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日，王蒙攜最新力作《天下歸仁：王蒙說〈論語〉》在京與讀者見面。著名學者趙士林、錢文忠作為嘉賓與王蒙圍繞《論語》，以及儒家精神展開了一場輕松的對話。

《天下歸仁：王蒙說〈論語〉》中，王蒙對《論語》進行了睿智深刻的“王解”與“評點”，再現儒家經典的微言大義。現場，王蒙說，《論語》中他很喜歡“禮”這個概念。“禮”就是要有規矩、有秩序，達到一種平衡，也就是“和為貴”。說到興起，王蒙還開玩笑地說起了“相聲”。“什么叫‘學而不思則罔’?學而不思你就變成網蟲了，整天沉迷網絡，顧得上思嗎?所以學而不思，你的水平就是網蟲。‘思而不學則殆’，就是說你沒有學問、沒有知識基礎、沒有經過自己的核查，就在網上胡說，只會成為雷人雷語。”

書中凝結了王蒙對《論語》的大量讀書心得，經典解釋轉述，將《論語》作為一部活的、有針對性、有現實感、貼近人生與社會的書進行閱讀理解發揮。值得一提的是，本書還打破了《論語》原有段落的排列，根據其內容重新劃分結構，使讀者能更系統地理解孔學精華。

前言/序言

斯文濟世，天下歸仁

一種文化，一種文明，多有對于幸福與美好生活的追求。當然也會有禁欲、壓制與更多地強調犧牲、把美好夢想寄托彼岸的講求，還有宣揚顛覆、仇恨、“圣戰”的激越。前者壓制，是為了精神純潔與神圣化，是道德完滿的代價，或是為了死后另一個世界的無限幸福;后者顛覆，則是由于對現存秩序與文化主流的否定與絕望。歸根結底，文化的追求在于光明、幸福、美好、正義、“天國”。孔子說顏回是：“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這也是夫子自道。尼采的說法則是：“理想主義者是不可救藥的：如果他被扔出了他的天堂，他會再制造出一個理想的地獄。”

中華文化傳統的形成離不開孔子，離不開儒學，離不開與儒學共生互爭互補的先秦諸子百家以及數千年來沒有停止過的對于儒學的陳陳相因、時有閃光的解讀與論爭。優于斯，劣于斯，疑于斯，習于斯，安于斯，欣欣于斯，凝聚于斯。中華傳統文化的格局奠定于東周時期，茲后兩千多年，到鴉片戰爭發生，沒有根本性的變化。

孔子年代，天下大亂，中央政權式微，五霸之類諸侯國家縱橫捭闔、血腥爭斗、計謀策略、陰陽虛實、會盟火并，眼花繚亂。各侯國權力系統、思想戰線，圍繞著爭權奪利打轉。失范狀態造成了民不聊生的痛苦，但也造成了群雄并起與百家爭鳴的政治、軍事、思想、文化，競相爭奇、碰撞火花的無比興盛。

國家不幸百家幸，國家多難，英雄輩出，自古已然。

孔子生活在這個爭斗時期，他宣揚的不是自己主張的必勝性、強力性、面貌一新性、卒成大業平天下性，而是斯文性、君子性、復古性。

孔子、老子，都是逆潮流而動，意欲挽狂瀾于既倒。

“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后死者不得與于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孔子在匡地遇到危難，他相信只要上蒼無意滅絕斯文，只要上蒼還要延續文脈，就不會讓他罹難：他是斯文的救主，他是斯文的最后幾近唯一的火種，他活著的使命在于延續與重建斯文，從而“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從而“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張載)。

他認為能夠帶來幸福與光明的只有道德文化。可能因為當時人口問題尚未過分地困擾著先人，痛苦不在于生產力滿足不了人民溫飽的需要，而在于人間血腥丑陋陰險危殆的紛爭，在于天下大亂，在于禮崩樂壞，在于貪欲膨脹，在于觚不觚：名實相悖、觀念混亂、是非不分、秩序與好傳統蕩然無存。

孔子也認為關鍵在于人心，人的事情，心決定物，人心大治，自然物阜民豐，溫飽無虞。孔子說：“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他憂的是這個。不幸的是，或者說可巧的是，這話好像是在說兩千數百年后的今天。

就是說，孔子認為天下大亂的狀態屬于世道，世道兇險因于人心，心性隨社會發展而復雜化、邪惡化、失范失衡化與歧義化：貪欲、乖戾、怨毒、爭利、暴力、嗜殺、陰謀、詭計、不仁不義、不忠不孝……正在毒化我們的生活與身心。扭轉乾坤、解決這些問題的抓手是文化：權力系統要懂得從民人的心靈深處

挖掘美好善良，將之提升，要依靠人性自有的美好本能，從孝悌親情入手，推己及人，及于恕道，用仁心統率與提升孝悌忠恕禮義廉恥誠信寬厚勤儉謙讓恭敬惠義好學敏求……從而取得認同，取得道義優勢，占領仁德高地，緣人性民心坐穩天下;而后乃教化天下，首先是教化君子，教化權力系統自身。權力系統的君王、大臣們接受了孔子的學說，則會因掌權而痛感仁德的重要性，因認識到仁德的重要而受到教化，而成為全民的道德榜樣，從而取得統治的合法性與說服力。

孔子認為權力的根基在于仁德，仁德的來源在于天地的榜樣與啟示。“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權力首先不是如林彪所說的“鎮壓之權”，而是教化之權，示范之力;叫作“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叫作“道之以政，齊之以刑”(用政策與行政治理引領民人，用刑罰管束民人)遠不如“道之以德，齊之以禮”(用道德教化引領民人，用禮法管束民人)，前者“民免而無恥”，能讓民人躲避懲罰，卻不能培育民人的是非羞惡之心性;后者“有恥且格”，才能讓民人培育廉恥，克服不端，心服口服，優化心性。

如此這般，孔子的理念是斯文救世，救國救民：用仁德代替兇惡，用仁政代替暴政，用王道代替霸道，用博大仁愛之心代替狹隘爭拗之心，用善良坦蕩規矩溫文爾雅取代邪惡放肆忤逆野蠻詭詐的亂世惡相。

這放在今天大概就是軟實力與巧實力，然而遠不僅如此，軟與巧不過是人的聰明心計，而孔子的路線是天命，“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中庸》)，仁德來自天命，天，才是終極的“高大上”，乃能“行健”，乃“自強不息”，能“厚德載物”，具“好生之德”，使“四時行焉，百物生焉”。仁德的典范則屬“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

老子、孔子都向往“無為而治”，這與千載后世馬克思主義共產主義社會國家消亡說，與現代社會小政府大社會說、簡政放權說……遙相呼應。

仁德首先是心性，又不僅僅是心性。它們外化并強化為禮，即行為范式、社會秩序、尊卑長幼規矩;外化為君子的斯文風范，君子的彬彬有禮、文質彬彬。這就叫以文化人，這就叫尚文之道。這就叫以德治國，以文治國，以禮治國，政治文明，斯文濟世。

“誠于中形于外”：倫常哺育孝悌，孝悌升華為仁德，仁德是核心，構建文化，文化表現為禮法，做事、舉止、進退，直到容貌、面色、身體姿勢與表情，都有章可循，有法可依，中規中矩，一絲不茍。尤其是君臣父子，恭謹誠敬，慎獨慎微，沒有給放肆混亂、倒行逆施留下余地。

在禮的推行上，孔子十分重視面容表情，提出“色難”命題，他重視苦練內功，他要抓靈魂，要培育“無違禮”、“三月不違仁”的喜怒哀樂與面部表情。直到當代，我們講到一些人們不喜歡的人、說法與文字的時候稱之為“面目可憎”。中華民族歷史上某些家伙的“面目可憎”問題，已經存在至少兩千五百年。消除可憎面目，是我們至今仍在奮斗的歷史重任!

孝發展而為忠，其理自明。悌發展而為恕：“推己及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順理成章，不由得你不喝彩。由小及大，由近及遠，由內及外，“郁郁乎文哉”(本是孔子稱頌周禮語)!

孔子說：“吾道一以貫之”，這個“一”就是道，這個道就是仁，這個仁就是德——仁義——文化——仁政——禮治。這個道是誠意也是正心，是修身也是齊家，是治國也是平天下，是忠恕也是仁義禮智信，是恭寬信敏惠，是溫良恭儉讓，是四維八綱——“禮義廉恥”或者加上“孝悌忠信”，是四德“恭敬惠義”，是克己復禮，是忠孝節義也是浩然正氣，還可以加上一切中華美德，一通百通，一美俱美。

從這個“一”出發，孔子乃有如下的一些重要主張：

第一是正名。基于漢字的綜合信息量，培育了炎黃子孫的看重整合，不喜條分縷析的方法論。除少量外來語外，命名就是定義定位，就是期待，就是價值宣示。命名代表了人們對于世界諸人諸事諸物的認識與把握，命名就是認識世界，命名就是治理安排拿捏。名中有義，名中有理，名中有禮，名中有分。正名就是整頓綱紀，就是名實相符，就是政策待遇確定，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就是有道，就是有章法，有秩序，有規律，有整頓，無亂象。

不僅孔子如此，老子同樣強調命名的重要性，他說的是“無名萬物之始，有名萬物之母”。不命名等于無萬物之母，即無萬物。

直到一九四九年后，我們仍然極其重視命名，例如人民國民之辨，例如敵我友區分，例如姓社姓資，例如地富反壞右戴帽子摘帽子，例如敵我與人民內部矛盾結論，例如左中右區分。有的人干了一輩子革命還在苦苦地等候一個人民內部矛盾的“名”——“結論”。有的為了爭當“左派”而不惜兵戎相見。此種思路，外國人怎么琢磨也琢磨不透，學學《論語》就會明白得多。

第二是君子與小人之區別，這也是一個大命名工程。孔子對社會大體上是兩分法：一部分人是治人，即權力體制中人;一部分是治于人，即被管理者。君子從社會地位來說是權力中人或候補權力中人。對于權力中人的文化要求與道德要求，當然要比從事生產勞動等“鄙事”的人眾要高。“君子不器”、“君子喻于義”、“君子周而不比”，即君子講究的是義理，是原則，是大局，是世道人心，不陷于教條與具體行業。而“小人喻于利”，小人看得見的只有實打實的眼前利益。“君子和而不同”，是真和;“小人同而不和”，是假抱團的宗派山頭黑手黨之類，終必土崩瓦解、樹倒猢猻散。君子之爭，爭起來彬彬有禮;小人之爭，無所不用其極，堅如磐石團結假象，一朝敗露。“君子坦蕩蕩”，正如故宮里皇上的題字，到處是“正大光明”，透明度一百一。皇上最痛恨的是底下的臣子與他斗心眼耍詭計。“小人長戚戚”，小人鼠目寸光，不會自我調節，小人多是低級性惡論者，他們感覺到的永遠是輕蔑、妒恨、陰謀，不是他嫉妒坑害或輕蔑旁人就是旁人嫉妒坑害或輕蔑他。

孔子對君子的期待既務實又理想，“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敬鬼神而遠之”、“不語怪、力、亂、神”……都很老到，堪稱精明入化。他的斯文救國論，他的“克己復禮，天下歸仁”，不但理想，而且純正天真大氣。

而他對于小人的論述，干脆是人情練達，世事洞明：“同而不和”啦，“言不及義”啦，“巧言令色”啦，“小人窮斯濫矣”啦，“小人之過也必文(掩飾)”(子夏所言)啦，“小人不可大受(承擔大事)”啦，“小人比而不周”啦，“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樂”啦……甚接地氣，眼里不摻沙子。讀之甚奇，“申申如也，夭夭如也”，一副士紳派頭的孔圣人從哪里了解那么多小人的世情洋相?孔子不火不溫，不“道學”，不冬烘，絕對不書呆子。

這樣，“君子小人所為不同，如陰陽晝夜，每每相反”(朱熹)，繪出君子的道德文化風范與小人的低俗可悲，君子與小人之辨就不是社會地位問題，而是文化教養問題了。孔子的君子小人之說不利于民權平等觀念的形成，但有利于保持權力系統中人精神面貌之精英性、示范性、先進性，對于中國這樣一個超大的發展極不平衡的國家，對于實行精英政治，集中權力治國理政，其實具有相當實惠的勸勉性與可操作性。

這樣的君子小人之說，還有被民人服膺的便利處。一是，你的權力來自道德文化，而不僅僅是世襲、血統、異兆、武力，老百姓聽著舒坦，好接受。二是，你的道德文化記錄太差，你就成了無道昏君獨夫民賊，民人就有權不承“載”你而顛“覆”你，老百姓就有權替天行道，造你的反，滅你的朝廷。三是，強調道德文化修為，開通君子與小人的交通路徑，緩解疏通君子與小人間的階級對立，為后世建立科舉制度打下思想基礎。四是，推動教育，增強讀書好學上進風習。

第三，孔子十分重視勸學，只有通過教化與學習，才能培養出文質彬彬，繼承斯文的高尚一脈，才能繼絕學，也才或有望于開太平。

孔子提倡的是學習型社會，是“溫故知新”，是“舉一反三”，是“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這后者即內自省比思齊還重要，還難做到，還偉大。《論語》中多次講到了自我反省的重要性，如“吾日三省吾身”，有一點點像基督教所提倡的懺悔，比懺悔的說法溫和中庸一些，不那么刺激煽情詐呼施壓。后世則將“自省”發展為高尚的“自我批評”。

孔子還講“三人行，必有我師焉”，講“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孔子主張在生活中學習，向活人高人學習，聯系自己的實際學習。他與死記硬背、生吞活剝、“尋章摘句老雕蟲……文章何處哭秋風”(李賀)毫不相干。后人在尊儒敬孔中出現“白發死章句……茫如墜煙霧”(李白)的呆鳥，是后人沒出息，孔子沒責任。

第四，孔子提倡中庸之道，提出各種事情各種場合所言所行都要恰到好處，“過猶不及”。這個中庸之道，是對于中華文化與孔子的尚一、尚同的重要補充。

孔子講“一以貫之”，孟子講“天下定于一”，老子講“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為天下貞(正)”。一了，同了，不爭了，自然天下太平，幸福指數飆升。

中國過去沒有西方所謂“多元制衡”的傳統。中國的平衡往往表現于時間的縱軸上：“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

這種尚一的傳統仍可能與漢字魅力有關，漢字表達的是形、聲、義。尤其是義，一個字可以涵蓋天地、包容宇宙、吞吐古今、囊括興亡，且具有精妙的結構。漢字是口語的書面化，而且有時是文字的精粹化、神圣化、終極化、“宗教化”。越是大人物越愿意用一個字或詞來表達一切真理。字越單一，解釋起來就越無限。更重要的是，一元化簡約化才能去除紛亂、陰謀、顛覆、爭奪、花花腸子。

長久以來，人們沒有看得太清的是：只有“一”卻缺少“多”的合理合法地位，也不是好事，它會使矛盾潛伏，負能量積蓄，釀造更大的災難。

除了尚一則是尚同，最高理想是世界大同，是共產主義式的“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是不分你我他，共享“一切的一，一的一切”(郭沫若)。

也許圣人、亞圣們多少看到了“一”化的危殆，看到“同”的困苦，才強調中庸，強調毋為已甚，適可而止，恰到好處，一直到留有余地。和而不同，已經是很漂亮的中庸之道了。

中庸之道的另一個方面就是一顆仁心，兩手準備：可以知可以愚;可以進可以退;可以用可以藏;可以顯可以隱;可以獨善其身，也可以兼濟天下;可以懷大志修齊治平，也可以帶著友朋學生春游沐浴、舞蹈吟唱(“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這就是對立統一，已經是中庸之道的進一步發展。我們多半知道老莊的精通辯證法，卻也應該知道孔子的中庸之道的辯證法。

同時我們不能不為孔子“知其不可而為之”的悲壯所感動。到了孟子那里，“殺身成仁，舍生取義”，更成為理想主義的彌賽亞(救星)了。

清末以來，社會矛盾高度尖銳化嚴重化，幾乎沒有給充滿危機感的國人留下中庸中和中道的空間。“五四”以降，人們對中庸之道厭煩，甚至認為那是一種不陰不陽不男不女的鄉愿嘴臉。“鄉原，德之賊也”，尤其在革命發動、抗敵慘烈的年代，你大講中道給人的感覺是逃避責任，狡猾市儈。

自孔子以來，《論語》流傳了兩千數百年，流傳當中誰能保證孔學不走樣，不被歪曲，不被利用?被接受被膜拜被高歌入云到那個程度，如果不是孔子而是別的“子”，弄不好會變成邪教。它是孔子的成功也是孔子的災難，一種學說發達到儒家那個份兒上，全民皆君子皆儒難于做到，儒降低成全民的口頭禪與旗號，同時去精英化去君子化去學理化則十分可能。現成的“文革”的例子，毛澤東思想大普及的結果是大歪曲。儒家既是精神的瑰寶源泉，也可能被庸俗化、極端化、煩瑣化、教條化、僵尸化、狗血化。

天下滔滔，到處講“舍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人們斗紅了眼的時候，敢于提倡斯文的中庸，需要怎樣的勇氣和智慧!

以色列總理拉賓，不是在戰斗中死于敵手，而是在和平努力中死于本國的“志士”。嗚呼痛哉!

承認中間狀態與多種選擇的存在，才能理解中庸之道的意義。中庸之道，恰恰是非專制主義、非獨斷、具備一定的靈活性松動性的一個標志。孔子一方面尚一，兩分世界，同時又強調中庸，強調和而不同，強調和為貴，強調“我則異于是，無可無不可”，承認在改朝換代大變動中多樣選擇的可能性。“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其斯而已矣……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他都予以理解，而說到他自己，則余地更加寬闊。

可惜的是以他的門徒自詡的人當中，呆滯者太多了，例如明代的著名清官海瑞。

第五，除了尚一、尚同，還必須尚文。文質彬彬的人方能中庸，急赤白臉、心浮氣躁的人不具備彬彬的文質，也就中不了庸，或者只會中出一個令人惡心的無恥無勇的低俗之庸來。

為何尚文?因為心性需要文明、文化、文藝、文學的滋養陶冶調理。“不學詩，無以言。”“《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孔子認為，要修齊治平、治國理政，就要抓文藝。

中國國情，只有好好讀《論語》等古代經典，才能拎得清。

第六，再進一步使文化成為行為的規范的，是禮。“禮之用，和為貴。”這是以和統禮。不是用法的懲罰暴力，而是用和氣的禮貌的文化熏陶來規范民人行為，這聽起來是多么優雅，多么理想，多么高明與可心。想想看，人人或者絕大多數人都斯斯文文、彬彬有禮了，還要嚴刑峻法打板子砍腦殼做啥?法治不能不苦不威不恐嚇，禮治卻溫馨喜悅甘之若飴也。

禮法中最重要的是祭禮與喪禮，表達了對先人、對祖宗、對天地，對生死、對生命鏈、對歷史和傳統、對久遠的以往也包含對亡靈與彼岸世界形而上世界的敬畏崇拜、深情重意。祭祀培養的是“慎終追遠”的厚德與擔當。這里已經飽含了宗教情愫，卻又延伸為做人做事的當下道德規范。

尚一、尚同、尚文、尚古、尚中(庸或和)，這五“尚”構成了中國君子之道德斯文——宗教崇敬體系。

第七，孔子強調的是周禮。一個朝代，一個政權，一種體制，在它最初建立的時候往往頗有動人之好處，否則西周如何取殷商、武王如何取紂王而代之?諺云：“新蓋的茅房三天香”，話糙理不糙。但世上壓根兒沒有完美無缺的體制運作與王權管理。時間長了難免暴露出缺陷問題，漸失新鮮感、敬畏感、認真感，漸顯言行不一、口是心非、形式過場、陳舊呆板、虛與委蛇、醬缸糞堆之類的弱點。《紅樓夢》里的賈府，禮數不缺，卻已腐爛透頂，搖搖欲墜。偉大中華，從孔子時代到現今，動輒嘆息世風日下、人心不古，《你的良心大大的壞了》(通俗歌曲名)，蓋有年矣。與其說是國人復古保守觀念是從胎里就帶過來的，不如說是理念與制度缺少民主多元的挑戰與與時俱進的發展所致。

那么孔學的主張在我國實踐得如何呢?遭遇又如何呢?

想想看，只要不覺得孝親與悌兄有多么艱難遙遠，恕道也就近在咫尺，忠也離我們不遠，寬厚自然而然地造就，知恥之勇油然而生，恭謹禮讓理所當然，廉潔與高尚成為風氣，道義之心壓縮逐利之心，君子坦蕩蕩的斯文抵擋得住所有的卑俗、兇惡、敵意與乖戾。

順著這個思路想下去，不免心花怒放，三呼圣人大哉：世道人心化險為夷，政治秩序化逆為順，世道風氣化澆薄為樸厚，處處謙謙君子，在在溫良恭儉，權力惠民，百姓忠順，君臣相得，鄰里相助，陰陽調和，這就叫作天下歸仁，斯文濟世。

這樣的天下歸仁的理想國并不會現成擺放，任你享用謳歌，而是要經過努力學習、長進、切磋、琢磨，才能成真成形成事：讀書明理，溫故知新，舉一反三，見賢思齊、見不賢思改，學而思、思而學，學而時習之，克己復禮……

這干脆可以說是古代的、以孔子為代表的中國夢。

可惜的是這樣的夢實現的時候少，望塵莫及的時候多，背道而馳的也不少。魯迅指出：“‘二十四史’而多至二十四，便是可悲的鐵證。”魯迅這里說的“可悲”，確實是中華之悲，也是孔子之悲，人人尊孔學孔，卻硬是出現不了天下歸仁、為政以德、萬世太平的美好局面。而到了近現代，遇到強力霸道的“外夷”，儒家孔學，更是狼狽慌亂，無以自處。

孔子的中國夢美麗、善良、單純、精彩、雄辯、適宜，卻不無天真。他可能還沒有來得及去探討推敲家國天下政治社會生活中的非斯文方面，權力與暴力方面，管理與匡正方面，利益與競爭方面，生產與財富方面，科學技藝方面。他也可能遠遠沒有顧得上去認知民人(首先是被他確實發現了許多弱點的小人們)在歷史上的作用。他不可能像二十世紀的毛澤東那樣提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

精彩書摘

學而篇第一

——1.1——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

王解：孔子說：“學了什么，而后常常溫習與實踐之，這不是很令人喜悅的嗎?有朋友從遠方來會面，這不是很快樂的嗎?別人不理解你，別人由于無知而做了傷害你的事情，荒謬的事情，你卻不生氣上火，這不是很有君子風范的嗎?”

評點：《論語》開篇，相當“文學”。它親切、自然，有情有理有趣，娓娓動聽，句式活潑生動，說的是生活中常見的狀況，讀之如沐春風，和暢有加。平易中卻見君子風度、士紳情趣，日常無奇中卻有一種提升的力量。

比較一下，不像《老子》開篇的“道可道，非常道”那樣高高在上、嚴肅宏偉。不像《莊子》開篇《逍遙游》的“北溟有魚，其名為鯤”那樣橫空出世、出語雷人。不像《荀子》開篇《勸學》的“學不可以已”那樣富有教訓色彩。不像《孟子》開篇一上來就見梁惠王，大講義利之辯、勢不可當。又不像韓非《說難》的“凡說之難，非吾知之有以說之之難也;又非吾辯之能明吾意之難也”那樣專業與小眾化。比較起來，《論語》一上來的三句話貼近生活、貼近實際、貼近大眾，當然還帶點讀書人的雅致與從容和平。

如果說《道德經》的開篇是“石破天驚新耳目”，《孟子》是“雄辯滔滔意浩然”，《莊子》是“云蒸霞蔚神仙境”，那么《論語》開篇堪說是“清調欣欣沐惠風”。

乍一看，三句話講三件事，而其聯想的軌跡，仍然歷歷可察。好友到來也是一種于學問與人生有益的溫習復習。溫習友情，溫習共同關心的話題，溫習各自的見解、共識、歧見與互補，溫習過往風華正茂的日子，溫習共享學識的精進心得，其情趣與讀一本當年曾經陶醉其中的好書不無共同之處。時習之，朋友來，都體會到某種相知的快樂，知音的親昵，可持續的美好。接著想到的是不知，是隔膜，是誤解與誤傷，豈能不君子一番，大方一番，不慍一番，一笑了之一番呢?中外紳士士紳，有幾個是易怒的?易怒非君子，無量是小人。但是，所謂“不知”這個話題的提出，無形中透露了孔子對于個人不為世用的遺憾心情。不慍，經過努力，經過有意識地自我控制，是可以做到的;不憾，大概未必。如果連憾都不憾了，“不知”與“慍”的關聯壓根兒也就不存在了，那么這句話就用不著“子曰”了。

一般專家前賢，只解釋“不知”為不了解自己，竊以為，更多的人其實未必那么計較自身的被知度。不想做帝王將相，不想做紅星達人，不具有知識分子的自覺使命意識，他們更關心的是自己的經濟收入、收成年景、身體健康、家庭和睦、無災無險……誰會去悻悻然每天尋找知遇、嘀咕因不被知而慍與不慍的問題呢?對于老百姓，更多的情況是見到別人做了傷天害理尤其是傷害自己的混賬事，說了混賬話，難以不慍罷了。但孔子認為真正的君子，即使無端被誤解被傷害，也不必當真慍惱，不妨一笑了之。

按以往的比較公認的解讀，“人不知……”中的“人”，恐怕指的是老板、長上、能影響你禍福的權力中人，一個人是不會在乎與自己無關的“人”或地位顯然比自己低下的人知或者不知自己的。而如果是解讀為別人無意中冒犯了自己，那就什么人都包括在內了。

將不知不慍的教導拉扯到因不知即不是完全有意做了傷害自己的事這邊廂來，也許只是望文生義，但愿最大限度地從文本中獲取可能的一切啟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