的考慮，心事浩茫地為中國的未來著想。事實上，在20世紀30年代，歐化的句法已經大量進入現代漢語的文學語言，從外國‘拿來’、‘據為己有’的東西越來越多。到今天，情況就更加是如此，這一趨勢方興未艾，大踏步地向前。魯迅的設想正在一步一步地成為現實。翻譯在這一方面的貢獻是必須承認的，對此大量的翻譯工作者恐怕未必自覺，而魯迅則不僅自覺，他簡直是有預謀的。”魯迅的話已經很明白了，無需多作分析闡釋，無需再演繹論證，顧農的感慨，雖三言兩語，但魯迅的自覺，遠見，意義，均說到了位。十年以前周作人已說過與魯迅大體相同的意見，顧農在文章中引述并評點，仍舊要言不煩：“因此可見周氏兄弟在這個問題上的深謀遠慮是一致的。由于這一思路過于超前，而且大大超出了翻譯工作者一般的責任，對此能夠深刻領會、自覺奮斗的人不算太多，可以說是必然的事情。”本來，超前、超出一般責任、曲高和寡且必然，每一點無不可引申、發揮，顧農且不，他相信讀者可以了然。擇取所論作家的言論、事例，簡要引述，再予以精要評點，正是最為樸素的方法：擺事實，“點”道理。一“點”即透，即透即止，何必絮絮叨叨。低估讀者學養、智商，絮叨若干廢話，恰是當下學位論文常見的弊病。顧農此篇所用材料足夠寫一篇內容厚實的學術論文，他只以隨筆出之，這是他堅持“中國化”的選擇。“中國化”論文深入淺出，舉重若輕，讀來不如“西式規范”的吃力，然而絲毫不意味它寫起來容易。倘根柢不深，缺乏學養和功力，只能是淺入淺出，舉輕是輕。

當然，“西式規范”也是一種選擇，顧農就寫過數量可觀的“西式規范”的論文，如他寫過許多“中國化”的學術隨筆。“中國化”抑或“西式規范”，因內容、因立意而定。無論中國化，西式化，必須有學問在內。近年“西式規范”往往“范”在架勢，學術底子綿薄便羅列概念、好用新詞;篇幅不足則肆意文字注水，批評者正有的放矢于此也。即如“中國化”的學術寫作，哪里只限詩話、詞話、札記，也還有《文心雕龍》那般皇皇巨著。微觀與宏觀，中國化與西式規范，彼此無可替代。有些論題，非詳加綜合、演繹、推論不可，非“西式規范”則難以解決。中與西，亦不相斥，唯相得益彰，學術才得共榮。

我與顧兄乃同窗，且每每所見不忤。“去中國化”的話題上尤為一致，不妨謂之同黨，忍不住說了這些助威的話，亦人之常情吧。我是不反對“結黨”的，只要不“營私”。文化繁榮，結黨或是一要素。這要素，文雅的說法是“流派”，流派紛呈正是繁榮的標志。

最后提一提顧農此著的微瑕。既然書里所集文章寫作時間跨度很長，最早有上世紀八十年代發表的，最好篇末注明寫作年月，此一時彼一時。著者和編輯都疏忽了，這于讀者準確地理解文章思想多少有點小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