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卷中講義本

由整理者肖伊緋發現的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卷中)，是1919年胡適在北大講授中國哲學史時所講的中古哲學史部分。盡管只有54000字左右，而且作為未公開出版發行的北大內部的講義本，還留有很多排版校對方面的問題，但是它反映了胡適當年與《中國哲學史大綱》卷上一脈相承的治學方法和治學理念。卷中集中講述了漢代的哲學，第二章從道家到淮南子到董仲舒到王充，在論述哲學發展的同時，也涉及對天文學與讖緯迷信、對中醫的態度等等論述。

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卷上)自1919年2月出版以來，以其“截斷眾流”的理論創見與學術魄力，迅即獲得海內外學界及讀者的好評，再版數十次之多。此書被譽為“用現代學術方法系統研究中國古代哲學史的第一部著作”，然而讓眾多讀者意猶未盡的是，這部中國學術史上的開山之作，事實上只是上古時代哲學史，即先秦諸子時代哲學史，中古及近世哲學史并未囊括其中。

可以說，國內知識界還沒有人確認親自看到過《中國哲學史大綱》“卷中”部分。在學者肖伊緋開始著意搜集一些民國大學講義的近兩三年間，他一直暗自留意《中國哲學史大綱》“卷中”講義本，沒想到踏破鐵鞋無覓處，卻在去年有了意外的收獲。

據肖伊緋的一位杭州的書友稱，他在日本書市里曾見到過胡適的講義本，也的確是《中國哲學史大綱》，但只有“卷中”一冊，當時以為是沒有成套的“殘本”，所以沒有購回。

肖伊緋得知這一消息后，多次勸說朋友，經過多方努力，最終重新找到日本書商，通過網絡匯款購得此書。之后，肖伊緋和朋友相約在杭州虎跑喝茶，就在弘一大師紀念館后的一所茶園里，肖伊緋第一次見到了這本夢寐以求的講義本。他用一部清代刻本《桃花扇》，與書友換得此書。

該講義本的版心處印有“漢代的哲學”、“胡適編”的字樣，說明這仍是一部未完稿，因為胡適后來擬行的“中古哲學史”重編計劃囊括兩漢、魏晉、六朝、唐宋時期，而非僅有漢代部分。漢代的哲學屬于胡適中國哲學史“三段論”的中段，按照他的寫作計劃，前段先秦哲學史構成了哲史大綱卷上，兩漢與唐宋哲學史原擬共同構成卷中部分，清代及近代哲學史原擬構成卷下部分。當然，卷下只是停留在構想層面，并沒有寫出來，后來衍化成了胡適大大小小的專題研究論文及演講，原擬共同構成卷中的兩漢與唐宋哲學史部分也只有漢代的哲學形成了完整的講義本，并于1919年在北大有過集中講授。由此可見，漢代的哲學是胡適在尚未全盤放棄中國哲學史大綱全卷寫作的前提下，存世的、可以見到的，胡適在中國哲學史層面的最后的有系統的、有思想體系的著作。這樣的著作本身，具有承前啟后、繼往開來的過渡性特征，在研究胡適哲學史觀念方面具有里程碑式的價值。

在卷中講義本里出現了胡適評述中醫的章節，據說胡適曾患有的糖尿病也是經中醫診治后痊愈的，但胡適晚年又相當激烈地否認了這一說法，這是否說明作為新文化運動旗手的胡適有意回避早年的傳統思想?

在卷中講義本第六章“迷信與科學”中，的確出現了評述中醫的內容，這對研究胡適早期思想相當有價值。據目前掌握的材料來看，胡適早年的確患有腎功能方面的疾病，也的確是在西醫診費無效的情況下，求醫問藥于名醫陸仲安，并最終獲得治愈。這段史實，歷來眾說紛紜，又因胡適晚年的矢口否認而變得撲朔迷離。但從卷中講義本出現的胡適評述中醫章節來看，胡適早年對待中國傳統文明與文化的態度，并非是持完全反對、完全否定的態度，甚至于得出過東西方科學皆本源于“迷信”的說法。在他眼中，東西方科學(包括醫學)從發源之始并沒有孰高孰低、孰優孰劣之分，只是經過后期的發展與演進，尤其是社會政治制度及國家意志的影響之下，西方孕育出了科學精神，并進而催生出系統的、理性的科學，而東方一直停留在神秘主義階段，未能完成系統與理性的進化。

在卷中講義本里還出現了胡適評述古代天文學的章節，但胡適所要探討重點乃是，古代天文學某個階段進步與變革的動力是什么?古代天文學所代言的意識形態究竟是神權還是皇權?說到底，是為了挖掘與裁定——古代政治思想與國家意志對包括科學體系在內的各種意識形態究竟有多大的影響力，而并非就天文學論天文學，并非就科學成果談科學成果。這是胡適的高明之處，也是胡適的過人之處。這當然是與中國哲學史大綱這一思想體系相匹配的，不但相匹配，還是獨具一格的創見。這種創見超越了過去談學科史就只局限于某一學科之內的史料鏈接，在文科史范域內跨學科地引入自然科學史料，是創見，更是才性使然。當然，說即興發揮也無不可，講義本第六章“迷信與科學”本來就是胡適為北大史學門二、三年級準備的臨時講義，并不是胡適原定教學計劃內在北大哲學門的講義內容。這種跨學科授課方式，以及胡適帶有演講性質的授課風格，在當時的北大頗受歡迎——卷中講義本就印證著那個朝氣蓬勃的新學術時代。